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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被鎮住的人沒有能力辨識真僞，而有識之士又不屑與之饒舌，于是他們在造謠的能量上也往往非同一般。
在街坊鄰裡間，他們半分析半造謠地播弄着一家家的婆媳關系、妯娌糾葛，普及着人際矛盾的種種複雜規則；在文化學術領域，他們談笑風生地揭示着學者、專家的愚笨無知，鋪排着名人、明星的曆史問題、行為軌迹；在證券市場，他們像投資專家一樣侃侃而談，傳授着股市訣竅，透露着一個又一個無須驗證的金融情報……他們的宣講台無處不在，确實也經常遞送給人們許多基礎知識和機智言詞，但濾去了這一切，他們最根本的饋贈始終是謠言。
對于這樣的熱心人物我們往往無可奈何，唯一的教訓也許是：今後遇到那些對人世間的一切知道得太多的人，不要全然信賴。
四，唯唯諾諾的造謠者。
這樣的人物基本上不多說什麼話，不多說話怎麼也成為造謠者？我想隻要喜歡看相聲的觀衆立即就能領悟。
第一種情況是知情者。
造謠的人在邊上滔滔不絕，他明知實情卻巍然不動。
别人也知道他是知情者，于是在将信将疑之間把目光投向了他，他的表情使謠言得以成立。
這還不算最糟的，我們甚至還能見到這些人微微點頭、聲聲歎息。
記得在某次政治災難中曾經有過這樣一件事情：有謠言說某人曾經坑害過一位已死的老人，老人的親屬還在，人們就向知情的親屬問個究竟，沒想到這位親屬一言不發，隻是一個勁地用手帕擦拭眼淚。
這個動作好像無可厚非，卻使那個謠言獲得了某種證明。
唯一可以諒解的是，在一場政治災難中大家都不想引火燒身。
但在有的情況下，一個謠言可能導緻一場可怕的冤案，而具有辟謠身份的隻有寥寥數人，這就需要衡其輕重而試煉自己的節操了。
我有一位江蘇的朋友是著名的文化史專家，"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在的小城市根據一個謠言把一群知識分子打成了企圖暴動的反革命小集團，在萬人公審大會上，别人都承認了，隻有他在拳腳交加之下始終矢口否認，雖然頭破血流卻阻止了最惡劣結果的出現。
試想，他如果也畏于拳腳而默不作聲，情況将會如何？ 讓人悲哀的是，我們今天常見的那些沉默的見證人，并沒有政治壓力加身。
他們的沉默和點頭，一半由于對造謠者不願拉破面子，一半由于對被害者或許也心存芥蒂，當然還為自己想好了退路：反正我什麼也沒說，可以不負責任。
事實上，他們也以特殊方式參加了造謠。
第二種情況是不知情者。
他們的責任要小得多，但在未經驗證的謠言前頻頻點頭、聲聲歎息，也為謠言的出籠調适了氣溫。
一句假話未必能成為謠言，要把它孵化得可以振翅亂飛，正需要這種氣溫。
造謠者和聽謠者之間的關系并不是毫無障礙的，"單口無憑"的疑惑時時會在聽謠者心中産生，在這種時候，對謠言進行唯唯諾諾的附和，便成了其他聽謠者拆除障礙和疑惑的重要推動力。
這樣的情景往往出現在某個熱鬧的飯局之中，一人造謠，兩人點頭，三人發揮，四人調笑，一個謠言不僅加速完滿而且全然可信，這種可信其實也就是互信，連最初的那個造謠者也會慶幸自己的胡言亂語居然僥幸命中。
這樣的"多口謠言"當然要比"單口謠言"更有生命力，而所有的附和者至此已與原創者毫無區别，謠言是他們的集體創作。
集體創作對藝術弊多利少，對謠言卻威力無窮。
說到這裡，我忍不住要引述十九世紀英國作家約翰·羅斯金的一段話： 有時撒謊可以用沉默、用暧昧的态度、用聲調的高低，或者是在說話時用眉目示意等方式。
所有這些都比直截了當地撒謊壞得多，惡得多。
他看出來了，造謠的水平不能以語言的多寡來衡量。
唯唯諾諾是一種軟性态度，但這種軟性能使謠言變得強硬。
