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千架（代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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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陪着。
"她語氣有點英勇，好像我真在參加一場搏鬥。
三時半，我校改完了。
她說："今天又隻能睡兩個多小時。
"随手把鬧鐘撥到六點，一遲疑，又撥晚十分鐘。
"你和出版社這樣鬼鬼祟祟，能逃過盜版者多少天？"她在臨睡時問。
"據樂觀的估計，十天吧。
争取十天的正版市場，十天後又一定是鋪天蓋地的盜版。
"我說。
"那你就不要再寫了。
你現在是義務寫書、義務策劃、義務顧問，結果倒為一批文化盜賊盡了義務。
你每寫完一篇長文章總要生一場病，真擔心哪一天因為用腦過度，突然成了傻子。
"這話她已說了不止一遍，但此時語氣已經含糊，我趕緊伸手關了燈。
六時十分起床，快速漱洗完畢，攔了一輛出租車，去機場。
她送完我，立即會到幾位外請專家住的旅館，付一些錢。
《秋千架》劇組已經沒錢，她昨晚到媽媽家取了一筆款子。
然後，趕到南京錄音，錄完音，連夜坐長途汽車到連雲港演出。
從南京到連雲港，坐長途汽車總得八九個小時吧。
我問："你已經這樣勞累了，這次能不能不去？"她說："我不去，那裡就不接受我們劇院了，而劇院的父老鄉親們在春節前應該有一點經濟收人。
" 明天在連雲港演完，後天又要坐八九個小時的長途汽車趕回安徽貴池，那裡在開一個全國性的行業會議，各地代表好不容易來安徽一次，都想見見她。
代表們對她非常善意，但他們一定不知道，後天見到的她，這幾個月是怎麼過的，這次是怎麼來的。
像這樣毫無名利可言的艱苦奔波，對她來說早已是家常便飯，但我不能不擔心她的頸椎和腰椎。
從小練功落下的傷，多年長途跋涉地演出日漸加重。
那次我在場，一位女按摩師剛下手就驚叫起來："你怎麼有那麼多傷！"平日坐車，時間稍長就扭着脖子皺着眉，不知該怎麼坐了。
但從明天到後天，她要坐多久的長途車！ 我知道她如此辛苦是因為無法擺脫一個不小的怪圈—— 過早地成了整個劇種的首席演員，而這個劇種至今還是全國中青年觀衆最喜愛的劇種，她隻能靠自己的辛勞來承擔一種相當沉重的責任； 各地對劇院的邀請，永遠以有沒有她參加為第一談判條件。
為了劇院和劇種的生存，她很難拒絕，但隻要接受邀請，主角演員每天的勞動量是一般演員的許多倍； 也許電視能使她輕松一點，但她認為如果沒有舞台劇的良好基礎，電視對戲曲的幫助有可能适得其反，這方面的例證比比皆是。
因此，她有意減少了對電視的輕率參與，來維護舞台的最後一點尊嚴； 也許她可以聽取某些勸告，通過上層活動來改變自己的艱辛處境。
但她完全不會處理這一套，覺得參加一次應酬比多演三場戲還累，而且堅信藝術的實際成果與上層關系是兩回事。
——這一切，就決定了她這些年來的基本生态。
我的職業使我對戲劇界比較了解，因此可以毫無偏心地斷言：在目前國内各大劇種首席演員中，她無疑是付出演出辛勞最重的人。
那些有可觀報酬的演唱活動被她一一拒絕，理由總是說沒有時間。
時間分成兩半，一半是帶着劇院演出，廠礦企業、油田碼頭都去，連縣城也不拒絕，一去就是三四十天；另一半是策劃創作新劇目，幾乎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
有一次我和當時任國家文化部常務副部長的高占祥先生同時被交通大學聘為客座教授，高部長告訴我，前幾年中國藝術節在甘肅蘭州舉行．最轟動的劇目就是黃梅戲《紅樓夢》，轟動得無法停演。
她的身體累垮了，白天在醫院輸液，晚上演出，天天如此，這種精神把當地的觀衆感動得不知怎麼才好，真讓安徽人在大西北占盡了風光。
回來我問她，還記得蘭州的事嗎？她說記得，那裡醫院的醫生護士，天天熬了很多雞湯、稀飯送來，房間裡全是水果、鮮花…… "當時通電話為什麼沒說天天在輸液？"我生氣地問。
"我邊輸液邊給你打電話，你感覺不到？這是測試你的敏感度。
" 然而不幸的是，今天有些觀衆是憑着在報紙和電視上出現的頻率來衡定一個演員的工作量的。
近幾年一個謠言在少數人的播弄下快速在本地傳開：為什麼在電視上很少見到她？一定是拒絕演出，跟着丈夫到上海過清閑日子去了！于是一片憤怒。
