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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而那個寫勞動模範的劇本還是一稿一稿改，每一稿都由我們抄，抄完後再送到打字間打印，我想這些勞動加在一起，一定遠遠超過那位勞動模範本身的辛勞了。
那天我又一次奉命把劇本送到打字間，在等候的時間裡聽到了一段有趣的交談。
幾個打字員都是年輕小姐，她們手指不停嘴也不停，在争論全校風度最好的是哪一位教師。
她們的争論對象，漸漸從表演系轉到别的系，從青年轉到老年又轉到中年，從男老師轉到女老師，最後停留在一個人的名字上不動了，這個人的名字叫張可。
從她們的七嘴八舌中聽得出來，張可老師是個傳奇性的人物。
出身富貴之家，容貌美麗，娴熟英語，莎士比亞研究專家，而居然早在三十年代十幾歲時就參加了共産黨，從事地下工作，等到一九四九年共産黨奪取政權，她卻功成身退，離開組織成了一名普通教師。
但是，隻要學校有重要外賓來訪，總少不了她。
高雅的儀容和漂亮的英語每次都讓來訪者感到有些意外。
打字員們說，那時她們總會暫停手下的工作沖出去看，不是看外國人而是看張可老師，看她的舉手投足、言談風度。
旁聽這番議論後不久我們要下鄉了，說是不能讓我們在高樓深院裡成為書呆子，必須到農村參加當時正在開展的"四清運動"。
全班同學正好都厭煩了聽那些課，覺得再聽下去未必成為書呆子卻一定成為呆子，于是便歡天喜地地打點行裝，隻有郭沫若推薦來的曲信先同學得了肝炎，不僅不能去，還要由醫務室隔離，眼淚汪汪地十分悲傷。
我們去的地方是江蘇太倉浏河，每個村去一個教師、一個同學，再搭配一個從附近縣鄉抽調過來的農村幹部。
在一堵公布名單的牆上看到，與我一起到一個叫郏家宅的村子裡去的農村幹部叫李惠民，而教師，則是張可。
三 我們三人住在全村最窮的一戶農民家裡，這家農民有三間小泥屋。
東間擠着房東夫妻和子女；西間住着房東的母親，還養了兩隻羊；中間一間放置農具和吃飯，又養着四隻羊。
六隻羊都是集體所有的，在這家借住，和我們一樣。
我和李惠民住中間那間，與四隻羊相伴；張可老師住西間，與房東母親和兩隻羊相伴。
我們三人就在這家吃飯。
按城市标準交飯費，但照規定，如果飯桌上出現了葷菜，一筷子也不能去動。
不過這種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這家人家的下飯菜永遠隻有一碟鹽豆，連一片青菜也沒有，這讓人感到奇怪。
我們的任務第一是參加田間勞動，第二是幫助這個村莊清理近幾年的賬目，看看有沒有人貪污。
但清理來清理去，最大的疑點數還及不上我們三人每月交的夥食費。
當然不敢說房東貪污，但我們三人的臉色已每況愈下。
我年輕，更依賴營養，張可老師幾次欲言又止，最後終于說了："你正長身體，不能長時間這樣，我昨天去打聽了，你的其他同學也在補營養。
"說着悄悄遞給我幾粒巧克力。
農村幹部李惠民則每天晚上端給我一小碗炒米粉，這是他的未婚妻留給他的。
張可老師當時應該是四十四歲，她在那間低矮的泥屋裡挂了一頂雪白的帳子，與成天咳嗽不停的老太太和兩隻羊勉強分開。
我知道她最受不住的不是夥食、住宿，而是用水，因為這兒淘米、洗衣、梳洗乃至刷便桶，全靠屋前一條雜草叢生的污濁小河溝。