以上四種造謠者，在實際操作中常常交叉重疊、彼此融合。
我把他們全都劃撥在惡意不明顯的一類中，是因為他們或多或少都有點相信自己的謠言，都有點自欺欺人的成分。
這就牽涉到了心理暗示的作用。
不管出于什麼原因，他們在内心希望事情應該這樣，當這種希望的強度漸漸加大，構成心理暗示，那就不僅可以随口吐出，而且連自己也漸漸相信了。
一個嫉妒者常常最能發現被嫉妒者的種種問題，即使以前是朋友，現在居然也發現了一個又一個的隐疾和疤痕，這是為什麼？因為這是嫉妒者心中的希望，一暗示，希望漸漸成了一種無須驗證的傳播。
同樣的道理，一個一生充滿渴望的人一到老年，回憶起往事來也總是夾帶着大量不确實的成分，這是一雙充滿渴望的手在夜深人靜的暮年重新塑造曆史，情有可原。
指出造謠者的心理暗示原因，并不是無視他們的道義缺損，但我們從前确實太看重謠言在道義上的原因了。
這裡正好有一個現成的例子。
前不久文化界曾為一部涉及某文化大師的回憶錄的真僞問題讨論很久，我在初讀該書時就覺得有點疑惑，心想我們這些人年歲還不算太大，但要寫出上星期朋友交往時的對話已不大可能，這部回憶錄怎麼像寫小說一樣，把多少年前的人物對話和生活細節一一寫出，而且各種人的對話都一律是半文半白的同一種語氣？後來有一些學者分析說，此書的真實性有不少地方值得懷疑。
為此，很多文章已筆代怒氣。
但是，我心中又産生了第二個疑惑：如果作者是在故意造假，他已是一位雙目失明的老人，隻有摸着格子闆才能勉強寫字，花如此可怕的努力造這份假幹什麼？他難道不知道他所回憶的文化大師遺澤處處，衆目睽睽，任何造假都難免暴露？當我與一位前去專訪過的記者長談後作出了一種猜測：作者在長期的孤獨中可能在進行着某種自我心理暗示，也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臆想，待到雙目失明，臆想的世界漸漸強悍，他可能已經分不大清臆想和真實之間的差别。
這種情景，我經常在那些曾經有上佳的記憶力和叙述欲望的老人身上看到。
半個多世紀之前的事，一次比一次講得更具體、更完整，他們每天都在加添，卻很難說有造謠的故意。
經常臆想以至真假不分的人，幾乎都有程度不同的人格原因。
例如他們一般内心孤傲，很難與外界真正溝通卻又對外界十分敏感，習慣于猜度和演義，一有觸因就超常發揮，在興奮或氣憤中輸出臆想。
因此，這裡包含着心理疾病的成分，盡管他們在其它方面的表現都很正常。
有些職業也會加劇這種症狀，例如戲劇編劇的職業就是如此。
小說家雖然也虛構，但戲劇編劇需要構想全部情境的具體實現，缺少小說家所把持的自身間離。
結果，時間一長，年紀一大，便越來越習慣于用戲劇性的誇張來叙述一件件事情和一個個人物，越來越喜歡用戲劇性的沖突來描繪自己身邊并不嚴重的對立，有意無意地制造出了一個個不愉快的事件。
遇到這樣的情況，我總是提醒受害者們注意一下他們的職業，予以原諒。
這些編劇很多是我的朋友，他們很容易近乎本能地在真實生活中進入似真似假的臆想，但主要不是道德原因。
很多造謠者，是心理疾病和道德疾病的組合體。
即便如此，我們也要把兩方面分開來看，不要一味尋找惡人而看不到病毒。
有些心理疾病，大家都有，輕重而已。
說到底，我們與謠言的對峙，也就是與人類根深蒂固的心理隐患的對峙。
群鴉蔽天 不管怎麼說，謠言已經制造出來了，我們的觀察點，需要從制造業轉到傳銷業上來了。
傳播，是謠言生命的實現方式。
未經傳播的謠言，就像一顆不發芽的種子，一隻沒翅膀的秃鹫，一捆點不着的亂柴，沒有任何意義。
嚴格說來那不叫謠言。
也看見過這樣一些人，喜歡說假話卻總也傳不出去，剛作第一度傳播就彈了回來給自己享用，好不喪氣。
是不是他們智商太低，編造能力太差？也不。
曆來很多精細而聰明的編造怎麼也傳不出去，而那些破綻百出的胡言亂語卻轟傳一時，而且轟傳者中不乏聰明人，這是為什麼？ 在軍事或金融上故意散布一些謠
