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國文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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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
你給阿桂的信，因提及我的《男人的風格》，阿桂将清樣寄給了我，意思是讓我們形成一個“三角”的通訊關系，通過對你的《花園街》和我的《風格》的讨論，談一些創作上的問題。
記得在北京你那間小小的、然而大嫂布置得相當舒服的客廳裡，你、我、萬隆、良沛，曾談到以後要少給自己的作品作诠釋的話。
一個作家，寫出一部作品來，世界給他的感受和他對世界的看法，應該都在他這部作品裡了，至少是這一部作品應該包容了他的這一部分感受和看法。
如果他還有别的感受和别的看法，那麼他就應該寫出另一部作品來。
在這一部文學作品之外，他又不訴諸藝術手段，不通過藝術形象，而用論理的形式來闡述他的這一部分感受和看法，即使不能說這個作家在藝術上低能，也可說他有點唠叨吧。
并且，他對自己的作品作理論上的闡明，常常會制約讀者對他這部作品的理解，不是加強了他這部文學作品的效果，反而會削弱他這部作品的感染力。
所以，這種方法是智者不取的。
你給阿桂的信寫得很好，是談寫作《花園街》的契機的，并不是在洋洋大觀地闡述《花園街》中的不盡之意。
不錯，一座建築物的沿革，常會透露出曾居住在這座建築物中的人物的命運；幾易其主的過程，則形成了一段曆史，會引起後人的感歎。
蘇武的“樓成君已去，人事因多乖”，辛棄疾的“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和“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不都是因建築而啟發出的一種命運感麼？樓台依在，人事全非；但也有這樣的情形：雖然人事全非，可是後住者還是在重複前一家屋主的命運。
這裡，人物變了，但情節相同，仍然是那出悲劇，此事也是常見的，比如，過去不有一座“十三号兇宅”麼？然而，在我們現在，時代畢竟不同了，新的悲劇有着樂觀主義的背景和色調，最終會顯現出一片令人鼓舞的曙光。
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作家比古人幸運的地方。
程乃珊的《藍屋》我也讀過，藝術上雖略嫌粗糙一些，我還是很喜歡。
這不僅是因為她選的角度（即你說的“視線的焦點”）比較别緻，她筆下的幾個人物也寫得很“活絡”（上海話），生動地表現出了上海的某些市民形象。
可是，這裡有意思的是，同樣是從一座建築物的沿革開始，同樣是寫在這座建築物裡住過的人，立意、人物和情節的開展卻迥然相異。
我無意把程乃珊的《藍屋》和你的《花園街》作比較，這兩部作品是全然不同的作品；我更無意在這裡貶抑《藍屋》，我感興趣的隻是，為什麼你從一座建築物的沿革，一個曾住在這座建築物裡的姑娘和另一個現在住在那裡的姑娘偶然的對話中獲得創作契機，卻一下子挪到廣闊的社會主義改革的背景上去處理，把一個小小的靈感衍化成一部寫改革者的長篇小說來。
我是這樣想的，對你我這樣曆經坎坷，命運多蹇的人來說，即使你在貴州的“群專隊”裡，我在甯夏的勞教農場裡，也都在思慮着國家的命運。
痛苦的生活清楚地告訴了我們，我們個人的命運是和國家的命運緊密相聯的。
在這種心情中，不要說兩個姑娘那番有點令人心酸的對話，就是看到兩條狗打架。
我們也會聯想到社會問題上去。
這樣，在三中全會以後，我們當然會如你所說的，“為立志改革的鬥士們唱一支贊歌，使更多的人來關心、支持這場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改革”了。
不改革，中國便沒有出路，不改革，黨和國家就會滅亡；不改革，你我就又會墜入十八層地獄，哪有你優哉遊哉地寫《花園街五号》，我優哉遊哉地寫《男人的風格》的條件？對不對，你是哪裡爬出來的還滾回哪裡去吧！最近，不是已經有人借着清除精神污染之機，企圖一筆抹殺三中全會似來的文化創作成果了麼？所以，我們還可以加一句：不改革，便沒有當代文學的繁榮！ 我寫着寫着就扯到政治上去了，現在讓我再回到具體作品上來吧。
