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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來，偶爾會遇到一些讀者要我簽名，剛動筆，他們往往又會小聲加上一個額外要求，要我寫一句警句或座右銘。
在這種情況下，我總會皺着眉頭想好一會兒：哪一句好呢？既要适合我這麼一個已經公開寫過很多話而不想重複的人，又要适合眼前這位完全不相識的讀者，真是為難。
後來終于豁然開朗，心想為什麼不寫那兩個随着年歲感觸越來越深的字呢？ 于是我寫下了：善良。
讀者一看，笑着說聲謝謝，不知心底是否感到遺憾。
善良，居然是這麼普通的兩個字，别人看了還以為是讓他警惕自己心頭的不善良呢。
但是，我還是忍不住不斷寫下去，而且與此相應，凡有演講總不離這個話題，一次次品味，一次次重複，不厭其煩。
我這樣做是有充分理由的。
而且我還有更充分的理由繼續做下去，把這兩個字念叨到生命的盡頭。
善良，善良，善良…… 這是一個最單純的詞彙，又是一個最複雜的詞彙。
它淺顯到人人都能領會，又深奧到無人能夠定義。
它與人終生相伴，但人們卻很少琢磨它、追問它。
在黑燈瞎火的恐怖中，人們企盼它的光亮，企盼得如饑似渴、望穿秋水；但當光明降臨的時候，它又被大家遺忘，就像遺忘掉小學的老師、早年的鄰居，遺忘得合情合理、無怨無悔。
有時又會突然想起，在街市，在書房，在宗教場所，甚至在人煙稀少的茫茫曠野。
然而如果要用口和筆來專門讨論，又覺得它很難構成一個獨立的話題，正兒八經地讨論又常常會使原本輕松的氣氛顯得有點異樣。
"什麼，善良？不就是說好人麼，我們都是好人！" 是，都是好人。
但什麼是好人？為什麼是好人？ 這是孩子們在看電影的時候經常提出的問題，沒有一個家長能明确回答。
等到這些孩子終于也進入暮年，昏花的老眼還在怔怔地尋找答案。
街市 街市間車水馬龍，人們行色匆匆。
眯眼遠望，猛然想起十幾年前這條街道的那一頭，發生過一個事件。
兩個穿得很體面的女人，為了口角，要當街剝去另一個女人也很體面的衣服，以示羞辱。
衣服真的被剝掉了，當時圍觀的有數百名行人，沒有人上前阻止。
那兩個動手的女人，手上并沒有兇器，身上也沒有武功。
數百名不動聲色的圍觀者是不是想趁機一睹剝除體面後的女性胴體？——這個推斷有點惡濁，比較厚道的猜測是：當争吵開始時，他們不清楚事情的前因後果和當事人的彼此關系，隻能冷靜觀察；但是，當事情發展到惡性階段，那必然是一個反複搏鬥、掙紮的漫長過程，而且行為的目的也已看得一清二楚，這總該有人站出來了吧？不，他們是衣冠楚楚的體面人，怎麼能陷入拉拉扯扯的扭打之中？而且受害的女性已經衣履不整，自己裹卷在裡邊碰碰撞撞也有損于雅潔的身份。
于是，從頭到底，數百具健碩的生命像在劇場裡那樣安分守己，靜靜地觀看着這一起街頭暴行的起承轉合，步步演進。
終于有人覺得有點不對，決定要寫一封信給報社，呼籲今後街頭不應該再出現這種"有傷風化"的事情。
兩位先生從手提包裡找出紙和筆，把紙按在電線杆上開始寫信。
信寫得義正辭嚴，周圍的先生深有同感，便在信紙上一一簽名。
每一個簽名都端正清晰，而在整個簽名過程中，剝衣的暴行仍在進行。
簽完名，有人尋找郵筒，一個熱心人自告奮勇地說，我回家正好經過報社，直接送去。
報紙很快報道了這個事件，也提到了這封簽名信。
整個城市都震驚了，既被這起暴行激怒，更為數百名旁觀者羞愧，而對于那些躲在電線杆後面寫信簽名的人，則不知說什麼好。
