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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工程，很難在短期内得出結論。
但是，這個文化課題卻不應該被社會改革家所諱避，否則一切社會進步都有根本性的疑問。
事實上他們中确實也有人對之沉思良久，例如孫中山先生就曾苦惱，以"泛愛衆而親仁"為起點的儒家學說，為什麼沒有為中國留下太多博愛的實踐成果？他認為問題在于傳統禮教強調"愛有差等"，把愛納入到了一種等級森嚴、由親及疏的強制性倫理體系中，情感投向越來越狹小，至多也是狹義的博愛而已。
及至近代學人為了擯棄這種禮教而引進生存競争的合理個人主義，并不能在博愛的問題上彌補缺損。
其實，學理的力量畢竟微弱，更大的教化來自于社會現實。
一代又一代的兵荒馬亂構成了中國人心中的曆史，既然曆史的最粗輪廓由暴力來書寫，那麼暴力也就具有了最普及的合理性。
中國文化在曆史面前常常處于一種追随狀态和被動狀态，因此有很大一部分成了對暴力合理性的闡述和肯定。
有些暴力确實具有懲惡揚善的正義起點，但很少有人警覺即便是正義的暴力也會失控于報複激情，沉醉于威懾慣性。
在這種情況下，少數懷抱文明、固守冷靜的文化人就顯得特别孤獨無助。
曾經讀到過一位盲詩人悄悄吟詠的幾句詩： 殺人盈野複盈城， 誰挽天河洗甲兵？ 而今舉國皆沉醉， 何處千秋翰墨林？ 這位盲詩人就是陳寅恪先生。
陳寅恪先生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傑出的曆史學家，但早早地雙目失明，身體瘦弱，對他所熟悉的曆史隻能徒歎奈何，連歎息的聲音也是那麼喑啞而輕微。
曆史要求雙目炯炯，要求粗壯雄健，要求嘹亮高亢，對陳寅恪先生的聲音簡直不屑一聽。
既然如此，曆史學家隻能永遠地閉上了眼睛，再也不願睜開，直到他默默地離開世界。
曆史的這種要求也滲透到了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
大家都希望成為強者，崇拜着力量和果敢，仰望着膽魄和鐵腕，曆來把溫情主義、柔軟心腸作為嘲笑的對象。
善良是無用的别名，慈悲是弱者的呻吟，于是一個年輕人剛剛長大，就要在各種社會力量的指點下學習如何把善良和慈悲的天性一點點洗刷幹淨。
男人求酷，女人求冷，面無表情地像江湖俠客一般走在大街上，如入無人之境。
哪一座城市都不相信眼淚，哪一扇門戶都拒絕施舍和同情；慈眉善目比兇神惡煞更讓人疑惑，陌生人平白無故的笑容必然換來警惕的眼神。
在他們近旁，民間書肆上的景象更讓人尋味。
《厚黑學》舊版新版一編再編，《馭人術》、《制勝術》、《糊塗學》、《詭辯學》、《計謀學》鋪天蓋地，而且全都打上了中國文化和東方智慧的标記。
偶爾看到幾個書名似乎與善良有關，買回去一讀卻是在娓娓論述如何通過寬容去謀取更大的利益。
有時也講愛心，但散發愛心的理由也在于回報。
據說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愛有原因和目的，愛是策略和手段，愛是一座橋，愛是一艘船，河的彼岸仍然是自己的私家莊園。
到底有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愛得不講目的，不問理由，不求回報，不看臉色，不耍手段，不論親疏，不劃界限，不計安危，不管形态？我們的書房不應對此輕率地關門。
寺廟 也許寺廟能回答這些問題。
我與寺廟關系密切。
