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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傳的是你的老朋友，散布我的謠傳的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我的老朋友比較有名，會到處寫文章，又會天南海北到處遊說，比你的那兩個老朋友厲害多了。
我所受的壓力可想而知，但還是基本不理。
不理并不是故意地閉目塞聽。
對此我可以教你一種心理疏離方法，你不妨一試。
在謠傳最為嚴重的時候，設想自己升騰到一個高度，原先的名字也不再與自己有關，回身俯視原處，隻見謠言如何步步追逼着這個名字，煞是好玩。
俯視一陣之後你就發現，真正可憐的不是被追逼者，而恰恰是追逼者。
他們非常勞累、步步為營，而且前途黯淡。
因為謠言的每一步不僅會露出漏洞，而且會暴露造謠者自己，必須從兩方面堵漏，但按照規律，除非他們立刻停止，否則總是顧此失彼，手忙腳亂。
我曾用這個方法觀察過昔日的兩個老朋友，他們開始隻不過用耳語方式對别人說說我的作品而已，後來就越來越無法收拾了：别人對耳語産生警惕，他們不得不公開發表批判文章，表示自己堂堂正正；但如此批判一個昔日友人對大多數讀者總還是不太習慣，于是他們又不得不尋找背棄我的特殊理由，例如，最好有一個什麼曆史問題；終于道聽途說地找到一個，于是到處播揚。
但廣大讀者比較現實，沒有劇作家的想象力，很難相信一位經曆"文革"後多年清查而擔任高校校長的人，居然是《悲慘世界》中冉阿讓式的逃犯，而他的兩位老朋友居然是叫沙什麼的警官！讀者的漠然使他們有點不知所措，我有空閑時也暗暗為他們設想一些辦法，心裡卻很輕松，要不然，這些年怎麼會有心緒寫那麼多文章！ 我舉自己的例子，是想用切身感受來寬解你。
我想你的那兩位老同學也找不出更多辦法來對付你了，你完全可以站在另一個維度來觀察，就像看公園角落裡對着殘局發怔的棋手。
如果看煩了，那就走開。
因為她們口中念叨的你的名字，與你既有關又無關，就算是棋手心中的假想敵吧，由她們一步步厮磨去。
也像讀小說，警官老盯着冉阿讓，挺緊張，又挺好看。
觀賞時間一長，我們也會對棋手産生由衷的同情。
好可恨的這盤殘局，害得棋手們耗掉那麼多光陰。
小說中，警官也比冉阿讓更值得同情。
夜色降臨了，催棋手早些回家吧，好好睡一覺，明天，最好不要再到這裡來。
《悲慘世界》，也該早點讀完。
說到底，一切都會過去。
那麼，永遠不要為自己而過于生氣。
餘秋雨 十 來信 餘教授： 我學的是國際财經，卻喜愛文學藝術。
隻要有可能，我總是盡力抽時間觀賞電影、戲劇、舞蹈，平時也聽音樂、看小說。
由于專業課程的負擔很重，我沒有可能花時間好好消化這些作品，更不可能找同學讨論、找老師請教，因此老是覺得沒有完成欣賞過程，一切都半生不熟，囫囵吞棗，有點遺憾。
唯一找到的彌補辦法，是到學校圖書館閱覽室裡翻看一些文藝報刊，希望那兒能有一些文章幫助我。
但是，多翻看幾次，令我驚訝的現象發生了。
凡是我覺得好的作品，報刊上總是否定得最多，而那些明明平庸的東西，卻曆來找不到批評。
我看了兩部美國寫人性的電影，熱淚盈眶，但報刊門對這兩部電影好話不多，諷刺有加。
我最喜歡的兩位中國導演，從偶爾翻到的外國報紙看，國際上的地位也不低，但我們的報刊幾乎不作研究，整版整版配了照片宣傳的電影，我和同學們都毫無觀賞興趣。
更不可思議的是，有的報刊評選全國最差演員和作家，把我很喜歡的那幾位全都評進去了。
我周圍的同學，平日罵得最多的是那些泛濫成災的概念化、公式化的假大空作品，這些作品很少有觀衆，卻始終在源源不斷地上市，興高采烈地獲獎，對這種情況，報刊間幾乎不予批評。