在我的記憶中，這是這個城市第一次感到自己整體上的不體面。
體面的服飾，體面的步履，體面的談吐，體面的筆迹，一夜之間全都化作了雲煙。
不體面在何處？不體面在缺少分辨善惡的即時敏感，缺少揚善抑惡的果斷行為。
以後那些日子，人們紛紛發表言論，要求司法部門嚴懲那兩個肇事者。
其實誰都知道，像肇事者這樣的惡人，不管何時何地總會有幾個的，問題的嚴重性恰恰在于幾百名冷靜的旁觀者。
但法不罰衆，人們隻能借着對肇事者的憤怒，來洗滌群體性的恥辱。
後來肇事者理所當然受到了懲罰，人們終于吐了一口氣，但痛苦并未消除，一座最講究體面的城市的痛苦。
直到不久之後發生了另一個事件，這種心理歉疚才稍稍得到緩解—— 一位默默無聲的中年音樂教師因患不治之症而進入危急狀态，他的兩位學生聞訊中止了在國外的演出，趕回來為老師舉行了一場挽留生命的音樂會。
這件事被市民知道了，那天，很多與音樂沒有太大關系的家長帶着自己的孩子擠進了音樂會現場，在聽完演奏之後，鼓勵孩子走向募捐箱，一雙雙小手在黑亮的鋼琴邊上幾乎組成了一個小樹林。
然後，家長們又帶着孩子們上街買花，找到音樂教師的宿舍，從宿舍一樓到五樓的樓梯立即被密密層層的鮮花鋪滿。
我想，這些家長是在進行一個艱難的囑托："我們這一代有點不行了，你們要換一種活法。
"那一天居然有那麼多家長牽着自己的孩子在街市間為此奔忙，想起來實在有點讓人興奮。
不知道這些家長中有沒有那次惡性事件的旁觀者，但想必都是讀到過有關報道的。
他們經曆過人人自危的年代，看到過"文革"中街道間的武鬥、抄家和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深知即便是一目了然的惡行也難于以自己的一腔正義去撲滅，于是便學會了旁觀和退縮，滿臉皺紋
在這種情況下，我總會皺着眉頭想好一會兒：哪一句好呢？既要适合我這麼一個已經公開寫過很多話而不想重複的人，又要适合眼前這位完全不相識的讀者，真是為難。
後來終于豁然開朗，心想為什麼不寫那兩個随着年歲感觸越來越深的字呢？ 于是我寫下了：善良。
讀者一看，笑着說聲謝謝，不知心底是否感到遺憾。
善良，居然是這麼普通的兩個字，别人看了還以為是讓他警惕自己心頭的不善良呢。
但是，我還是忍不住不斷寫下去，而且與此相應，凡有演講總不離這個話題，一次次品味，一次次重複，不厭其煩。
我這樣做是有充分理由的。
而且我還有更充分的理由繼續做下去，把這兩個字念叨到生命的盡頭。
善良，善良，善良…… 這是一個最單純的詞彙，又是一個最複雜的詞彙。
它淺顯到人人都能領會，又深奧到無人能夠定義。
它與人終生相伴，但人們卻很少琢磨它、追問它。
在黑燈瞎火的恐怖中，人們企盼它的光亮，企盼得如饑似渴、望穿秋水；但當光明降臨的時候，它又被大家遺忘，就像遺忘掉小學的老師、早年的鄰居，遺忘得合情合理、無怨無悔。
有時又會突然想起，在街市，在書房，在宗教場所，甚至在人煙稀少的茫茫曠野。
然而如果要用口和筆來專門讨論，又覺得它很難構成一個獨立的話題，正兒八經地讨論又常常會使原本輕松的氣氛顯得有點異樣。
"什麼，善良？不就是說好人麼，我們都是好人！" 是，都是好人。
但什麼是好人？為什麼是好人？ 這是孩子們在看電影的時候經常提出的問題，沒有一個家長能明确回答。
等到這些孩子終于也進入暮年，昏花的老眼還在怔怔地尋找答案。
街市 街市間車水馬龍，人們行色匆匆。