兒時在鄉間與寺廟的因緣已在文章中寫過，到了上海，住在玉佛寺腳下，上大學靠近靜安寺，後來又長期依傍着龍華寺，至于四處旅行，更無法割舍各個寺廟。
永遠是香火鼎盛，經誦悠揚，一腳踏入便是莊嚴佛門，至善境界。
但是恕我不敬，我太熟悉當今的多數朝佛者了，他們來到寺廟，大多是來祈求。
祈求世間和平、衆生安康嗎？不，他們的目的非常具體，隻求自己和親屬招财、晉升、出國、祛病、免災。
他們與其他朝佛者争搶着香台和蒲團，試圖把有限的福分從别人手裡争搶過來。
他們擡頭仰視佛像，一個勁地默念：看到我了吧？記住我的要求了吧？ 有一次我開玩笑地問一位到處拜佛的長輩親戚："您确實相信菩薩能洞察一切？" 他說："當然。
" 我說："那菩薩一眼就洞察了您的利己目的，能不生氣？" 他驚慌地看了我好一會兒。
我又問："菩薩應該是公正的吧？" 他說："唔。
" 我說："如果菩薩對寺廟外面天天忙于勞作的衆生不理不睬，隻照顧幾個有空來拜了幾拜的人，那怎麼說得上公正？" 玩笑歸玩笑，但人們對佛教和其它宗教的誤會确實太大了，大到真會讓這些宗教的創始人驚詫莫名。
中國本來就缺少宗教精神，好不容易有了一點又都裹卷到了利己主義的漩渦裡。
前兩年有人告訴我，他們單位有人在傳揚一種新的宗教派别，幾位同事剛一參加就宣稱，他們正在修煉金剛不壞之身，待到世界末日，地球上剩下的隻是他們一群。
當時我就想，他們這個宗教派别雖然也不做什麼壞事，但教徒們内心企盼的卻是世界末日，這在總體上是個惡念。
這樣的惡念硬要與信仰聯在一起，真是罪過。
多年來每次參與人山人海的佛教盛會，心裡總産生深深的憂慮。
這麼多長途而來的朝拜者，帶着現實生活中的苦厄困頓來到這裡，很想獲得一種精神救助，結果他們帶走的并不是精神，而隻是一些私利的安慰。
文化人對之大多不屑一顧，而文化本身又張羅不起這樣盛大的儀式，這兩廂失落實在讓人感歎。
真不妨暫時擱置一下玄奧的
但是，這個文化課題卻不應該被社會改革家所諱避，否則一切社會進步都有根本性的疑問。
事實上他們中确實也有人對之沉思良久，例如孫中山先生就曾苦惱，以"泛愛衆而親仁"為起點的儒家學說，為什麼沒有為中國留下太多博愛的實踐成果？他認為問題在于傳統禮教強調"愛有差等"，把愛納入到了一種等級森嚴、由親及疏的強制性倫理體系中，情感投向越來越狹小，至多也是狹義的博愛而已。
及至近代學人為了擯棄這種禮教而引進生存競争的合理個人主義，并不能在博愛的問題上彌補缺損。
其實，學理的力量畢竟微弱，更大的教化來自于社會現實。
一代又一代的兵荒馬亂構成了中國人心中的曆史，既然曆史的最粗輪廓由暴力來書寫，那麼暴力也就具有了最普及的合理性。
中國文化在曆史面前常常處于一種追随狀态和被動狀态，因此有很大一部分成了對暴力合理性的闡述和肯定。
有些暴力确實具有懲惡揚善的正義起點，但很少有人警覺即便是正義的暴力也會失控于報複激情，沉醉于威懾慣性。
在這種情況下，少數懷抱文明、固守冷靜的文化人就顯得特别孤獨無助。
曾經讀到過一位盲詩人悄悄吟詠的幾句詩： 殺人盈野複盈城， 誰挽天河洗甲兵？ 而今舉國皆沉醉， 何處千秋翰墨林？ 這位盲詩人就是陳寅恪先生。
陳寅恪先生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傑出的曆史學家，但早早地雙目失明，身體瘦弱，對他所熟悉的曆史隻能徒歎奈何，連歎息的聲音也是那麼喑啞而輕微。
曆史要求雙目炯炯，要求粗壯雄健，要求嘹亮高亢，對陳寅恪先生的聲音簡直不屑一聽。
既然如此，曆史學家隻能永遠地閉上了眼睛，再也不願睜開，直到他默默地離開世界。