你前些日子給我的信裡曾說，我的《風格》和你的《花園街》有奇異的相似之處，如果有人願意從比較文學的角度來研究這一現象，倒是個
記得在北京你那間小小的、然而大嫂布置得相當舒服的客廳裡，你、我、萬隆、良沛，曾談到以後要少給自己的作品作诠釋的話。
一個作家，寫出一部作品來，世界給他的感受和他對世界的看法，應該都在他這部作品裡了，至少是這一部作品應該包容了他的這一部分感受和看法。
如果他還有别的感受和别的看法，那麼他就應該寫出另一部作品來。
在這一部文學作品之外，他又不訴諸藝術手段，不通過藝術形象，而用論理的形式來闡述他的這一部分感受和看法，即使不能說這個作家在藝術上低能，也可說他有點唠叨吧。
并且，他對自己的作品作理論上的闡明，常常會制約讀者對他這部作品的理解，不是加強了他這部文學作品的效果，反而會削弱他這部作品的感染力。
所以，這種方法是智者不取的。
你給阿桂的信寫得很好，是談寫作《花園街》的契機的，并不是在洋洋大觀地闡述《花園街》中的不盡之意。
不錯，一座建築物的沿革，常會透露出曾居住在這座建築物中的人物的命運；幾易其主的過程，則形成了一段曆史，會引起後人的感歎。
蘇武的“樓成君已去，人事因多乖”，辛棄疾的“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和“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不都是因建築而啟發出的一種命運感麼？樓台依在，人事全非；但也有這樣的情形：雖然人事全非，可是後住者還是在重複前一家屋主的命運。
這裡，人物變了，但情節相同，仍然是那出悲劇，此事也是常見的，比如，過去不有一座“十三号兇宅”麼？然而，在我們現在，時代畢竟不同了，新的悲劇有着樂觀主義的背景和色調，最終會顯現出一片令人鼓舞的曙光。
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作家比古人幸運的地方。
程乃珊的《藍屋》我也讀過，藝術上雖略嫌粗糙一些，我還是很喜歡。
這不僅是因為她選的角度（即你說的“視線的焦點”）比較别緻，她筆下的幾個人物也寫得很“活絡”（上海話），生動地表現出了上海的某些市民形象。
可是，這裡有意思的是，同樣是從一座建築物的沿革開始，同樣是寫在這座建築物裡住過的人，立意、人物和情節的開展卻迥然相異。
我無意把程乃珊的《藍屋》和你的《花園街》作比較，這兩部作品是全然不同的作品；我更無意在這裡貶抑《藍屋》，我感興趣的隻是，為什麼你從一座建築物的沿革，一個曾住在這座建築物裡的姑娘和另一個現在住在那裡的姑娘偶然的對話中獲得創作契機，卻一下子挪到廣闊的社會主義改革的背景上去處理，把一個小小的靈感衍化成一部寫改革者的長篇小說來。
我是這樣想的，對你我這樣曆經坎坷，命運多蹇的人來說，即使你在貴州的“群專隊”裡，我在甯夏的勞教農場裡，也都在思慮着國家的命運。
痛苦的生活清楚地告訴了我們，我們個人的命運是和國家的命運緊密相聯的。
在這種心情中，不要說兩個姑娘那番有點令人心酸的對話，就是看到兩條狗打架。
我們也會聯想到社會問題上去。
這樣，在三中全會以後，我們當然會如你所說的，“為立志改革的鬥士們唱一支贊歌，使更多的人來關心、支持這場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改革”了。
不改革，中國便沒有出路，不改革，黨和國家就會滅亡；不改革，你我就又會墜入十八層地獄，哪有你優哉遊哉地寫《花園街五号》，我優哉遊哉地寫《男人的風格》的條件？對不對，你是哪裡爬出來的還滾回哪裡去吧！最近，不是已經有人借着清除精神污染之機，企圖一筆抹殺三中全會似來的文化創作成果了麼？所以，我們還可以加一句：不改革，便沒有當代文學的繁榮！ 我寫着寫着就扯到政治上去了，現在讓我再回到具體作品上來吧。
你前些日子給我的信裡曾說，我的《風格》和你的《花園街》有奇異的相似之處，如果有人願意從比較文學的角度來研究這一現象，倒是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