眯眼遠望，猛然想起十幾年前這條街道的那一頭，發生過一個事件。
兩個穿得很體面的女人，為了口角，要當街剝去另一個女人也很體面的衣服，以示羞辱。
衣服真的被剝掉了，當時圍觀的有數百名行人，沒有人上前阻止。
那兩個動手的女人，手上并沒有兇器，身上也沒有武功。
數百名不動聲色的圍觀者是不是想趁機一睹剝除體面後的女性胴體？——這個推斷有點惡濁，比較厚道的猜測是：當争吵開始時，他們不清楚事情的前因後果和當事人的彼此關系，隻能冷靜觀察；但是，當事情發展到惡性階段，那必然是一個反複搏鬥、掙紮的漫長過程，而且行為的目的也已看得一清二楚，這總該有人站出來了吧？不，他們是衣冠楚楚的體面人，怎麼能陷入拉拉扯扯的扭打之中？而且受害的女性已經衣履不整，自己裹卷在裡邊碰碰撞撞也有損于雅潔的身份。
于是，從頭到底，數百具健碩的生命像在劇場裡那樣安分守己，靜靜地觀看着這一起街頭暴行的起承轉合，步步演進。
終于有人覺得有點不對，決定要寫一封信給報社，呼籲今後街頭不應該再出現這種"有傷風化"的事情。
兩位先生從手提包裡找出紙和筆，把紙按在電線杆上開始寫信。
信寫得義正辭嚴，周圍的先生深有同感，便在信紙上一一簽名。
每一個簽名都端正清晰，而在整個簽名過程中，剝衣的暴行仍在進行。
簽完名，有人尋找郵筒，一個熱心人自告奮勇地說，我回家正好經過報社，直接送去。
報紙很快報道了這個事件，也提到了這封簽名信。
整個城市都震驚了，既被這起暴行激怒，更為數百名旁觀者羞愧，而對于那些躲在電線杆後面寫信簽名的人，則不知說什麼好。
在我的記憶中，這是這個城市第一次感到自己整體上的不體面。
體面的服飾，體面的步履，體面的談吐，體面的筆迹，一夜之間全都化作了雲煙。
不體面在何處？不體面在缺少分辨善惡的即時敏感，缺少揚善抑惡的果斷行為。
以後那些日子，人們紛紛發表言論，要求司法部門嚴懲那兩個肇事者。
其實誰都知道，像肇事者這樣的惡人，不管何時何地總會有幾個的，問題的嚴重性恰恰在于幾百名冷靜的旁觀者。
但法不罰衆，人們隻能借着對肇事者的憤怒，來洗滌群體性的恥辱。
後來肇事者理所當然受到了懲罰，人們終于吐了一口氣，但痛苦并未消除，一座最講究體面的城市的痛苦。
直到不久之後發生了另一個事件，這種心理歉疚才稍稍得到緩解—— 一位默默無聲的中年音樂教師因患不治之症而進入危急狀态，他的兩位學生聞訊中止了在國外的演出，趕回來為老師舉行了一場挽留生命的音樂會。
這件事被市民知道了，那天，很多與音樂沒有太大關系的家長帶着自己的孩子擠進了音樂會現場，在聽完演奏之後，鼓勵孩子走向募捐箱，一雙雙小手在黑亮的鋼琴邊上幾乎組成了一個小樹林。
然後，家長們又帶着孩子們上街買花，找到音樂教師的宿舍，從宿舍一樓到五樓的樓梯立即被密密層層的鮮花鋪滿。
我想，這些家長是在進行一個艱難的囑托："我們這一代有點不行了，你們要換一種活法。
"那一天居然有那麼多家長牽着自己的孩子在街市間為此奔忙，想起來實在有點讓人興奮。
不知道這些家長中有沒有那次惡性事件的旁觀者，但想必都是讀到過有關報道的。
他們經曆過人人自危的年代，看到過"文革"中街道間的武鬥、抄家和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深知即便是一目了然的惡行也難于以自己的一腔正義去撲滅，于是便學會了旁觀和退縮，滿臉皺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