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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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的老祖母，我怕傳染給她。
後來是我同鄉的老師盛鐘健先生在奉化縣的一個半山腰裡找到一間小房子，讓我住了下來。
吃飯則有一頓沒一頓，搭在山腳下一個極其簡陋的小食堂裡。
那裡連一份報紙也看不到，完全不知道天下發生了什麼事。
又是大幸，居然讓我認識了一位八十多歲的沈老先生，他受當地文化館委托管理着早年蔣經國先生在山間的一個讀書室，經他點頭，我就全身心地鑽到那些舊書裡去了。
那兒除了《古今圖書集成》、《二十四史》、《四部叢刊》外還有《萬有文庫》和比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文化雜志，我反正有的是時間，一本本閱讀。
正經書讀累了，就去興緻勃勃地翻閱一大堆《東方》雜志。
讀書室外面是長天荒草，安靜無比。
我從來沒有獲得過那麼優越的讀書條件，當然絕不放過，連生病的事也忘記了。
那位沈老先生有點仙風道骨，那麼大年紀還每天爬山，有時居然親自提一小籃子家栽時鮮水果，到半山小屋來送給我，讓我既驚訝又感動。
我問他為什麼不在讀書室裡交給我而要親自送來，他說這是"禮數"。
他倒是每天早晨在家聽點廣播，把重要的消息告訴我。
有一天他說唐山發生了大地震，你半山腰的小房子也危險，于是我幾經打聽搬到一個廟裡躲避。
在廟裡又住了不少時日，仍然天天去讀蔣經國先生留下的那些書。
那個讀書室造得很堅固，即使發生地震也會很安全。
沈老先生說，蔣經國先生從來沒有充分利用過這個讀書室，這個讀書室簡直就是為我造的了。
從古廟到讀書室那條冷僻的荒路，我已經走得悠然陶然，幾乎記不得年月了。
後來知道，這些年月，中國政治領域的鬥争越來越激烈，上海文化界的氣氛也十分緊張，而我則好像被一種神秘的力量冰凍封存了。
直到二十年後，上海有劇作家在編劇之餘突然構想起我的這段行蹤，情節千奇百怪，甚至指派我擔任了上海某寫作組的組長，好像一個人在荒山中指揮着遠處的鬥争。
我聽到後總是大笑，說我的問題比他們想的嚴重得多。
試想，我躲在國民黨首腦的讀書室裡，與一個身份不清、但一提起蔣經國總不忘"先生"尊稱的奇怪老人交往得不明不白，而且生活形态已近似"落草"。
寫作組總有白紙黑字的文章可以一篇篇清查，而這段"落草"的經曆又怎麼能說得清？ 但是，不管怎麼說，終于有一天，我從兩位過路山民嘴中得知，立即又在老先生那裡證實，毛澤東去世了。
五 幾年後，我在系資料室裡翻閱雜志，突然讀到一篇用中西比較方法研究《文心雕龍》的文章，十分驚歎，卻不知作者王元化是什麼人。
當時正好上海有一家大報向我約稿，就寫了篇讀後感寄去。
幾天後報社編輯親自來到我家，告訴我這篇讀後感不能發表。
原因是"王元化的曆史問題還沒有結論，學術雜志發表他的論文可以，但我們報紙……" 我問："王元化究竟是誰？" "你寫了文章還不知道他是誰？"那位編輯十分驚訝，"我還以為是由于你和他愛人同在一個學校的關系呢。
" "他愛人在我們學院？"我好奇極了。
"張可嘛！你真的不知道？" "啊？"這下我倒真是發呆了。
過些天我有意識地在學校裡找到張可老師，談了這件事，也談了我對王元化先生文章的評價。
張可老師開心地笑着，不斷地說："你太客氣了，你太客氣了！" 又過了幾天，系裡的柏彬老師交給我一封厚厚的信，拆開一看，署名王元化。
除了約我見面，還談到以前如何從張可老師那裡知道我，其中有一段話，一看之下眼睛一亮，後來不知又默誦了多少遍： 盡管身邊還有大量讓人生氣的事，但我可以負責地說，就學術文化研究而言，現在可能正在進入本世紀以來最好的時期。
一位傷痕累累、尚未平反的長者，居然用如此明快的語言作出了世紀性的判斷，當時對我的震撼真是非同小可。
"可能正在進入本世紀以來最好的時期"——至少有幾個月時間我一直念叨着這每一個字，回想着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魯迅、陳寅恪，不能不産生一種惶恐，怕大家在熱鬧中把一個重要的時機辜負。