相反，哪個演員有了一點道聽途說的傳聞，各種報刊不容辭白、不作調查就一起上陣，用最嚴厲的詞句齊聲責斥。
以前，我一直以為可能我的藝術欣賞水平和文化判斷能力有問題，但時間一長，又覺得并非完全如此。
在香港鳳凰電視台看到楊瀾對您的采訪，才知道您的許多看法與我很接近，因此我增強了自信。
您說，為什麼我們報刊間的文藝批評會變成這個樣子？ 卓菲 回信 卓菲： 首先要說明，您在報刊上看到的那些文章，總的來說不能算是文藝批評。
要不然，真正的文藝批評家要提抗議了。
我看産生這類文章的原因有以下幾個： 一，一些年齡比你略大幾歲的大學畢業生，厭煩了從中學到大學的正統教育規程，在這些正統教育規程中，教師對中外文藝作品的分析，基本上都是肯定的。
這種沉悶狀态一定會引發反叛，當大學生在臨近畢業時發現自己居然能對著名作品發表否定意見并說得頭頭是道，深感痛快。
肯定的語言方式早被老師用完了，再用就傻，于是自然而然呼應成一個以苛評為業的年輕群落。
這對社會文化思維而言是一件好事，但年長的群落已疲于發言，更不願作吃力不讨好的總體研究，于是，話語重心傾斜，造成一有好作品就出現大量否定意見的情況。
堅持公正每每失之于枯燥，批評庸俗又容易帶上官氣，都是年輕人所不屑為； 二，社會上言路初開，報刊繁多，競争激烈，不少報刊為了吸弓贖者必須尋找刺激性的話題。
政治性的刺激不敢，經濟性的刺激勢必擾亂市場，剩下有三個領域，司法領域、體育領域和文化領域還有可能産生刺激性。
司法領域的刺激性在于案件本身的真實情節和宣判結果，缺少評論空間；體育領域比分明确、勝敗公平，靠評論來颠倒乾坤的可能不大，而文化領域則有可能。
于是，你所說的種種愚人節般的遊戲就在文化領域頻頻出現了。
總的說來，這是報刊為了增加發行量而産生的自然要求，又因文化事業本身的軟性狀況而容易被搓捏，無可奈何，不足為怪，但當這種傾向成為一種趨勢，我們的文化秩序和文化坐标實在堪憂； 三，長期以來，我國文化界一直輕于建設，重于破壞，輕于創造，重于評論。
而事實上，最被輕視的最煩難，最被重視的最輕松，因此很多人選擇了後者，即最被重視又最輕松的一途：破壞和評論。
破壞而受重視，是因為它聲勢奪人；評論而受重視，是因為它居高臨下。
例如在我自己培養的學生中，哪一個要認真地寫出幾個高質量的電影劇本，可能要付出很多年的艱苦努力，相反，如果用一個晚上寫一篇批判某位名導演的文章，就會給人産生一種錯覺，以為他已取得了與這位導演同等、甚至更高的文化方位。
正是這種錯覺，引誘了我們文化領域某些部位的超常發育、某些部位的日漸萎縮。
在此需要再一次說明，超常發育的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藝評論機制，由于激憤的呵斥和瑣碎的議論充斥報刊，連這種機制也萎縮了。
那麼，怎麼辦呢？ 我對前景并不悲觀。
目前報刊間的這種颠倒文化品位的嘈雜之聲，已經引起社會的普遍厭煩，随着社會的進一步快速發展，它們被遺棄的時日已經不遠了。
不久前我在與孫紹振先生的通信中曾經提到，目前我國社會的許多領域都已進入與國際接軌的快車道，進人規範明确的标準化運行，而文化界的很多部位，近似高速公路橋墩下還沒有來得及清理的擁塞舊街，了無規則，人車共道，叫賣聲聲，斯文掃地，但是越雜亂越标志着根本性變革的臨近。
會出現一些真正堪稱重要的批評家的，而更重要的是，一定會有大作品的出現，而大作品本身就有整頓秩序的功能。
你所看到的混亂，是大作品出現前的混亂。
這種混亂會不會埋沒大作品呢？不會，真正意義上的大作品會反過來埋沒混亂。
那麼，不妨寬下心來，把你不願看到的一切，當作一個過渡時期的淺薄的自嘲、不太有趣的幽默？ 按你的年齡，你會在中華文化領域看到讓你興奮的景象的。
對此，我已作過不少分析和推斷，有把握。