另一項受不住的是雨天走路，在溜滑無比的淤泥中她簡直邁不開步，有時狠心一邁又必定重重摔跤，引來座座泥屋門口的一片笑聲，我便一拐一扭地趕去攙扶。
進了泥屋她稍作梳理立即又容光煥發，走到門口站着與我說一會兒話，順便掃了一眼我手中卷着的書。
下鄉時我特意挑了一本比較耐讀的書帶來，那是蘭姆寫的莎士比亞故事集的英文版，哪想到會在這兒遇到真正的專家，因此故意掩掩藏藏不讓她看見。
但是一個人對自己熟悉的書籍的感應總是超常的，張可老師隻遠遠閃過一眼就笑着說："不要隻讀蘭姆，最好讀原文。
"我紅着臉說："那是古英語，很難。
"張可老師說："你真不知道讀原文的樂趣有多大。
" 然後她又比較起朱生豪和吳興華的翻譯，用鄭重的口氣介紹法文翻譯家傅雷，最後對我竟然沒聽說過傅東華有點不滿意，說這是一位國學西學俱佳的學者。
說着她走進西屋拿出一本陳舊的牛皮紙封面文集，裡邊有一篇傅東華論國學的文章，讓我閱讀。
談話一旦開始就漸漸養成了習慣，她即便是随口說幾句也能帶給我一個文雅的世界。
我毫不掩飾地抱怨學院裡課程之拙劣，她微笑地說，倒真的不必來讀戲劇文學系。
"莎士比亞是位詩人，向他學編劇技巧委屈了他；中國話劇的發展，關鍵是導演；至于傳統戲曲，劇本曆來不重要，主要是演員的表演。
"她從根本上動搖了我本來就不堅實的專業思想後，又興緻勃勃地介紹起我十分陌生的京劇女老生演員張文娟，用詞之熱烈在她平日的從容談吐中很少見到。
對此我不無驚異，但結果卻是觸動我日後漸漸建立起一種以演員為中心的比較健全的戲劇觀念。
對于在戲劇學院的課堂上已經消失、而在學生課餘閱讀中仍然熱門的貝克、勞遜、亞卻、斯坦尼、布萊希特，她以溫和的語氣提醒我都不太重要。
現在回想起來，這麼多看似至高無上的大師早早地被一位女性溫和的聲音化解了一大半，這節省了我多少鑽研的時間，提升了我多少鳥瞰的高度！減法比加法更值得感謝。
天暗了，一盞昏黃的油燈點燃了起來，房東又在叫我們去吃鹽豆稀飯。
飯後，農村幹部李惠民和我們坐到了一起，他說："你們經常在談的東西我聽不大懂，知道自己沒文化，現在天天晚上練毛筆字，請你們幫我指點指點。
" 我和李惠民同室而居，知道他每天晚上都要練很長時間的毛筆字，有時我睡了一覺醒來看見他還在練，至于他已經練到什麼程度了，卻沒有去注意。
待到他拿出最近寫的一大沓毛邊紙來，我和張可老師都驚呼起來。
才幾個月，他手下的歐體九成宮已經非常像樣。
一天，我正在門外洗衣服，從泥路上駛來一輛農民馱貨用的自行車，騎車的是青年農民，而貨架上卻坐着一位滿頭白發的清瘦老者，一看就知道是文化人。
車在我眼前停下了，老者跳下貨架走上一步問我："請問，許玄在哪個村？" 許玄是我的同班同學，我立即斷定，這是許玄的父親，華東師範大學著名的文學教授許傑先生，全國聞名的"大右派"。
那麼衰老的他居然長途颠簸看望女兒來了，汽車站離這裡很遠，貨用自行車顯然是他從車站雇到這兒的。
"您是許伯伯吧？"我問。
他高興地點了點頭，我就指給他看許玄的住處，自行車又馱着他上路了。
我連忙叫出張可老師，張可老師看着許傑先生的背影深深歎了一口氣，說："受了那麼多罪，還一心關心女兒！" 從許傑先生，談起文學界。
我說前不久讀了陝西作家王汶石的幾個短篇不錯，她說從王汶石一篇談結構的文章，可以知道他比其他農村作家要用功。
如此平靜地以"用功"一詞來評價一位當時頗為轟動的作家，我看到了一種甯靜的文化風度。
