《張賢亮小說自選集》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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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文字遊戲的書攤，我絲毫沒有激憤，我采取的方式是幹脆宣布我所有的小說都是“政治小說”，在人們的印象中盡量減弱它的文學性。
然而，不但我幾種版本的選集都能賣得出去，竟還有人盜版，證明讀者還沒有忘記我，或新一代的文學愛好者仍對我的作品有一定興趣。
這又說明我的“政治小說”除了政治之外還有一點文學性。
我想，這大概也是由我的性格和人生态度所決定。
我把文學創作當做參與社會活動，便真正發揮了語言的基質——用有意義的工具做有意義的事情——因而它就比任何玩弄語言以逃避現實的猜謎遊戲式的作品具有生命力。
而政治對于人最大的影響，無過于靈與肉、生與死。
這樣，我寫政治其實就一下子觸到了文學的根本，人最關心的終極價值。
正因為我始終把關注和參與現實社會放在單純的文學創作之上，即使蜷縮在西北一隅，彈丸之地，我自認為自己也有一定的敏銳，有一定的超前感。
在中國大陸，我是第一個寫“性”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九八五）、第一個寫城市改革的（《男人的風格》——一九八三）、第一個寫中學生早戀的（《早安朋友》——一九八六）、第一個寫知識分子沒落感的（《習慣死亡》——一九八九，不客氣地說，平凹的《廢都》晚我五年，當然他的寫法與我不同）、第一個揭示已被很多人遺忘的“低标準瓜菜代”對整個民族、尤其是知識分子的生理和心理損傷的（《我的菩提樹》——一九九四）……你可以說我寫得不好，但我畢竟開了風氣之先，是功是罪，我以為隻有後人才有資格評說。
亞裡斯多德說“人是政治的生物”，馬克思說“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合”。
尤其在中國社會，人的真正屬性不通過政治幾乎無從表現。
政治甚至滲透到床上旁觀做愛的全過程，柏拉圖的愛情常常也要以政治術語來表達。
政治敗壞或說是提高了中國的固有文化，使中國文化下降或說是達到了一個新的層面。
但隻要把語言當做語言，将語言的功能發揮到極緻，藝術便從中産生了，那也是今日的中國文化，不可置疑地體現了某個曆史階段。
最後，請允許我引用哈爾濱的白實來信中的話結束這篇前言，我并不是以讀者的贊揚為榮，實在是我從她的話裡感覺到了我自己的價值。
“自從迷戀語言，我最多地便是對死亡的觸摸。
你那些關于死亡的議論，已成為我追求生命的經典。
死亡，似乎是探索生命之門，每敲它幾下，聽聽它的回聲，才更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存在，生命的危難。
……你說你的‘全部人生價值和人生目的就是阻止極左路線在中國複活’，以親身經曆和感受寫的是‘政治讀物’，是這樣的麼？……我讀過一些類似你經曆的報告文學，如果單從哲學、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曆史的證明已足使我們切齒、阻止極左路線的重演，這一使命基本完成。
我從你的作品裡所汲取的更多的還是文學的質。
語言是你智慧的珍珠，是你思想的太陽雨，你的語言穿透歲月，歲月的斷壁紛紛坍圯。
你的語言犀利、敏感，牽動着讀者的每根神經。
從你的語言中，我看到你靈魂煎熬的全過程，死而生的一切痛楚，看到你漠視來自生存與死亡全部内容的所有恫吓，讓人捧着你的語言如同捧着你的五髒六腑，讓人辛酸痛徹卻不讓人懈怠、萎靡、絕望。
1994.12.11.
然而，不但我幾種版本的選集都能賣得出去，竟還有人盜版，證明讀者還沒有忘記我，或新一代的文學愛好者仍對我的作品有一定興趣。
這又說明我的“政治小說”除了政治之外還有一點文學性。
我想，這大概也是由我的性格和人生态度所決定。
我把文學創作當做參與社會活動，便真正發揮了語言的基質——用有意義的工具做有意義的事情——因而它就比任何玩弄語言以逃避現實的猜謎遊戲式的作品具有生命力。
而政治對于人最大的影響，無過于靈與肉、生與死。
這樣，我寫政治其實就一下子觸到了文學的根本，人最關心的終極價值。
正因為我始終把關注和參與現實社會放在單純的文學創作之上，即使蜷縮在西北一隅，彈丸之地，我自認為自己也有一定的敏銳，有一定的超前感。
在中國大陸，我是第一個寫“性”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九八五）、第一個寫城市改革的（《男人的風格》——一九八三）、第一個寫中學生早戀的（《早安朋友》——一九八六）、第一個寫知識分子沒落感的（《習慣死亡》——一九八九，不客氣地說，平凹的《廢都》晚我五年，當然他的寫法與我不同）、第一個揭示已被很多人遺忘的“低标準瓜菜代”對整個民族、尤其是知識分子的生理和心理損傷的（《我的菩提樹》——一九九四）……你可以說我寫得不好，但我畢竟開了風氣之先，是功是罪，我以為隻有後人才有資格評說。
亞裡斯多德說“人是政治的生物”，馬克思說“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合”。
尤其在中國社會，人的真正屬性不通過政治幾乎無從表現。
政治甚至滲透到床上旁觀做愛的全過程，柏拉圖的愛情常常也要以政治術語來表達。
政治敗壞或說是提高了中國的固有文化，使中國文化下降或說是達到了一個新的層面。
但隻要把語言當做語言，将語言的功能發揮到極緻，藝術便從中産生了，那也是今日的中國文化，不可置疑地體現了某個曆史階段。
最後，請允許我引用哈爾濱的白實來信中的話結束這篇前言，我并不是以讀者的贊揚為榮，實在是我從她的話裡感覺到了我自己的價值。
“自從迷戀語言，我最多地便是對死亡的觸摸。
你那些關于死亡的議論，已成為我追求生命的經典。
死亡，似乎是探索生命之門，每敲它幾下，聽聽它的回聲，才更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存在，生命的危難。
……你說你的‘全部人生價值和人生目的就是阻止極左路線在中國複活’，以親身經曆和感受寫的是‘政治讀物’，是這樣的麼？……我讀過一些類似你經曆的報告文學，如果單從哲學、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曆史的證明已足使我們切齒、阻止極左路線的重演，這一使命基本完成。
我從你的作品裡所汲取的更多的還是文學的質。
語言是你智慧的珍珠，是你思想的太陽雨，你的語言穿透歲月，歲月的斷壁紛紛坍圯。
你的語言犀利、敏感，牽動着讀者的每根神經。
從你的語言中，我看到你靈魂煎熬的全過程，死而生的一切痛楚，看到你漠視來自生存與死亡全部内容的所有恫吓，讓人捧着你的語言如同捧着你的五髒六腑，讓人辛酸痛徹卻不讓人懈怠、萎靡、絕望。
1994.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