餘秋雨 十一 來信 餘教授： 我看到一些報刊在談到您時，常常會表達出一種遺憾，覺得您作為一個學者，與電視太親近了，并由此引起反複讨論。
這事在我們學生宿舍裡也引起争論，多數同學認為現代文化沒有必要拒絕傳媒，但也有一些同學同意報刊上的那種意見，認為學者還是集中精力鑽研學問為好。
我很想聽聽您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如果沒有時間詳談，隻須告訴我，是您對電視台的邀請盛情難卻，還是本來就有主動性？ 王麗宙 回信 麗富： 是我本來就有主動性。
不少朋友希望我不要過于親近電視，安心鑽研自己的學問，這完全是好意。
但是，這些好心的朋友不知道，電視文化正恰是我"自己的學問"，而且是學術主業之一，也是我主持的博士點的專業科目。
我不能因為寫了幾篇散文，就要放棄我的學術主業。
一個木匠空下來時也能炒幾個菜，但不能因此而說他幹木匠活是不務正業。
我親近電視，就是木匠親近他的墨線鋸刨。
但是，我倒由此想到三個值得讨論的問題： 一，為什麼我們文化界一想到學問，便立即産生一個約定俗成的範圍，幾乎不會想到諸如電視文化這樣的領域呢？ 二，如果不以電視文化為專業的其他學者，在電視上做了幾次談話節目，算不算不務正業呢？ 三，為什麼我們歐美學術界的同道們頻頻上電視，不僅歐美的觀衆沒意見，連我們中國觀衆也沒有非議呢？"中國學者"，在學術形象上與國際同行相比，有什麼特殊需要遵守的規矩？ 這幾個問題雖小，卻關系到世紀之交中華文化從内容到形式的幾處要害，想想很有意思。
我還會多想想，謝謝你來信的啟發。
餘秋雨 十二 來信 餘教授： 讀了您的《遙遠的絕響》，我深感共鳴。
世俗太污濁了，為此，同流合污成了中國文化人最大的恥辱。
魏晉名士的高責，正在于他們抵抗流俗，保持着純潔的孤獨。
甯肯獨自打鐵，甯肯單車漫遊，甯肯嗚嘯山林，甯肯放聲大哭，卻不肯降低自己、貶損自己、耗散自己。
你把他們的生态方式、心理走勢和生死意向，寫得那麼簡潔、明白而富有詩意，令人陶醉。
其實我一直在這樣做。
我不喜歡熱鬧，曆來慣于獨行。
我靜靜
我所受的壓力可想而知，但還是基本不理。
不理并不是故意地閉目塞聽。
對此我可以教你一種心理疏離方法，你不妨一試。
在謠傳最為嚴重的時候，設想自己升騰到一個高度，原先的名字也不再與自己有關，回身俯視原處，隻見謠言如何步步追逼着這個名字，煞是好玩。
俯視一陣之後你就發現，真正可憐的不是被追逼者，而恰恰是追逼者。
他們非常勞累、步步為營，而且前途黯淡。
因為謠言的每一步不僅會露出漏洞，而且會暴露造謠者自己，必須從兩方面堵漏，但按照規律，除非他們立刻停止，否則總是顧此失彼，手忙腳亂。
我曾用這個方法觀察過昔日的兩個老朋友，他們開始隻不過用耳語方式對别人說說我的作品而已，後來就越來越無法收拾了：别人對耳語産生警惕，他們不得不公開發表批判文章，表示自己堂堂正正；但如此批判一個昔日友人對大多數讀者總還是不太習慣，于是他們又不得不尋找背棄我的特殊理由，例如，最好有一個什麼曆史問題；終于道聽途說地找到一個，于是到處播揚。
但廣大讀者比較現實，沒有劇作家的想象力，很難相信一位經曆"文革"後多年清查而擔任高校校長的人，居然是《悲慘世界》中冉阿讓式的逃犯，而他的兩位老朋友居然是叫沙什麼的警官！讀者的漠然使他們有點不知所措，我有空閑時也暗暗為他們設想一些辦法，心裡卻很輕松，要不然，這些年怎麼會有心緒寫那麼多文章！ 我舉自己的例子，是想用切身感受來寬解你。
我想你的那兩位老同學也找不出更多辦法來對付你了，你完全可以站在另一個維度來觀察，就像看公園角落裡對着殘局發怔的棋手。
如果看煩了，那就走開。
因為她們口中念叨的你的名字，與你既有關又無關，就算是棋手心中的假想敵吧，由她們一步步厮磨去。
也像讀小說，警官老盯着冉阿讓，挺緊張，又挺好看。
