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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無法實現，就不要太在乎發現，即使是"唯一"也隻能淡然颔首、随手揮别。
此間情景，隻要能平靜地表述出來，也已經是人類對自身的嘲谑。
更大的嘲谑是年齡的錯位。
為什麼把擇定終身的職責，交付給半懂不懂的年歲？為什麼把成熟的眼光，延誤地出現在早已收獲過了的荒原？隻要人類存在，大概永遠也逆轉不了這種錯位，因此這種嘲谑幾乎找不到擺脫的彼岸。
由此可見，僅年齡一端，人生的況味也可品咂得難以言表。
我認為很多作家躲開這個問題不是由于疏忽，而是由于害怕。
這個井口看似平常，但伸頭一看卻深不可測。
陰冷的水氣帶出了大地掩藏着的重重怪異，更要命的是，晃蕩的井水居然還照出了自己的面影。
有多少人願意長久地逼視那個變了形的自己呢？隻能趕快走開。
井口外面的話題很多，轉移注意并不困難。
想出這個井口的比喻我把自己也吓着了。
是啊，人生的許多問題是不能太往深裡想的，從小村裡的老人們就最怕我們到井邊去，怕我們受涼中邪，更怕我們掉進去，現在進一步明白，即便人不掉進去，思想掉進去也很難掙紮出來。
你看，把年齡問題稍稍想深一點就會引發出對人的生命程序的整體嘲谑，甚至擴大至對愛情、婚姻的整體嘲谑，這又如何了得！相對論可以一論再論，哥德巴赫猜想可以一猜再猜，但人生的問題卻隻可作泛論而不能作深究。
永遠的啟蒙調教，永遠的淺嘗辄止。
正由于此，我雖然至今重視人生況味在藝術創作中的地位，但又明白不能把這件事做得過分。
對人生的過度深究會造成人們群體性的"反刍效應"和"惡心效應"，從心理上加劇人類遇到的危機。
因此，隻能回歸泛論。
青年：歌頌的陷阱 泛論年齡，出發點隻是經驗。
經驗應該具有說服力的吧？其實未必。
人類的很多經驗是屈從于常規說法的，一旦超出于常規說法連自己都疑惑起來。
然而，人生是我們都在經曆的，年齡是我們自己的年齡，即便對于我們尚未抵達的年齡階段至少也有足夠的觀察經驗，我們如果在人生年齡問題上也放棄了獨立的發言權，那還會有什麼其它屬于自己的聲音投向這個世界？ 為此，我要延續上文已經開始的話題，不贊成太多地歌頌青年，而堅持認為那是一個充滿陷阱的時代。
陷阱一生都會遇到，但青年時代的陷阱最多、最大、最險。
反複歌頌一片布滿陷阱的土地，其後果可想而知。
我不知道人類為什麼要不斷地重複這個惡作劇，甚至看到了一代代殘酷的後果仍不知收斂。
我相信這中間一定有不負責任的社會活動家和陰險的政客故意設置的計謀，他們對青年的歌頌是以慫恿的方式達到招募的目的。
其中比較可以原諒的是一些理性水平不高的老人，他們以歌頌來緬懷已逝的歲月，以失落者的身份追尋失落前的夢幻。
老人歌頌青年時代，大多着眼于青年時代擁有無限的可能性。
但他們忘了，這種可能性落實在一個具體個人身上，往往是窄路一條。
錯選了一種可能，也便失落了其它可能。
說起來青年人日子還長，還可不斷地重新選擇，但一個實實在在的人是由種種社會關系和客觀條件限定在那裡的，重新選擇的自由度并不很大。
"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劇處處發生，隻不過多數失足看起來不像失足而已。
即從最小的事例來看，社會上從事表演藝術的人浩浩蕩蕩，為什麼真正像樣的演員總是寥若晨星，而絕大多數不管怎麼訓練也不大成器呢？追根溯源，大多是一開始學僵了、學疲了，再也扭不過來。
寫作也是一樣，世間能動筆的人何止千萬，他們的腦子也都管用，為什麼多數人筆耕一輩子都跳不出那個不高的等級呢？原因也是一開頭進錯了門，拜錯了師，走岔了道，怎麼也繞不回去了。
