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敏感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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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抵消這位作家以前的全部創造。
這過分了。
對此我可以提供一個參照例證。
一位劇作家，從小熟讀中外名劇，能成段成段地背誦，長大後又每天迷迷糊糊地構思着一個又一個戲劇片斷，有一次他把新寫的一場戲給我們傳閱，我們立即發現其中一段酷似法國古典主義時期的某劇，一經指出，他驚詫不已，然後大聲嘲笑自己："搞混了，分不清腦子裡那些台詞的來源了！"我們深知他的為人，當然相信他，何況他特地讓我們這些非常熟悉西方戲劇史的朋友傳閱，絕無剽竊嫌疑。
大段的劇本尚且如此，其它細節當然更可理解了。
由此想對記憶問題多說幾句。
把記憶當作學問，這在古代，是文化傳播事業落後的一個标志，而在現代，則是記憶性文化族群對創造性文化族群的一種強加。
這個問題的嚴重後果，現在連中小學教師都已經警覺起來，正在盡力扭轉，可惜我們不少文化人還在本末倒置。
其實，即便是記憶性的文化族群，他們真正能記住的文史細節究竟能有多少呢？我本人也算是一個曾在文史中沉潛多年的人，據我的經驗，即便平時認為最熟悉的材料，一到筆下也會發現夾雜着不少記憶上的差錯，還得從工具書上逐字校核，因此，說是記憶，其實與直接記憶的關系也不大，隻是記得翻哪部工具書罷了。
而在這方面，據我的印象，本事最大的當屬報社和出版社的老一輩職業校對員，但總不能說，這些職業校對員有資格嘲笑和取代被校對者了。
第四個實例牽涉另一位北京作家，我也不認識。
他為别人的一本書寫了一篇序言，有一位評論者撰文指出，這篇序言中有很多語法錯誤，口氣比較嚴厲。
嚴厲當然會産生回應，事情立即變得很不愉快了。
作家的文字中有語法錯誤，指出來既有利于讀者也有利于作家，本來語氣嚴厲一點也不妨，但我稍稍有點驚訝的是，這篇序言我讀過，為什麼當時沒有感到有語法上的障礙？待我帶着這個好奇，找到原文和批評文章一一對照，終于明白了真相。
批評者有很好的語法和修辭學方面的造詣，他所指出的語言構成方式确實都可探讨，但其中大多隻能說是用語粗疏而不能說是語法錯誤，而對有些作家來說，用語粗疏可能是故意的。
在書面語言的嚴謹中加添一點口頭語言的随意，有時反而能調節文本的規整語态，走向生動。
當然，這種随意性如果明顯地侵淩了語法，還是應該知道收斂和整理才好。
可見，這本是作家和語法學者們協調商量的問題，但經起哄者們一炒作，情況就變得有點怪異。
我從一篇評述這個事件的文章中讀到的指向，已成為"作家的文字資格"、"名人的認錯态度"等等不留餘地的惡性事端了，幸好這位作家沒有再去理會。
這件事，說到底，仍然是一個技術細節問題，而它一被點燃，就快速地吸引大量視線，并燒燎到人格部位。
這個程序，一再重複于不同的事件，不能不讓人驚心。
說了這些實例之後我想歸結一下。
文化在本質上是一個大題目。
人們在兵荒馬亂中企盼文化，在世俗實務中呼喚文化，在社會轉型中寄意文化，都是因為它能給人們帶來一種整體性的精神定位和精神路向。
它會有許多細部，但任何細部都沒有權利通過自我張揚來取代和模糊文化的整體力量。
一個民族，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帶集中在思考層面和創造層面上，那它的複興已有希望；反之，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帶集中在匠藝層面和記憶層面上，那它的衰勢已無可避免。
世紀之交，大家都在期待文化的聲音，但聽了幾年，文化都在為不知所雲的細節而争吵。
終于不耐煩，吵去吧，大家起身走了。
沒有文化的大家，留下了沒有大家的文化。
魯迅說，一個中國孩子，要學會幾千個基本漢字，再學會把筆畫繁多的難字準确地填到一個個方格中去，得花費一二十年時間。
那麼接下來，我們可以順着魯迅的計算把這筆賬做下去：這個人需要背熟曆代詩詞，通曉音律平仄，至少也得一二十年吧；掌握文史細節更麻煩，這是一個漫無邊際的大海，沒有三四十年出不來。
當然會有不少人半途逃逸，像孔乙己，知道了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種寫法就喝酒去了；像那個綁匪，學會了一筆好古文就謀财害命去了。
堅持下來的總該有資格談文化、寫文章了吧，那也應該是七八十歲高齡了，而且還沒有來得及接受其它一切正規教育。
不知這麼一筆年齡賬，會給我們什麼啟發？ 當然，普通話的标準發音還是要學，有名的古詩還是要背，順便學點平仄也不壞，語法上的問題還是要引起注意，但是，中國文化的榮辱邊界不能僅僅停留在這裡，它還有更大的事情要做。
我們學問不深，知識不廣，卻也懂得要為它失落多年的高貴内質招魂，而不能聽任它繼續淪于瑣碎和庸常。
