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殿堂在股票市場的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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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建立了聯系，答應以後不斷地給瑞典文學院寄書來。
胖胖的管理員很高興，雙方都交換了通迅地址。
回國以後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何濱這個小小的工作人員有沒有條件給他寄書，寄過了沒有。
恐怕她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吧。
一個多小時以後，我們走出了瑞典文學院。
繞到前面，才知道我們剛剛進去的那扇門是側門，正門面對着一個小廣場。
正門的台階上坐着許多男女青年在曬太陽。
随便說一句，由于地理位置的關系，斯德哥爾摩難得有豔陽天。
禁聲同志說，他在駐瑞典使館工作了幾年，由于太陽曬得少，四十來歲的人頭發幾乎都掉光了。
我們去的時候又是春天剛剛來臨，所以遇到太陽好的天氣時滿街都是人。
瑞典人喜歡戶外活動。
在時間不允許走得遠的情況下，他們常常像我們的老農民一樣，擠在南牆根兒曬太陽。
這時，小廣場的木椅子上也坐滿了人。
都是一副懶洋洋的在享受陽光的模樣。
廣場上自由自在地走着許多鴿子。
地上很潮濕，還散布着許多鴿糞、垃圾。
堂皇的、世界著名的瑞典文學院的環境衛生可不怎麼樣。
這裡還要插一句：奧斯陸、斯德哥爾摩、哥本哈根的街道衛生都不像我們原來所想象的那麼好，商店連各自門前的雪都不掃，門檻外面的垃圾一律由市政工人負責。
有一次逛街，我向馬悅然教授介紹我國的“門前三包”，他也認為很好。
參觀完瑞典文學院，我們有一種聞名不如見面，而見面又不如不見的感覺。
心想，原來不過如此，很有些失望。
當然，這個印象很大程度是圖書館所展出的書給我們造成的。
後來，禁聲同志給我們說，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在現代，不僅僅靠作品，這裡面還有些“門道”。
第一，當然是政治背景，比如索爾仁尼琴之所以能得文學獎，幾乎完全在于他是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同時，還有文學思潮與不可捉摸的西方讀者的興趣變化。
比如拉美的馬爾克斯獲獎，就是西方普遍地突然對拉丁美洲的政治關注起來，再加上他的“魔幻現實主義”。
還有，就是技術因素：一個是翻譯，一個是活動。
所謂活動說明了就是拉關系。
瑞典文學院名義上不受政府幹預，但它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十八個老頭子院士仍然要受這一批或那一批名流的影響。
禁聲同志說，如果我國的文化宣傳部門能把我們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态度确定下來；認為獲獎也是我們的當代文學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标志，那麼在現在的國際形勢下，通過我們的積極活動，巴金或者艾青獲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當然，如俞連斯登自己也承認的，他們的評獎不可能做得十分公正，所以，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也不見得就說明我國的文學沒有達到一定水平。
通過這次訪問，我深深地感到了這一點。
我看還是本世紀初那些不願承擔此項評獎活動的院士有見識：靠十八個根本不可能熟悉世界各國文學情況的老頭子，來一年一度評選世界最佳作品和最優秀的作家，這件事本身就是很可笑的。
事實也證明，從一九○一年以來，世界上很多偉大的作家并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不影響他的偉大，如托爾斯泰；而許多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到後來卻默默無聞了。
我一面走，一面這樣想。
繞過正門的廣場，走到另一側的一條小巷子。
這條巷子比我們進門的那一條巷子熱鬧（在斯德哥爾摩，我搞不清東南西北，隻好說這一側，那一側）。
巷子邊有一個酒店，那天是星期五，——星期六在瑞典就開始放假，于是許多人正在排隊買酒，準備過周末。
還有幾個小“滂克”在巷子裡嬉鬧。
他們就住在瑞典文學院旁邊，他們完全不知道他們隔壁的這所學院頒發的一項獎金，牽動着世界成千上萬的文學家的腦神經。
霍爾小姐領我們走進這座文學的殿堂以後，就留在走廊的一間房子裡，沒有參加我們和俞連斯登的談話。
直等到我們出了圖書館才又接着導遊。
我們上了汽車準備回旅館時，霍爾小姐告訴我們，那瑞典文學院下面的一層，就是從正門進去的地方，并不屬于文學院，而是一家股票交易所。