"國外的小說家你最喜歡誰？"她想把我從中國作家中引開。
"
那天我又一次奉命把劇本送到打字間，在等候的時間裡聽到了一段有趣的交談。
幾個打字員都是年輕小姐，她們手指不停嘴也不停，在争論全校風度最好的是哪一位教師。
她們的争論對象，漸漸從表演系轉到别的系，從青年轉到老年又轉到中年，從男老師轉到女老師，最後停留在一個人的名字上不動了，這個人的名字叫張可。
從她們的七嘴八舌中聽得出來，張可老師是個傳奇性的人物。
出身富貴之家，容貌美麗，娴熟英語，莎士比亞研究專家，而居然早在三十年代十幾歲時就參加了共産黨，從事地下工作，等到一九四九年共産黨奪取政權，她卻功成身退，離開組織成了一名普通教師。
但是，隻要學校有重要外賓來訪，總少不了她。
高雅的儀容和漂亮的英語每次都讓來訪者感到有些意外。
打字員們說，那時她們總會暫停手下的工作沖出去看，不是看外國人而是看張可老師，看她的舉手投足、言談風度。
旁聽這番議論後不久我們要下鄉了，說是不能讓我們在高樓深院裡成為書呆子，必須到農村參加當時正在開展的"四清運動"。
全班同學正好都厭煩了聽那些課，覺得再聽下去未必成為書呆子卻一定成為呆子，于是便歡天喜地地打點行裝，隻有郭沫若推薦來的曲信先同學得了肝炎，不僅不能去，還要由醫務室隔離，眼淚汪汪地十分悲傷。
我們去的地方是江蘇太倉浏河，每個村去一個教師、一個同學，再搭配一個從附近縣鄉抽調過來的農村幹部。
在一堵公布名單的牆上看到，與我一起到一個叫郏家宅的村子裡去的農村幹部叫李惠民，而教師，則是張可。
三 我們三人住在全村最窮的一戶農民家裡，這家農民有三間小泥屋。
東間擠着房東夫妻和子女；西間住着房東的母親，還養了兩隻羊；中間一間放置農具和吃飯，又養着四隻羊。
六隻羊都是集體所有的，在這家借住，和我們一樣。
我和李惠民住中間那間，與四隻羊相伴；張可老師住西間，與房東母親和兩隻羊相伴。
我們三人就在這家吃飯。
按城市标準交飯費，但照規定，如果飯桌上出現了葷菜，一筷子也不能去動。
不過這種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這家人家的下飯菜永遠隻有一碟鹽豆，連一片青菜也沒有，這讓人感到奇怪。
我們的任務第一是參加田間勞動，第二是幫助這個村莊清理近幾年的賬目，看看有沒有人貪污。
但清理來清理去，最大的疑點數還及不上我們三人每月交的夥食費。
當然不敢說房東貪污，但我們三人的臉色已每況愈下。
我年輕，更依賴營養，張可老師幾次欲言又止，最後終于說了："你正長身體，不能長時間這樣，我昨天去打聽了，你的其他同學也在補營養。
"說着悄悄遞給我幾粒巧克力。
農村幹部李惠民則每天晚上端給我一小碗炒米粉，這是他的未婚妻留給他的。
張可老師當時應該是四十四歲，她在那間低矮的泥屋裡挂了一頂雪白的帳子，與成天咳嗽不停的老太太和兩隻羊勉強分開。
我知道她最受不住的不是夥食、住宿，而是用水，因為這兒淘米、洗衣、梳洗乃至刷便桶，全靠屋前一條雜草叢生的污濁小河溝。
另一項受不住的是雨天走路，在溜滑無比的淤泥中她簡直邁不開步，有時狠心一邁又必定重重摔跤，引來座座泥屋門口的一片笑聲，我便一拐一扭地趕去攙扶。
進了泥屋她稍作梳理立即又容光煥發，走到門口站着與我說一會兒話，順便掃了一眼我手中卷着的書。
