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師亦友說謝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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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内地電影、電視連續劇帶有“教育”任務，人們當然有權要求它符合情節所需的真實性。
更讓我看不下去的是演員的表演，真可謂“歎為觀止”，很多演員連“死”都不會“死”，臨“死”前還要找塊幹淨的地方慢慢躺下（這裡我想起謝添老人在《洪湖赤衛隊》中“死”的表演，可作為“死”的典範），簡直叫人不忍卒“睹”。
謝晉導演的影片除了早期的幾部，幾乎我全看過，我以為，盡管以今天的眼光看，因當時的政治條件不得不帶有某種遺憾，但它們全部都是中國電影史上的保留劇目，有幾部還可稱為經典。
其原因就在于謝晉的每一部影片無不貫穿着“情”。
在沒有高科技可以運用，沒有大投入，劇本也算不上特别優秀，表演藝術基本上已程式化，服裝、化妝、道具也并不精良，而且特别強調“政治标準”的影片，要讓觀衆看得進去并且感動，不靠劇中人物的情感吸引人還能靠什麼？“煽情”是一種很高超的藝術本領，是任何一種藝術門類的重要技巧。
謝晉就能牢牢地把握這種藝術技巧，運用自如，而且這“情”中還必須避諱最重要的愛情元素。
在沒有限制的完全自由狀态下創作出優秀作品，還不能算藝術家有本事，在有限的、不自由的空間創作出觀衆讀者喜愛的作品，這才是藝術家的高明之處；在不自由中争取精神自由，這個過程最能鍛造出高的人格境界。
打個不太适當的比喻，就像堤壩下的“管湧”一樣，那一小孔中沖出的水，力度是最大的。
今天走紅的年輕一代導演，可以對謝晉的電影藝術有這樣或那樣的看法。
我隻想說，這一代人中的絕大多數在今天這種至少是相對寬松的環境裡，有幾位能達到謝晉的人格高度？據說中國電影現在在“呼喚大制作”，說穿了就是要大投入，但中國電影每年統共才有20億元市場，10億被國外進口的“大片”取走，剩下的10個億由年生産的100部中國電影來分，這樣算來大投入怎能收回成本？那麼怎樣挽救中國電影？據我看，“謝晉模式”今天應有更重要的意義，值得好好汲取。
謝晉和我一樣，是個“主題先行”者，這也常常被人诟病。
其實，“主題先行”與信馬由缰，跟着感覺走都能出好作品。
具有曆史使命感，以民族國家命運為重的藝術家，其感覺總是引導他不由己地就選擇與民族國家的命運有關的題材，即通常所謂的“重大題材”。
當然，“重大題材”并非寫“大人物”或大場面，鴉片戰争是重大題材，在農村老漢和一條狗身上也可折射出民族和國家的命運。
所以，這類藝術家的“主題先行”，與“文革”提倡的“主題先行”完全是兩碼事，實際上是一種深層的“跟着感覺走”。
謝晉在他從影50周年的座談會上說，在《拉貝日記》之後，他一定要拍一部反映“文革”的電影出來。
他這藝術宗旨也是我一向遵循的，大概這就是為什麼他又将我的另一篇小說《邢老漢和狗的故事》拍成名曰《老人與狗》的電影的原因。
“文革”應該是中國電影一個挖掘不盡的題材，遺憾的是這類成功的中國故事片可說一部也沒有，以緻這一代年輕人中的絕大多數對中國這一段很重要的曆史毫無印象。
我以為這簡直是中國藝術家的失職。
張藝謀拍了很多被人叫好的影片。
我問過周圍的人，幾乎都說最喜歡的卻是他的《活着》（從盜版的光碟看到的）。
為什麼？這說明人們還是喜歡“重大題材”。