這倒很有點象征意味：樓上的學院對文學作品所發的獎金，有時并不反映文學作品的實際價值，價格與價值是分離的；樓下交易所所售的股票，票面金額有時也不反映實物的實際價值，價格與價值也是分離的。
胖胖的管理員很高興，雙方都交換了通迅地址。
回國以後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何濱這個小小的工作人員有沒有條件給他寄書，寄過了沒有。
恐怕她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吧。
一個多小時以後，我們走出了瑞典文學院。
繞到前面，才知道我們剛剛進去的那扇門是側門，正門面對着一個小廣場。
正門的台階上坐着許多男女青年在曬太陽。
随便說一句，由于地理位置的關系，斯德哥爾摩難得有豔陽天。
禁聲同志說，他在駐瑞典使館工作了幾年，由于太陽曬得少，四十來歲的人頭發幾乎都掉光了。
我們去的時候又是春天剛剛來臨，所以遇到太陽好的天氣時滿街都是人。
瑞典人喜歡戶外活動。
在時間不允許走得遠的情況下，他們常常像我們的老農民一樣，擠在南牆根兒曬太陽。
這時，小廣場的木椅子上也坐滿了人。
都是一副懶洋洋的在享受陽光的模樣。
廣場上自由自在地走着許多鴿子。
地上很潮濕，還散布着許多鴿糞、垃圾。
堂皇的、世界著名的瑞典文學院的環境衛生可不怎麼樣。
這裡還要插一句：奧斯陸、斯德哥爾摩、哥本哈根的街道衛生都不像我們原來所想象的那麼好，商店連各自門前的雪都不掃，門檻外面的垃圾一律由市政工人負責。
有一次逛街，我向馬悅然教授介紹我國的“門前三包”，他也認為很好。
參觀完瑞典文學院，我們有一種聞名不如見面，而見面又不如不見的感覺。
心想，原來不過如此，很有些失望。
當然，這個印象很大程度是圖書館所展出的書給我們造成的。
後來，禁聲同志給我們說，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在現代，不僅僅靠作品，這裡面還有些“門道”。
第一，當然是政治背景，比如索爾仁尼琴之所以能得文學獎，幾乎完全在于他是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同時，還有文學思潮與不可捉摸的西方讀者的興趣變化。
比如拉美的馬爾克斯獲獎，就是西方普遍地突然對拉丁美洲的政治關注起來，再加上他的“魔幻現實主義”。
還有，就是技術因素：一個是翻譯，一個是活動。
所謂活動說明了就是拉關系。
瑞典文學院名義上不受政府幹預，但它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十八個老頭子院士仍然要受這一批或那一批名流的影響。
禁聲同志說，如果我國的文化宣傳部門能把我們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态度确定下來；認為獲獎也是我們的當代文學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标志，那麼在現在的國際形勢下，通過我們的積極活動，巴金或者艾青獲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當然，如俞連斯登自己也承認的，他們的評獎不可能做得十分公正，所以，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也不見得就說明我國的文學沒有達到一定水平。
通過這次訪問，我深深地感到了這一點。
我看還是本世紀初那些不願承擔此項評獎活動的院士有見識：靠十八個根本不可能熟悉世界各國文學情況的老頭子，來一年一度評選世界最佳作品和最優秀的作家，這件事本身就是很可笑的。
事實也證明，從一九○一年以來，世界上很多偉大的作家并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不影響他的偉大，如托爾斯泰；而許多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到後來卻默默無聞了。
我一面走，一面這樣想。
繞過正門的廣場，走到另一側的一條小巷子。
這條巷子比我們進門的那一條巷子熱鬧（在斯德哥爾摩，我搞不清東南西北，隻好說這一側，那一側）。
巷子邊有一個酒店，那天是星期五，——星期六在瑞典就開始放假，于是許多人正在排隊買酒，準備過周末。
還有幾個小“滂克”在巷子裡嬉鬧。
他們就住在瑞典文學院旁邊，他們完全不知道他們隔壁的這所學院頒發的一項獎金，牽動着世界成千上萬的文學家的腦神經。
霍爾小姐領我們走進這座文學的殿堂以後，就留在走廊的一間房子裡，沒有參加我們和俞連斯登的談話。
直等到我們出了圖書館才又接着導遊。
我們上了汽車準備回旅館時，霍爾小姐告訴我們，那瑞典文學院下面的一層，就是從正門進去的地方，并不屬于文學院，而是一家股票交易所。
這倒很有點象征意味：樓上的學院對文學作品所發的獎金，有時并不反映文學作品的實際價值，價格與價值是分離的；樓下交易所所售的股票，票面金額有時也不反映實物的實際價值，價格與價值也是分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