這些事情的根子，都是在青年時代種下的。
種下的時分，耳邊一片贊揚聲。
這還隻是在說技能，如果要說到品德，改易更難。
一個人橫貫終生的品德基本上都是在青年時代形成的，可惜在那個至關重要的時代，青年人受到的正面鼓動永遠是為成功而搏鬥，而一般所謂的成功總是打有排他性、自私性的印記。
結果，臉頰上還沒有皺紋的他們，卻在品德上挖下了一個個看不見的黑洞。
在我的記憶中，認真指出青年時代險惡陷阱的是王安石，他那篇隻有二百多字的短文《傷仲永》道出了人人都見到過的事例，卻仍然讓大家十分震驚。
王安石認為，天下是會出現幾個真正傑出的天才少年的，但即便是他們，也未必能成為人才，淪落的可能比成才的可能大得多；天才尚且如此，大量非天才的情況更是不言而喻。
王安石用旁觀者的平靜筆觸，勾勒了一個天才少年滄于平庸的過程，平庸得那麼自然又那麼必然。
除王安石之外，為少年和青年說點掃興話、警惕話的人實在太少了。
永遠在歌頌他們朝氣蓬勃、意氣風發、風華正茂、英姿飒爽……就這樣送走了一批又一批，送到哪裡去了，送到什麼裡程就不再歌頌也不值得歌頌了，卻不知道。
曆史上也有一些深刻的哲人，以歌頌青年來弘揚社會的生命力。
這是一帖療世藥方，特别對一個古老而疲憊的帝國更有特殊意義，但用藥也要适度，需要受到充分的理性控制。
因為這裡顯然橫亘着一種二律背反：越是堅固的對象越需要鼓動青年去對付，但他們恰恰因為年輕，無法與真正的堅固相斡旋。
他們剛剛放下曆史課本，又何曾體察過曆史蒼涼的内涵？他們随口談論社會，又何曾了解過民衆的質樸需求？他們得意地炫示文化，又何曾思考過文化的原始使命？把沉重的曆史使命壓在他們肩上，不太公平。
如果對他們一邊加壓一邊慫恿，隻能使他們變成一堆扭曲的形體和尖利的聲音，這是我們在"文革"初期早就看到了的。
按常理青年人應該先埋頭創建一點什麼，然後讓見多識廣的中年人和老年人來批評，接下來再由青年人憑着自己的創建感受來反批評，提出新一代的新觀念。
但不知怎麼回事，這個程序倒了過來，很多沒有任何創建經曆的青年人成了摧枯拉朽的批評者，而有了閱曆的成年人則唯唯諾諾，不說長短，隻知低頭勞作。
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是評論者多而建設者少，一度曾經出現過全國高喊"不破不立"的口号、相信"七億人民都是批判家"的盛況。
這種排斥建設的批判所表現出來的自由幅度和自置高度，以及操作上的随意和痛快，對大量害怕辛勞的青年人有一種巨大的吸引力，但對一切事業都弊多利少。
這就像航海，航海家們當然也需要有人在航向、航速、氣象、海浪等方面提出積極的評論，但不少年輕的放言者根本還沒有能力這麼做，他們隻是遠遠地站在岸上，憑着對驚險童話故事的記憶，大聲呵斥這條船可能有海盜嫌疑，嘲笑着船體的形狀和船長的身材。
岸上的閑雜人等最樂于聽的是這種聲音，但這種聲音的結果十分可怕。
中國的情況曆來是幾百年的破壞隻換來幾年的建設，而剛剛有點建設又很快換來新一輪聲色俱厲的破壞。
總認為建設者的方向需要有人來撥正，建設者的本人也應受到監督，這沒錯，但人們怎麼也不明白，那些沒有灑過一滴汗珠的年輕人何從取得了撥正資格和監督資格？如果說要建立一種機制，那也是一項建設，與建設的過程密不可分。
也許正是出于這種觀感，我在文化界隻要看到畫家、音樂家、作家受到了各種低層次評論的糾纏，立場總是站在文化創造者一邊。
因為我深知一個龐大民族在混亂多少年後終于投入經濟建設的極度艱難，而在經濟建設的社會大潮流中努力保持一點文化建設的更加艱難。
一些别有用心的年長慫恿者總喜歡說："真理在年輕人手裡。