被鎮住的人沒有能力辨識真僞，而有識之士又不屑與之饒舌，于是他們在造謠的能量上也往往非同一般。
在街坊鄰裡間，他們半分析半造謠地播弄着一家家的婆媳關系、妯娌糾葛，普及着人際矛盾的種種複雜規則；在文化學術領域，他們談笑風生地揭示着學者、專家的愚笨無知，鋪排着名人、明星的曆史問題、行為軌迹；在證券市場，他們像投資專家一樣侃侃而談，傳授着股市訣竅，透露着一個又一個無須驗證的金融情報……他們的宣講台無處不在，确實也經常遞送給人們許多基礎知識和機智言詞，但濾去了這一切，他們最根本的饋贈始終是謠言。
對于這樣的熱心人物我們往往無可奈何，唯一的教訓也許是：今後遇到那些對人世間的一切知道得太多的人，不要全然信賴。
四，唯唯諾諾的造謠者。
這樣的人物基本上不多說什麼話，不多說話怎麼也成為造謠者？我想隻要喜歡看相聲的觀衆立即就能領悟。
第一種情況是知情者。
造謠的人在邊上滔滔不絕，他明知實情卻巍然不動。
别人也知道他是知情者，于是在将信将疑之間把目光投向了他，他的表情使謠言得以成立。
這還不算最糟的，我們甚至還能見到這些人微微點頭、聲聲歎息。
記得在某次政治災難中曾經有過這樣一件事情：有謠言說某人曾經坑害過一位已死的老人，老人的親屬還在，人們就向知情的親屬問個究竟，沒想到這位親屬一言不發，隻是一個勁地用手帕擦拭眼淚。
這個動作好像無可厚非，卻使那個謠言獲得了某種證明。
唯一可以諒解的是，在一場政治災難中大家都不想引火燒身。
但在有的情況下，一個謠言可能導緻一場可怕的冤案，而具有辟謠身份的隻有寥寥數人，這就需要衡其輕重而試煉自己的節操了。
我有一位江蘇的朋友是著名的文化史專家，"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在的小城市根據一個謠言把一群知識分子打成了企圖暴動的反革命小集團，在萬人公審大會上，别人都承認了，隻有他在拳腳交加之下始終矢口否認，雖然頭破血流卻阻止了最惡劣結果的出現。
試想，他如果也畏于拳腳而默不作聲，情況将會如何？ 讓人悲哀的是，我們今天常見的那些沉默的見證人，并沒有政治壓力加身。
他們的沉默和點頭，一半由于對造謠者不願拉破面子，一半由于對被害者或許也心存芥蒂，當然還為自己想好了退路：反正我什麼也沒說，可以不負責任。
事實上，他們也以特殊方式參加了造謠。
第二種情況是不知情者。
他們的責任要小得多，但在未經驗證的謠言前頻頻點頭、聲聲歎息，也為謠言的出籠調适了氣溫。
一句假話未必能成為謠言，要把它孵化得可以振翅亂飛，正需要這種氣溫。
造謠者和聽謠者之間的關系并不是毫無障礙的，"單口無憑"的疑惑時時會在聽謠者心中産生，在這種時候，對謠言進行唯唯諾諾的附和，便成了其他聽謠者拆除障礙和疑惑的重要推動力。
這樣的情景往往出現在某個熱鬧的飯局之中，一人造謠，兩人點頭，三人發揮，四人調笑，一個謠言不僅加速完滿而且全然可信，這種可信其實也就是互信，連最初的那個造謠者也會慶幸自己的胡言亂語居然僥幸命中。
這樣的"多口謠言"當然要比"單口謠言"更有生命力，而所有的附和者至此已與原創者毫無區别，謠言是他們的集體創作。
集體創作對藝術弊多利少，對謠言卻威力無窮。
說到這裡，我忍不住要引述十九世紀英國作家約翰·羅斯金的一段話： 有時撒謊可以用沉默、用暧昧的态度、用聲調的高低，或者是在說話時用眉目示意等方式。
所有這些都比直截了當地撒謊壞得多，惡得多。
他看出來了，造謠的水平不能以語言的多寡來衡量。
唯唯諾諾是一種軟性态度，但這種軟性能使謠言變得強硬。
以上四種造謠者，在實際操作中常常交叉重疊、彼此融合。
我把他們全都劃撥在惡意不明顯的一類中，是因為他們或多或少都有點相信自己的謠言，都有點自欺欺人的成分。
這就牽涉到了心理暗示的作用。