正是這種震撼和惶恐，使我急急地将那部我多次提到過的H·克拉克的英文著作作為拐杖，向古代歐洲走去。
這些年在海内外演講中總會被人頻頻問起，我從一個戲劇學者轉而投身于多方位文化思考的最初動力，我總是回答：十幾年前，我收到過一位長者的信。
收到信的第二天，我就來到王元化、張可老師的家裡。
張可老師隻忙着端茶、送點心，而王元化先生則幾乎沒有寒暄就立即與我談起了剛剛發表不久的李澤厚的《論嚴複》，又聯系到李澤厚早在五十年代發表的《譚嗣同研究》，這種不羼水分的學術性談話出現在家庭裡稍稍顯得有點沉悶，張可老師坐在一邊聽了一會兒就笑着嗔怪起來："人家那麼遠的路趕來，一下子談得那麼嚴肅！"待到吃飯了，張可老師始終在忙着給我夾菜添飯，連王元化先生也覺得過分了，一次次說："讓秋雨自己來，讓秋雨自己來。
"但是每次吃飯，我總覺得他們飯量太小，而我的飯量太大，很不好意思。
沒有想到，一九七九年六月，張可老師突然在一次會議上中風。
送到醫院，情勢十分危急，昏迷十天不醒，半個多月一直處于病危之中。
王元化先生在醫院号陶大哭，這位多災多難的學者一遍遍呼喊："我對不起她！我對不起她！"他當時還沒有平反。
不到半年，王元化的冤案終于徹底平反。
此時的張可老師，雖已擺脫病危，卻像換了一個人。
王元化參加工作後越來越忙碌，很少有時間在家逗留了。
張可老師幾十年來早已習慣每天陪着困陷于冤屈和寂寞中的丈夫，現在，她寂寞了。
王元化總想抽時間陪她。
那年在廬山召開全國文藝理論研讨會，王元化應該到會，他卻用《文心雕龍創作論》的一大半稿費，在廬山租了一間房子，把張可老師接去了，乘機讓她在那裡療養。
我也去參加了這次會議，到他們的那間房子去拜訪，發現來訪的客人川流不息，很難真正休養。
一天，與會代表分乘幾輛客車在山間遊玩，其中有兩輛翻了車，消息傳到張可老師耳朵裡，她居然起身來到屋外，焦急地在路口見一人問一人："餘秋雨死了沒有？餘秋雨死了沒有？" 那兩輛翻了的車，也隻是部分人受了點輕傷，而我那天根本沒有出遊。
當我知道張可老師對我的問訊之後實在有點吃驚，一是被一位病人的關愛所感動，二是覺得若在她生病之前，這位中英文俱佳的高雅女子絕不會用這樣簡單直拔的句子問話。
六 日子一年年過去，連我們也漸漸老了。
三十人的班級，已經有四個同學去世，每次追悼會，同學們哭得像家屬一樣傷心。
是什麼機緣把我們拉在一起的，這已經變得很不重要。
有一次我遇到很多年前到中學來遊說我報考上海戲劇學院的那位老師，說："我的大半輩子都被你騙過來了。
"他一笑："騙來一位院長，值。
"其實豈
後來是我同鄉的老師盛鐘健先生在奉化縣的一個半山腰裡找到一間小房子，讓我住了下來。
吃飯則有一頓沒一頓，搭在山腳下一個極其簡陋的小食堂裡。
那裡連一份報紙也看不到，完全不知道天下發生了什麼事。
又是大幸，居然讓我認識了一位八十多歲的沈老先生，他受當地文化館委托管理着早年蔣經國先生在山間的一個讀書室，經他點頭，我就全身心地鑽到那些舊書裡去了。
那兒除了《古今圖書集成》、《二十四史》、《四部叢刊》外還有《萬有文庫》和比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文化雜志，我反正有的是時間，一本本閱讀。
正經書讀累了，就去興緻勃勃地翻閱一大堆《東方》雜志。
讀書室外面是長天荒草，安靜無比。
我從來沒有獲得過那麼優越的讀書條件，當然絕不放過，連生病的事也忘記了。
那位沈老先生有點仙風道骨，那麼大年紀還每天爬山，有時居然親自提一小籃子家栽時鮮水果，到半山小屋來送給我，讓我既驚訝又感動。
我問他為什麼不在讀書室裡交給我而要親自送來，他說這是"禮數"。
他倒是每天早晨在家聽點廣播，把重要的消息告訴我。
有一天他說唐山發生了大地震，你半山腰的小房子也危險，于是我幾經打聽搬到一個廟裡躲避。
在廟裡又住了不少時日，仍然天天去讀蔣經國先生留下的那些書。
那個讀書室造得很堅固，即使發生地震也會很安全。
沈老先生說，蔣經國先生從來沒有充分利用過這個讀書室，這個讀書室簡直就是為我造的了。
從古廟到讀書室那條冷僻的荒路，我已經走得悠然陶然，幾乎記不得年月了。
後來知道，這些年月，中國政治領域的鬥争越來越激烈，上海文化界的氣氛也十分緊張，而我則好像被一種神秘的力量冰凍封存了。