曆史的這種要求也滲透到了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
大家都希望成為強者，崇拜着力量和果敢，仰望着膽魄和鐵腕，曆來把溫情主義、柔軟心腸作為嘲笑的對象。
善良是無用的别名，慈悲是弱者的呻吟，于是一個年輕人剛剛長大，就要在各種社會力量的指點下學習如何把善良和慈悲的天性一點點洗刷幹淨。
男人求酷，女人求冷，面無表情地像江湖俠客一般走在大街上，如入無人之境。
哪一座城市都不相信眼淚，哪一扇門戶都拒絕施舍和同情；慈眉善目比兇神惡煞更讓人疑惑，陌生人平白無故的笑容必然換來警惕的眼神。
在他們近旁，民間書肆上的景象更讓人尋味。
《厚黑學》舊版新版一編再編，《馭人術》、《制勝術》、《糊塗學》、《詭辯學》、《計謀學》鋪天蓋地，而且全都打上了中國文化和東方智慧的标記。
偶爾看到幾個書名似乎與善良有關，買回去一讀卻是在娓娓論述如何通過寬容去謀取更大的利益。
有時也講愛心，但散發愛心的理由也在于回報。
據說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愛有原因和目的，愛是策略和手段，愛是一座橋，愛是一艘船，河的彼岸仍然是自己的私家莊園。
到底有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愛得不講目的，不問理由，不求回報，不看臉色，不耍手段，不論親疏，不劃界限，不計安危，不管形态？我們的書房不應對此輕率地關門。
寺廟 也許寺廟能回答這些問題。
我與寺廟關系密切。
兒時在鄉間與寺廟的因緣已在文章中寫過，到了上海，住在玉佛寺腳下，上大學靠近靜安寺，後來又長期依傍着龍華寺，至于四處旅行，更無法割舍各個寺廟。
永遠是香火鼎盛，經誦悠揚，一腳踏入便是莊嚴佛門，至善境界。
但是恕我不敬，我太熟悉當今的多數朝佛者了，他們來到寺廟，大多是來祈求。
祈求世間和平、衆生安康嗎？不，他們的目的非常具體，隻求自己和親屬招财、晉升、出國、祛病、免災。
他們與其他朝佛者争搶着香台和蒲團，試圖把有限的福分從别人手裡争搶過來。
他們擡頭仰視佛像，一個勁地默念：看到我了吧？記住我的要求了吧？ 有一次我開玩笑地問一位到處拜佛的長輩親戚："您确實相信菩薩能洞察一切？" 他說："當然。
" 我說："那菩薩一眼就洞察了您的利己目的，能不生氣？" 他驚慌地看了我好一會兒。
我又問："菩薩應該是公正的吧？" 他說："唔。
" 我說："如果菩薩對寺廟外面天天忙于勞作的衆生不理不睬，隻照顧幾個有空來拜了幾拜的人，那怎麼說得上公正？" 玩笑歸玩笑，但人們對佛教和其它宗教的誤會确實太大了，大到真會讓這些宗教的創始人驚詫莫名。
中國本來就缺少宗教精神，好不容易有了一點又都裹卷到了利己主義的漩渦裡。
前兩年有人告訴我，他們單位有人在傳揚一種新的宗教派别，幾位同事剛一參加就宣稱，他們正在修煉金剛不壞之身，待到世界末日，地球上剩下的隻是他們一群。
當時我就想，他們這個宗教派别雖然也不做什麼壞事，但教徒們内心企盼的卻是世界末日，這在總體上是個惡念。
這樣的惡念硬要與信仰聯在一起，真是罪過。
多年來每次參與人山人海的佛教盛會，心裡總産生深深的憂慮。
這麼多長途而來的朝拜者，帶着現實生活中的苦厄困頓來到這裡，很想獲得一種精神救助，結果他們帶走的并不是精神，而隻是一些私利的安慰。
文化人對之大多不屑一顧，而文化本身又張羅不起這樣盛大的儀式，這兩廂失落實在讓人感歎。
真不妨暫時擱置一下玄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