一位藝術界的同行在一個有各行各業的人參加的會議上聽到兩位不認識的女士在大聲宣講："她不為我們演戲，我們要求上級，什麼榮譽也不給她！給别人！" 這個消息傳來時，她正從基層演出十幾天歸來，頸椎和腰椎疼得實在受不住，扒在床邊上，讓頭從床沿上
" "那我陪着。
"她語氣有點英勇，好像我真在參加一場搏鬥。
三時半，我校改完了。
她說："今天又隻能睡兩個多小時。
"随手把鬧鐘撥到六點，一遲疑，又撥晚十分鐘。
"你和出版社這樣鬼鬼祟祟，能逃過盜版者多少天？"她在臨睡時問。
"據樂觀的估計，十天吧。
争取十天的正版市場，十天後又一定是鋪天蓋地的盜版。
"我說。
"那你就不要再寫了。
你現在是義務寫書、義務策劃、義務顧問，結果倒為一批文化盜賊盡了義務。
你每寫完一篇長文章總要生一場病，真擔心哪一天因為用腦過度，突然成了傻子。
"這話她已說了不止一遍，但此時語氣已經含糊，我趕緊伸手關了燈。
六時十分起床，快速漱洗完畢，攔了一輛出租車，去機場。
她送完我，立即會到幾位外請專家住的旅館，付一些錢。
《秋千架》劇組已經沒錢，她昨晚到媽媽家取了一筆款子。
然後，趕到南京錄音，錄完音，連夜坐長途汽車到連雲港演出。
從南京到連雲港，坐長途汽車總得八九個小時吧。
我問："你已經這樣勞累了，這次能不能不去？"她說："我不去，那裡就不接受我們劇院了，而劇院的父老鄉親們在春節前應該有一點經濟收人。
" 明天在連雲港演完，後天又要坐八九個小時的長途汽車趕回安徽貴池，那裡在開一個全國性的行業會議，各地代表好不容易來安徽一次，都想見見她。
代表們對她非常善意，但他們一定不知道，後天見到的她，這幾個月是怎麼過的，這次是怎麼來的。
像這樣毫無名利可言的艱苦奔波，對她來說早已是家常便飯，但我不能不擔心她的頸椎和腰椎。
從小練功落下的傷，多年長途跋涉地演出日漸加重。
那次我在場，一位女按摩師剛下手就驚叫起來："你怎麼有那麼多傷！"平日坐車，時間稍長就扭着脖子皺着眉，不知該怎麼坐了。
但從明天到後天，她要坐多久的長途車！ 我知道她如此辛苦是因為無法擺脫一個不小的怪圈—— 過早地成了整個劇種的首席演員，而這個劇種至今還是全國中青年觀衆最喜愛的劇種，她隻能靠自己的辛勞來承擔一種相當沉重的責任； 各地對劇院的邀請，永遠以有沒有她參加為第一談判條件。
為了劇院和劇種的生存，她很難拒絕，但隻要接受邀請，主角演員每天的勞動量是一般演員的許多倍； 也許電視能使她輕松一點，但她認為如果沒有舞台劇的良好基礎，電視對戲曲的幫助有可能适得其反，這方面的例證比比皆是。
因此，她有意減少了對電視的輕率參與，來維護舞台的最後一點尊嚴； 也許她可以聽取某些勸告，通過上層活動來改變自己的艱辛處境。
但她完全不會處理這一套，覺得參加一次應酬比多演三場戲還累，而且堅信藝術的實際成果與上層關系是兩回事。
——這一切，就決定了她這些年來的基本生态。
我的職業使我對戲劇界比較了解，因此可以毫無偏心地斷言：在目前國内各大劇種首席演員中，她無疑是付出演出辛勞最重的人。
那些有可觀報酬的演唱活動被她一一拒絕，理由總是說沒有時間。
時間分成兩半，一半是帶着劇院演出，廠礦企業、油田碼頭都去，連縣城也不拒絕，一去就是三四十天；另一半是策劃創作新劇目，幾乎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
有一次我和當時任國家文化部常務副部長的高占祥先生同時被交通大學聘為客座教授，高部長告訴我，前幾年中國藝術節在甘肅蘭州舉行．最轟動的劇目就是黃梅戲《
她的身體累垮了，白天在醫院輸液，晚上演出，天天如此，這種精神把當地的觀衆感動得不知怎麼才好，真讓安徽人在大西北占盡了風光。
回來我問她，還記得蘭州的事嗎？她說記得，那裡醫院的醫生護士，天天熬了很多雞湯、稀飯送來，房間裡全是水果、鮮花…… "當時通電話為什麼沒說天天在輸液？"我生氣地問。
"我邊輸液邊給你打電話，你感覺不到？這是測試你的敏感度。
" 然而不幸的是，今天有些觀衆是憑着在報紙和電視上出現的頻率來衡定一個演員的工作量的。
近幾年一個謠言在少數人的播弄下快速在本地傳開：為什麼在電視上很少見到她？一定是拒絕演出，跟着丈夫到上海過清閑日子去了！于是一片憤怒。
一位藝術界的同行在一個有各行各業的人參加的會議上聽到兩位不認識的女士在大聲宣講："她不為我們演戲，我們要求上級，什麼榮譽也不給她！給别人！" 這個消息傳來時，她正從基層演出十幾天歸來，頸椎和腰椎疼得實在受不住，扒在床邊上，讓頭從床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