"理由呢？沒有說，但我猜測他們是故意偷換了一種邏輯。
保衛真理需要勇敢，但不能就此把勇敢說成是
此間情景，隻要能平靜地表述出來，也已經是人類對自身的嘲谑。
更大的嘲谑是年齡的錯位。
為什麼把擇定終身的職責，交付給半懂不懂的年歲？為什麼把成熟的眼光，延誤地出現在早已收獲過了的荒原？隻要人類存在，大概永遠也逆轉不了這種錯位，因此這種嘲谑幾乎找不到擺脫的彼岸。
由此可見，僅年齡一端，人生的況味也可品咂得難以言表。
我認為很多作家躲開這個問題不是由于疏忽，而是由于害怕。
這個井口看似平常，但伸頭一看卻深不可測。
陰冷的水氣帶出了大地掩藏着的重重怪異，更要命的是，晃蕩的井水居然還照出了自己的面影。
有多少人願意長久地逼視那個變了形的自己呢？隻能趕快走開。
井口外面的話題很多，轉移注意并不困難。
想出這個井口的比喻我把自己也吓着了。
是啊，人生的許多問題是不能太往深裡想的，從小村裡的老人們就最怕我們到井邊去，怕我們受涼中邪，更怕我們掉進去，現在進一步明白，即便人不掉進去，思想掉進去也很難掙紮出來。
你看，把年齡問題稍稍想深一點就會引發出對人的生命程序的整體嘲谑，甚至擴大至對愛情、婚姻的整體嘲谑，這又如何了得！相對論可以一論再論，哥德巴赫猜想可以一猜再猜，但人生的問題卻隻可作泛論而不能作深究。
永遠的啟蒙調教，永遠的淺嘗辄止。
正由于此，我雖然至今重視人生況味在藝術創作中的地位，但又明白不能把這件事做得過分。
對人生的過度深究會造成人們群體性的"反刍效應"和"惡心效應"，從心理上加劇人類遇到的危機。
因此，隻能回歸泛論。
青年：歌頌的陷阱 泛論年齡，出發點隻是經驗。
經驗應該具有說服力的吧？其實未必。
人類的很多經驗是屈從于常規說法的，一旦超出于常規說法連自己都疑惑起來。
然而，人生是我們都在經曆的，年齡是我們自己的年齡，即便對于我們尚未抵達的年齡階段至少也有足夠的觀察經驗，我們如果在人生年齡問題上也放棄了獨立的發言權，那還會有什麼其它屬于自己的聲音投向這個世界？ 為此，我要延續上文已經開始的話題，不贊成太多地歌頌青年，而堅持認為那是一個充滿陷阱的時代。
陷阱一生都會遇到，但青年時代的陷阱最多、最大、最險。
反複歌頌一片布滿陷阱的土地，其後果可想而知。
我不知道人類為什麼要不斷地重複這個惡作劇，甚至看到了一代代殘酷的後果仍不知收斂。
我相信這中間一定有不負責任的社會活動家和陰險的政客故意設置的計謀，他們對青年的歌頌是以慫恿的方式達到招募的目的。
其中比較可以原諒的是一些理性水平不高的老人，他們以歌頌來緬懷已逝的歲月，以失落者的身份追尋失落前的夢幻。
老人歌頌青年時代，大多着眼于青年時代擁有無限的可能性。
但他們忘了，這種可能性落實在一個具體個人身上，往往是窄路一條。
錯選了一種可能，也便失落了其它可能。
說起來青年人日子還長，還可不斷地重新選擇，但一個實實在在的人是由種種社會關系和客觀條件限定在那裡的，重新選擇的自由度并不很大。
"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劇處處發生，隻不過多數失足看起來不像失足而已。
即從最小的事例來看，社會上從事表演藝術的人浩浩蕩蕩，為什麼真正像樣的演員總是寥若晨星，而絕大多數不管怎麼訓練也不大成器呢？追根溯源，大多是一開始學僵了、學疲了，再也扭不過來。
寫作也是一樣，世間能動筆的人何止千萬，他們的腦子也都管用，為什麼多數人筆耕一輩子都跳不出那個不高的等級呢？原因也是一開頭進錯了門，拜錯了師，走岔了道，怎麼也繞不回去了。
這些事情的根子，都是在青年時代種下的。
種下的時分，耳邊一片贊揚聲。
這還隻是在說技能，如果要說到品德，改易更難。