觀賞時間一長，我們也會對棋手産生由衷的同情。
好可恨的這盤殘局，害得棋手們耗掉那麼多光陰。
小說中，警官也比冉阿讓更值得同情。
夜色降臨了，催棋手早些回家吧，好好睡一覺，明天，最好不要再到這裡來。
《悲慘世界》，也該早點讀完。
說到底，一切都會過去。
那麼，永遠不要為自己而過于生氣。
餘秋雨 十 來信 餘教授： 我學的是國際财經，卻喜愛文學藝術。
隻要有可能，我總是盡力抽時間觀賞電影、戲劇、舞蹈，平時也聽音樂、看小說。
由于專業課程的負擔很重，我沒有可能花時間好好消化這些作品，更不可能找同學讨論、找老師請教，因此老是覺得沒有完成欣賞過程，一切都半生不熟，囫囵吞棗，有點遺憾。
唯一找到的彌補辦法，是到學校圖書館閱覽室裡翻看一些文藝報刊，希望那兒能有一些文章幫助我。
但是，多翻看幾次，令我驚訝的現象發生了。
凡是我覺得好的作品，報刊上總是否定得最多，而那些明明平庸的東西，卻曆來找不到批評。
我看了兩部美國寫人性的電影，熱淚盈眶，但報刊門對這兩部電影好話不多，諷刺有加。
我最喜歡的兩位中國導演，從偶爾翻到的外國報紙看，國際上的地位也不低，但我們的報刊幾乎不作研究，整版整版配了照片宣傳的電影，我和同學們都毫無觀賞興趣。
更不可思議的是，有的報刊評選全國最差演員和作家，把我很喜歡的那幾位全都評進去了。
我周圍的同學，平日罵得最多的是那些泛濫成災的概念化、公式化的假大空作品，這些作品很少有觀衆，卻始終在源源不斷地上市，興高采烈地獲獎，對這種情況，報刊間幾乎不予批評。
相反，哪個演員有了一點道聽途說的傳聞，各種報刊不容辭白、不作調查就一起上陣，用最嚴厲的詞句齊聲責斥。
以前，我一直以為可能我的藝術欣賞水平和文化判斷能力有問題，但時間一長，又覺得并非完全如此。
在香港鳳凰電視台看到楊瀾對您的采訪，才知道您的許多看法與我很接近，因此我增強了自信。
您說，為什麼我們報刊間的文藝批評會變成這個樣子？ 卓菲 回信 卓菲： 首先要說明，您在報刊上看到的那些文章，總的來說不能算是文藝批評。
要不然，真正的文藝批評家要提抗議了。
我看産生這類文章的原因有以下幾個： 一，一些年齡比你略大幾歲的大學畢業生，厭煩了從中學到大學的正統教育規程，在這些正統教育規程中，教師對中外文藝作品的分析，基本上都是肯定的。
這種沉悶狀态一定會引發反叛，當大學生在臨近畢業時發現自己居然能對著名作品發表否定意見并說得頭頭是道，深感痛快。
肯定的語言方式早被老師用完了，再用就傻，于是自然而然呼應成一個以苛評為業的年輕群落。
這對社會文化思維而言是一件好事，但年長的群落已疲于發言，更不願作吃力不讨好的總體研究，于是，話語重心傾斜，造成一有好作品就出現大量否定意見的情況。
堅持公正每每失之于枯燥，批評庸俗又容易帶上官氣，都是年輕人所不屑為； 二，社會上言路初開，報刊繁多，競争激烈，不少報刊為了吸弓贖者必須尋找刺激性的話題。
政治性的刺激不敢，經濟性的刺激勢必擾亂市場，剩下有三個領域，司法領域、體育領域和文化領域還有可能産生刺激性。
司法領域的刺激性在于案件本身的真實情節和宣判結果，缺少評論空間；體育領域比分明确、勝敗公平，靠評論來颠倒乾坤的可能不大，而文化領域則有可能。
于是，你所說的種種愚人節般的遊戲就在文化領域頻頻出現了。
總的說來，這是報刊為了增加發行量而産生的自然要求，又因文化事業本身的軟性狀況而容易被搓捏，無可奈何，不足為怪，但當這種傾向成為一種趨勢，我們的文化秩序和文化坐标實在堪憂； 三，長期以來，我國文化界一直輕于建設，重于破壞，輕于創造，重于評論。
而事實上，最被輕視的最煩難，最被重視的最輕松，因此很多人選擇了後者，即最被重視又最輕松的一途：破壞和評論。
破壞而受重視，是因為它聲勢奪人；評論而受重視，是因為它居高臨下。