如連續放映謝晉的一系列影片，從題材到題材産生的環境，都能與中國當代史的一部分挂起鈎來。
謝晉的電影不僅有“氣”、有“神”，還有對民族命運的深沉的關懷。
（原載上海《文彙報》）
内地電影、電視連續劇帶有“教育”任務，人們當然有權要求它符合情節所需的真實性。
更讓我看不下去的是演員的表演，真可謂“歎為觀止”，很多演員連“死”都不會“死”，臨“死”前還要找塊幹淨的地方慢慢躺下（這裡我想起謝添老人在《洪湖赤衛隊》中“死”的表演，可作為“死”的典範），簡直叫人不忍卒“睹”。
謝晉導演的影片除了早期的幾部，幾乎我全看過，我以為，盡管以今天的眼光看，因當時的政治條件不得不帶有某種遺憾，但它們全部都是中國電影史上的保留劇目，有幾部還可稱為經典。
其原因就在于謝晉的每一部影片無不貫穿着“情”。
在沒有高科技可以運用，沒有大投入，劇本也算不上特别優秀，表演藝術基本上已程式化，服裝、化妝、道具也并不精良，而且特别強調“政治标準”的影片，要讓觀衆看得進去并且感動，不靠劇中人物的情感吸引人還能靠什麼？“煽情”是一種很高超的藝術本領，是任何一種藝術門類的重要技巧。
謝晉就能牢牢地把握這種藝術技巧，運用自如，而且這“情”中還必須避諱最重要的愛情元素。
在沒有限制的完全自由狀态下創作出優秀作品，還不能算藝術家有本事，在有限的、不自由的空間創作出觀衆讀者喜愛的作品，這才是藝術家的高明之處；在不自由中争取精神自由，這個過程最能鍛造出高的人格境界。
打個不太适當的比喻，就像堤壩下的“管湧”一樣，那一小孔中沖出的水，力度是最大的。
今天走紅的年輕一代導演，可以對謝晉的電影藝術有這樣或那樣的看法。
我隻想說，這一代人中的絕大多數在今天這種至少是相對寬松的環境裡，有幾位能達到謝晉的人格高度？據說中國電影現在在“呼喚大制作”，說穿了就是要大投入，但中國電影每年統共才有20億元市場，10億被國外進口的“大片”取走，剩下的10個億由年生産的100部中國電影來分，這樣算來大投入怎能收回成本？那麼怎樣挽救中國電影？據我看，“謝晉模式”今天應有更重要的意義，值得好好汲取。
謝晉和我一樣，是個“主題先行”者，這也常常被人诟病。
其實，“主題先行”與信馬由缰，跟着感覺走都能出好作品。
具有曆史使命感，以民族國家命運為重的藝術家，其感覺總是引導他不由己地就選擇與民族國家的命運有關的題材，即通常所謂的“重大題材”。
當然，“重大題材”并非寫“大人物”或大場面，鴉片戰争是重大題材，在農村老漢和一條狗身上也可折射出民族和國家的命運。
所以，這類藝術家的“主題先行”，與“文革”提倡的“主題先行”完全是兩碼事，實際上是一種深層的“跟着感覺走”。
謝晉在他從影50周年的座談會上說，在《拉貝日記》之後，他一定要拍一部反映“文革”的電影出來。
他這藝術宗旨也是我一向遵循的，大概這就是為什麼他又将我的另一篇小說《邢老漢和狗的故事》拍成名曰《老人與狗》的電影的原因。
“文革”應該是中國電影一個挖掘不盡的題材，遺憾的是這類成功的中國故事片可說一部也沒有，以緻這一代年輕人中的絕大多數對中國這一段很重要的曆史毫無印象。
我以為這簡直是中國藝術家的失職。
張藝謀拍了很多被人叫好的影片。
我問過周圍的人，幾乎都說最喜歡的卻是他的《活着》（從盜版的光碟看到的）。
為什麼？這說明人們還是喜歡“重大題材”。
如連續放映謝晉的一系列影片，從題材到題材産生的環境，都能與中國當代史的一部分挂起鈎來。
謝晉的電影不僅有“氣”、有“神”，還有對民族命運的深沉的關懷。
（原載上海《文彙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