一個人橫貫終生的品德基本上都是在青年時代形成的，可惜在那個至關重要的時代，青年人受到的正面鼓動永遠是為成功而搏鬥，而一般所謂的成功總是打有排他性、自私性的印記。
結果，臉頰上還沒有皺紋的他們，卻在品德上挖下了一個個看不見的黑洞。
在我的記憶中，認真指出青年時代險惡陷阱的是王安石，他那篇隻有二百多字的短文《傷仲永》道出了人人都見到過的事例，卻仍然讓大家十分震驚。
王安石認為，天下是會出現幾個真正傑出的天才少年的，但即便是他們，也未必能成為人才，淪落的可能比成才的可能大得多；天才尚且如此，大量非天才的情況更是不言而喻。
王安石用旁觀者的平靜筆觸，勾勒了一個天才少年滄于平庸的過程，平庸得那麼自然又那麼必然。
除王安石之外，為少年和青年說點掃興話、警惕話的人實在太少了。
永遠在歌頌他們朝氣蓬勃、意氣風發、風華正茂、英姿飒爽……就這樣送走了一批又一批，送到哪裡去了，送到什麼裡程就不再歌頌也不值得歌頌了，卻不知道。
曆史上也有一些深刻的哲人，以歌頌青年來弘揚社會的生命力。
這是一帖療世藥方，特别對一個古老而疲憊的帝國更有特殊意義，但用藥也要适度，需要受到充分的理性控制。
因為這裡顯然橫亘着一種二律背反：越是堅固的對象越需要鼓動青年去對付，但他們恰恰因為年輕，無法與真正的堅固相斡旋。
他們剛剛放下曆史課本，又何曾體察過曆史蒼涼的内涵？他們随口談論社會，又何曾了解過民衆的質樸需求？他們得意地炫示文化，又何曾思考過文化的原始使命？把沉重的曆史使命壓在他們肩上，不太公平。
如果對他們一邊加壓一邊慫恿，隻能使他們變成一堆扭曲的形體和尖利的聲音，這是我們在"文革"初期早就看到了的。
按常理青年人應該先埋頭創建一點什麼，然後讓見多識廣的中年人和老年人來批評，接下來再由青年人憑着自己的創建感受來反批評，提出新一代的新觀念。
但不知怎麼回事，這個程序倒了過來，很多沒有任何創建經曆的青年人成了摧枯拉朽的批評者，而有了閱曆的成年人則唯唯諾諾，不說長短，隻知低頭勞作。
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是評論者多而建設者少，一度曾經出現過全國高喊"不破不立"的口号、相信"七億人民都是批判家"的盛況。
這種排斥建設的批判所表現出來的自由幅度和自置高度，以及操作上的随意和痛快，對大量害怕辛勞的青年人有一種巨大的吸引力，但對一切事業都弊多利少。
這就像航海，航海家們當然也需要有人在航向、航速、氣象、海浪等方面提出積極的評論，但不少年輕的放言者根本還沒有能力這麼做，他們隻是遠遠地站在岸上，憑着對驚險童話故事的記憶，大聲呵斥這條船可能有海盜嫌疑，嘲笑着船體的形狀和船長的身材。
岸上的閑雜人等最樂于聽的是這種聲音，但這種聲音的結果十分可怕。
中國的情況曆來是幾百年的破壞隻換來幾年的建設，而剛剛有點建設又很快換來新一輪聲色俱厲的破壞。
總認為建設者的方向需要有人來撥正，建設者的本人也應受到監督，這沒錯，但人們怎麼也不明白，那些沒有灑過一滴汗珠的年輕人何從取得了撥正資格和監督資格？如果說要建立一種機制，那也是一項建設，與建設的過程密不可分。
也許正是出于這種觀感，我在文化界隻要看到畫家、音樂家、作家受到了各種低層次評論的糾纏，立場總是站在文化創造者一邊。
因為我深知一個龐大民族在混亂多少年後終于投入經濟建設的極度艱難，而在經濟建設的社會大潮流中努力保持一點文化建設的更加艱難。
一些别有用心的年長慫恿者總喜歡說："真理在年輕人手裡。
"理由呢？沒有說，但我猜測他們是故意偷換了一種邏輯。
保衛真理需要勇敢，但不能就此把勇敢說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