例如在我自己培養的學生中，哪一個要認真地寫出幾個高質量的電影劇本，可能要付出很多年的艱苦努力，相反，如果用一個晚上寫一篇批判某位名導演的文章，就會給人産生一種錯覺，以為他已取得了與這位導演同等、甚至更高的文化方位。
正是這種錯覺，引誘了我們文化領域某些部位的超常發育、某些部位的日漸萎縮。
在此需要再一次說明，超常發育的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藝評論機制，由于激憤的呵斥和瑣碎的議論充斥報刊，連這種機制也萎縮了。
那麼，怎麼辦呢？ 我對前景并不悲觀。
目前報刊間的這種颠倒文化品位的嘈雜之聲，已經引起社會的普遍厭煩，随着社會的進一步快速發展，它們被遺棄的時日已經不遠了。
不久前我在與孫紹振先生的通信中曾經提到，目前我國社會的許多領域都已進入與國際接軌的快車道，進人規範明确的标準化運行，而文化界的很多部位，近似高速公路橋墩下還沒有來得及清理的擁塞舊街，了無規則，人車共道，叫賣聲聲，斯文掃地，但是越雜亂越标志着根本性變革的臨近。
會出現一些真正堪稱重要的批評家的，而更重要的是，一定會有大作品的出現，而大作品本身就有整頓秩序的功能。
你所看到的混亂，是大作品出現前的混亂。
這種混亂會不會埋沒大作品呢？不會，真正意義上的大作品會反過來埋沒混亂。
那麼，不妨寬下心來，把你不願看到的一切，當作一個過渡時期的淺薄的自嘲、不太有趣的幽默？ 按你的年齡，你會在中華文化領域看到讓你興奮的景象的。
對此，我已作過不少分析和推斷，有把握。
餘秋雨 十一 來信 餘教授： 我看到一些報刊在談到您時，常常會表達出一種遺憾，覺得您作為一個學者，與電視太親近了，并由此引起反複讨論。
這事在我們學生宿舍裡也引起争論，多數同學認為現代文化沒有必要拒絕傳媒，但也有一些同學同意報刊上的那種意見，認為學者還是集中精力鑽研學問為好。
我很想聽聽您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如果沒有時間詳談，隻須告訴我，是您對電視台的邀請盛情難卻，還是本來就有主動性？ 王麗宙 回信 麗富： 是我本來就有主動性。
不少朋友希望我不要過于親近電視，安心鑽研自己的學問，這完全是好意。
但是，這些好心的朋友不知道，電視文化正恰是我"自己的學問"，而且是學術主業之一，也是我主持的博士點的專業科目。
我不能因為寫了幾篇散文，就要放棄我的學術主業。
一個木匠空下來時也能炒幾個菜，但不能因此而說他幹木匠活是不務正業。
我親近電視，就是木匠親近他的墨線鋸刨。
但是，我倒由此想到三個值得讨論的問題： 一，為什麼我們文化界一想到學問，便立即産生一個約定俗成的範圍，幾乎不會想到諸如電視文化這樣的領域呢？ 二，如果不以電視文化為專業的其他學者，在電視上做了幾次談話節目，算不算不務正業呢？ 三，為什麼我們歐美學術界的同道們頻頻上電視，不僅歐美的觀衆沒意見，連我們中國觀衆也沒有非議呢？"中國學者"，在學術形象上與國際同行相比，有什麼特殊需要遵守的規矩？ 這幾個問題雖小，卻關系到世紀之交中華文化從内容到形式的幾處要害，想想很有意思。
我還會多想想，謝謝你來信的啟發。
餘秋雨 十二 來信 餘教授： 讀了您的《遙遠的絕響》，我深感共鳴。
世俗太污濁了，為此，同流合污成了中國文化人最大的恥辱。
魏晉名士的高責，正在于他們抵抗流俗，保持着純潔的孤獨。
甯肯獨自打鐵，甯肯單車漫遊，甯肯嗚嘯山林，甯肯放聲大哭，卻不肯降低自己、貶損自己、耗散自己。
你把他們的生态方式、心理走勢和生死意向，寫得那麼簡潔、明白而富有詩意，令人陶醉。
其實我一直在這樣做。
我不喜歡熱鬧，曆來慣于獨行。
我靜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