不管出于什麼原因，他們在内心希望事情應該這樣，當這種希望的強度漸漸加大，構成心理暗示，那就不僅可以随口吐出，而且連自己也漸漸相信了。
一個嫉妒者常常最能發現被嫉妒者的種種問題，即使以前是朋友，現在居然也發現了一個又一個的隐疾和疤痕，這是為什麼？因為這是嫉妒者心中的希望，一暗示，希望漸漸成了一種無須驗證的傳播。
同樣的道理，一個一生充滿渴望的人一到老年，回憶起往事來也總是夾帶着大量不确實的成分，這是一雙充滿渴望的手在夜深人靜的暮年重新塑造曆史，情有可原。
指出造謠者的心理暗示原因，并不是無視他們的道義缺損，但我們從前确實太看重謠言在道義上的原因了。
這裡正好有一個現成的例子。
前不久文化界曾為一部涉及某文化大師的回憶錄的真僞問題讨論很久，我在初讀該書時就覺得有點疑惑，心想我們這些人年歲還不算太大，但要寫出上星期朋友交往時的對話已不大可能，這部回憶錄怎麼像寫小說一樣，把多少年前的人物對話和生活細節一一寫出，而且各種人的對話都一律是半文半白的同一種語氣？後來有一些學者分析說，此書的真實性有不少地方值得懷疑。
為此，很多文章已筆代怒氣。
但是，我心中又産生了第二個疑惑：如果作者是在故意造假，他已是一位雙目失明的老人，隻有摸着格子闆才能勉強寫字，花如此可怕的努力造這份假幹什麼？他難道不知道他所回憶的文化大師遺澤處處，衆目睽睽，任何造假都難免暴露？當我與一位前去專訪過的記者長談後作出了一種猜測：作者在長期的孤獨中可能在進行着某種自我心理暗示，也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臆想，待到雙目失明，臆想的世界漸漸強悍，他可能已經分不大清臆想和真實之間的差别。
這種情景，我經常在那些曾經有上佳的記憶力和叙述欲望的老人身上看到。
半個多世紀之前的事，一次比一次講得更具體、更完整，他們每天都在加添，卻很難說有造謠的故意。
經常臆想以至真假不分的人，幾乎都有程度不同的人格原因。
例如他們一般内心孤傲，很難與外界真正溝通卻又對外界十分敏感，習慣于猜度和演義，一有觸因就超常發揮，在興奮或氣憤中輸出臆想。
因此，這裡包含着心理疾病的成分，盡管他們在其它方面的表現都很正常。
有些職業也會加劇這種症狀，例如戲劇編劇的職業就是如此。
小說家雖然也虛構，但戲劇編劇需要構想全部情境的具體實現，缺少小說家所把持的自身間離。
結果，時間一長，年紀一大，便越來越習慣于用戲劇性的誇張來叙述一件件事情和一個個人物，越來越喜歡用戲劇性的沖突來描繪自己身邊并不嚴重的對立，有意無意地制造出了一個個不愉快的事件。
遇到這樣的情況，我總是提醒受害者們注意一下他們的職業，予以原諒。
這些編劇很多是我的朋友，他們很容易近乎本能地在真實生活中進入似真似假的臆想，但主要不是道德原因。
很多造謠者，是心理疾病和道德疾病的組合體。
即便如此，我們也要把兩方面分開來看，不要一味尋找惡人而看不到病毒。
有些心理疾病，大家都有，輕重而已。
說到底，我們與謠言的對峙，也就是與人類根深蒂固的心理隐患的對峙。
群鴉蔽天 不管怎麼說，謠言已經制造出來了，我們的觀察點，需要從制造業轉到傳銷業上來了。
傳播，是謠言生命的實現方式。
未經傳播的謠言，就像一顆不發芽的種子，一隻沒翅膀的秃鹫，一捆點不着的亂柴，沒有任何意義。
嚴格說來那不叫謠言。
也看見過這樣一些人，喜歡說假話卻總也傳不出去，剛作第一度傳播就彈了回來給自己享用，好不喪氣。
是不是他們智商太低，編造能力太差？也不。
曆來很多精細而聰明的編造怎麼也傳不出去，而那些破綻百出的胡言亂語卻轟傳一時，而且轟傳者中不乏聰明人，這是為什麼？ 在軍事或金融上故意散布一些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