下鄉時我特意挑了一本比較耐讀的書帶來，那是蘭姆寫的莎士比亞故事集的英文版，哪想到會在這兒遇到真正的專家，因此故意掩掩藏藏不讓她看見。
但是一個人對自己熟悉的書籍的感應總是超常的，張可老師隻遠遠閃過一眼就笑着說："不要隻讀蘭姆，最好讀原文。
"我紅着臉說："那是古英語，很難。
"張可老師說："你真不知道讀原文的樂趣有多大。
" 然後她又比較起朱生豪和吳興華的翻譯，用鄭重的口氣介紹法文翻譯家傅雷，最後對我竟然沒聽說過傅東華有點不滿意，說這是一位國學西學俱佳的學者。
說着她走進西屋拿出一本陳舊的牛皮紙封面文集，裡邊有一篇傅東華論國學的文章，讓我閱讀。
談話一旦開始就漸漸養成了習慣，她即便是随口說幾句也能帶給我一個文雅的世界。
我毫不掩飾地抱怨學院裡課程之拙劣，她微笑地說，倒真的不必來讀戲劇文學系。
"莎士比亞是位詩人，向他學編劇技巧委屈了他；中國話劇的發展，關鍵是導演；至于傳統戲曲，劇本曆來不重要，主要是演員的表演。
"她從根本上動搖了我本來就不堅實的專業思想後，又興緻勃勃地介紹起我十分陌生的京劇女老生演員張文娟，用詞之熱烈在她平日的從容談吐中很少見到。
對此我不無驚異，但結果卻是觸動我日後漸漸建立起一種以演員為中心的比較健全的戲劇觀念。
對于在戲劇學院的課堂上已經消失、而在學生課餘閱讀中仍然熱門的貝克、勞遜、亞卻、斯坦尼、布萊希特，她以溫和的語氣提醒我都不太重要。
現在回想起來，這麼多看似至高無上的大師早早地被一位女性溫和的聲音化解了一大半，這節省了我多少鑽研的時間，提升了我多少鳥瞰的高度！減法比加法更值得感謝。
天暗了，一盞昏黃的油燈點燃了起來，房東又在叫我們去吃鹽豆稀飯。
飯後，農村幹部李惠民和我們坐到了一起，他說："你們經常在談的東西我聽不大懂，知道自己沒文化，現在天天晚上練毛筆字，請你們幫我指點指點。
" 我和李惠民同室而居，知道他每天晚上都要練很長時間的毛筆字，有時我睡了一覺醒來看見他還在練，至于他已經練到什麼程度了，卻沒有去注意。
待到他拿出最近寫的一大沓毛邊紙來，我和張可老師都驚呼起來。
才幾個月，他手下的歐體九成宮已經非常像樣。
一天，我正在門外洗衣服，從泥路上駛來一輛農民馱貨用的自行車，騎車的是青年農民，而貨架上卻坐着一位滿頭白發的清瘦老者，一看就知道是文化人。
車在我眼前停下了，老者跳下貨架走上一步問我："請問，許玄在哪個村？" 許玄是我的同班同學，我立即斷定，這是許玄的父親，華東師範大學著名的文學教授許傑先生，全國聞名的"大右派"。
那麼衰老的他居然長途颠簸看望女兒來了，汽車站離這裡很遠，貨用自行車顯然是他從車站雇到這兒的。
"您是許伯伯吧？"我問。
他高興地點了點頭，我就指給他看許玄的住處，自行車又馱着他上路了。
我連忙叫出張可老師，張可老師看着許傑先生的背影深深歎了一口氣，說："受了那麼多罪，還一心關心女兒！" 從許傑先生，談起文學界。
我說前不久讀了陝西作家王汶石的幾個短篇不錯，她說從王汶石一篇談結構的文章，可以知道他比其他農村作家要用功。
如此平靜地以"用功"一詞來評價一位當時頗為轟動的作家，我看到了一種甯靜的文化風度。
"國外的小說家你最喜歡誰？"她想把我從中國作家中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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