反過來想，如果中華文化再經過幾年調教，吓得作家們再也不敢随意談古詩了，吓得導演藝術家們躲進書房學平仄去了，真正有點知識的人又被調教得目不斜視、足不出戶了，那麼，社會上在暢談文化的會是誰呢？
這過分了。
對此我可以提供一個參照例證。
一位劇作家，從小熟讀中外名劇，能成段成段地背誦，長大後又每天迷迷糊糊地構思着一個又一個戲劇片斷，有一次他把新寫的一場戲給我們傳閱，我們立即發現其中一段酷似法國古典主義時期的某劇，一經指出，他驚詫不已，然後大聲嘲笑自己："搞混了，分不清腦子裡那些台詞的來源了！"我們深知他的為人，當然相信他，何況他特地讓我們這些非常熟悉西方戲劇史的朋友傳閱，絕無剽竊嫌疑。
大段的劇本尚且如此，其它細節當然更可理解了。
由此想對記憶問題多說幾句。
把記憶當作學問，這在古代，是文化傳播事業落後的一個标志，而在現代，則是記憶性文化族群對創造性文化族群的一種強加。
這個問題的嚴重後果，現在連中小學教師都已經警覺起來，正在盡力扭轉，可惜我們不少文化人還在本末倒置。
其實，即便是記憶性的文化族群，他們真正能記住的文史細節究竟能有多少呢？我本人也算是一個曾在文史中沉潛多年的人，據我的經驗，即便平時認為最熟悉的材料，一到筆下也會發現夾雜着不少記憶上的差錯，還得從工具書上逐字校核，因此，說是記憶，其實與直接記憶的關系也不大，隻是記得翻哪部工具書罷了。
而在這方面，據我的印象，本事最大的當屬報社和出版社的老一輩職業校對員，但總不能說，這些職業校對員有資格嘲笑和取代被校對者了。
第四個實例牽涉另一位北京作家，我也不認識。
他為别人的一本書寫了一篇序言，有一位評論者撰文指出，這篇序言中有很多語法錯誤，口氣比較嚴厲。
嚴厲當然會産生回應，事情立即變得很不愉快了。
作家的文字中有語法錯誤，指出來既有利于讀者也有利于作家，本來語氣嚴厲一點也不妨，但我稍稍有點驚訝的是，這篇序言我讀過，為什麼當時沒有感到有語法上的障礙？待我帶着這個好奇，找到原文和批評文章一一對照，終于明白了真相。
批評者有很好的語法和修辭學方面的造詣，他所指出的語言構成方式确實都可探讨，但其中大多隻能說是用語粗疏而不能說是語法錯誤，而對有些作家來說，用語粗疏可能是故意的。
在書面語言的嚴謹中加添一點口頭語言的随意，有時反而能調節文本的規整語态，走向生動。
當然，這種随意性如果明顯地侵淩了語法，還是應該知道收斂和整理才好。
可見，這本是作家和語法學者們協調商量的問題，但經起哄者們一炒作，情況就變得有點怪異。
我從一篇評述這個事件的文章中讀到的指向，已成為"作家的文字資格"、"名人的認錯态度"等等不留餘地的惡性事端了，幸好這位作家沒有再去理會。
這件事，說到底，仍然是一個技術細節問題，而它一被點燃，就快速地吸引大量視線，并燒燎到人格部位。
這個程序，一再重複于不同的事件，不能不讓人驚心。
說了這些實例之後我想歸結一下。
文化在本質上是一個大題目。
人們在兵荒馬亂中企盼文化，在世俗實務中呼喚文化，在社會轉型中寄意文化，都是因為它能給人們帶來一種整體性的精神定位和精神路向。
它會有許多細部，但任何細部都沒有權利通過自我張揚來取代和模糊文化的整體力量。
一個民族，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帶集中在思考層面和創造層面上，那它的複興已有希望；反之，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帶集中在匠藝層面和記憶層面上，那它的衰勢已無可避免。
世紀之交，大家都在期待文化的聲音，但聽了幾年，文化都在為不知所雲的細節而争吵。
終于不耐煩，吵去吧，大家起身走了。
沒有文化的大家，留下了沒有大家的文化。
魯迅說，一個中國孩子，要學會幾千個基本漢字，再學會把筆畫繁多的難字準确地填到一個個方格中去，得花費一二十年時間。
那麼接下來，我們可以順着魯迅的計算把這筆賬做下去：這個人需要背熟曆代詩詞，通曉音律平仄，至少也得一二十年吧；掌握文史細節更麻煩，這是一個漫無邊際的大海，沒有三四十年出不來。
當然會有不少人半途逃逸，像孔乙己，知道了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種寫法就喝酒去了；像那個綁匪，學會了一筆好古文就謀财害命去了。
堅持下來的總該有資格談文化、寫文章了吧，那也應該是七八十歲高齡了，而且還沒有來得及接受其它一切正規教育。
不知這麼一筆年齡賬，會給我們什麼啟發？ 當然，普通話的标準發音還是要學，有名的古詩還是要背，順便學點平仄也不壞，語法上的問題還是要引起注意，但是，中國文化的榮辱邊界不能僅僅停留在這裡，它還有更大的事情要做。
我們學問不深，知識不廣，卻也懂得要為它失落多年的高貴内質招魂，而不能聽任它繼續淪于瑣碎和庸常。
反過來想，如果中華文化再經過幾年調教，吓得作家們再也不敢随意談古詩了，吓得導演藝術家們躲進書房學平仄去了，真正有點知識的人又被調教得目不斜視、足不出戶了，那麼，社會上在暢談文化的會是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