直到二十年後，上海有劇作家在編劇之餘突然構想起我的這段行蹤，情節千奇百怪，甚至指派我擔任了上海某寫作組的組長，好像一個人在荒山中指揮着遠處的鬥争。
我聽到後總是大笑，說我的問題比他們想的嚴重得多。
試想，我躲在國民黨首腦的讀書室裡，與一個身份不清、但一提起蔣經國總不忘"先生"尊稱的奇怪老人交往得不明不白，而且生活形态已近似"落草"。
寫作組總有白紙黑字的文章可以一篇篇清查，而這段"落草"的經曆又怎麼能說得清？ 但是，不管怎麼說，終于有一天，我從兩位過路山民嘴中得知，立即又在老先生那裡證實，毛澤東去世了。
五 幾年後，我在系資料室裡翻閱雜志，突然讀到一篇用中西比較方法研究《文心雕龍》的文章，十分驚歎，卻不知作者王元化是什麼人。
當時正好上海有一家大報向我約稿，就寫了篇讀後感寄去。
幾天後報社編輯親自來到我家，告訴我這篇讀後感不能發表。
原因是"王元化的曆史問題還沒有結論，學術雜志發表他的論文可以，但我們報紙……" 我問："王元化究竟是誰？" "你寫了文章還不知道他是誰？"那位編輯十分驚訝，"我還以為是由于你和他愛人同在一個學校的關系呢。
" "他愛人在我們學院？"我好奇極了。
"張可嘛！你真的不知道？" "啊？"這下我倒真是發呆了。
過些天我有意識地在學校裡找到張可老師，談了這件事，也談了我對王元化先生文章的評價。
張可老師開心地笑着，不斷地說："你太客氣了，你太客氣了！" 又過了幾天，系裡的柏彬老師交給我一封厚厚的信，拆開一看，署名王元化。
除了約我見面，還談到以前如何從張可老師那裡知道我，其中有一段話，一看之下眼睛一亮，後來不知又默誦了多少遍： 盡管身邊還有大量讓人生氣的事，但我可以負責地說，就學術文化研究而言，現在可能正在進入本世紀以來最好的時期。
一位傷痕累累、尚未平反的長者，居然用如此明快的語言作出了世紀性的判斷，當時對我的震撼真是非同小可。
"可能正在進入本世紀以來最好的時期"——至少有幾個月時間我一直念叨着這每一個字，回想着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魯迅、陳寅恪，不能不産生一種惶恐，怕大家在熱鬧中把一個重要的時機辜負。
正是這種震撼和惶恐，使我急急地将那部我多次提到過的H·克拉克的英文著作作為拐杖，向古代歐洲走去。
這些年在海内外演講中總會被人頻頻問起，我從一個戲劇學者轉而投身于多方位文化思考的最初動力，我總是回答：十幾年前，我收到過一位長者的信。
收到信的第二天，我就來到王元化、張可老師的家裡。
張可老師隻忙着端茶、送點心，而王元化先生則幾乎沒有寒暄就立即與我談起了剛剛發表不久的李澤厚的《論嚴複》，又聯系到李澤厚早在五十年代發表的《譚嗣同研究》，這種不羼水分的學術性談話出現在家庭裡稍稍顯得有點沉悶，張可老師坐在一邊聽了一會兒就笑着嗔怪起來："人家那麼遠的路趕來，一下子談得那麼嚴肅！"待到吃飯了，張可老師始終在忙着給我夾菜添飯，連王元化先生也覺得過分了，一次次說："讓秋雨自己來，讓秋雨自己來。
"但是每次吃飯，我總覺得他們飯量太小，而我的飯量太大，很不好意思。
沒有想到，一九七九年六月，張可老師突然在一次會議上中風。
送到醫院，情勢十分危急，昏迷十天不醒，半個多月一直處于病危之中。
王元化先生在醫院号陶大哭，這位多災多難的學者一遍遍呼喊："我對不起她！我對不起她！"他當時還沒有平反。
不到半年，王元化的冤案終于徹底平反。
此時的張可老師，雖已擺脫病危，卻像換了一個人。
王元化參加工作後越來越忙碌，很少有時間在家逗留了。
張可老師幾十年來早已習慣每天陪着困陷于冤屈和寂寞中的丈夫，現在，她寂寞了。
王元化總想抽時間陪她。
那年在廬山召開全國文藝理論研讨會，王元化應該到會，他卻用《文心雕龍創作論》的一大半稿費，在廬山租了一間房子，把張可老師接去了，乘機讓她在那裡療養。
我也去參加了這次會議，到他們的那間房子去拜訪，發現來訪的客人川流不息，很難真正休養。
一天，與會代表分乘幾輛客車在山間遊玩，其中有兩輛翻了車，消息傳到張可老師耳朵裡，她居然起身來到屋外，焦急地在路口見一人問一人："餘秋雨死了沒有？餘秋雨死了沒有？" 那兩輛翻了的車，也隻是部分人受了點輕傷，而我那天根本沒有出遊。
當我知道張可老師對我的問訊之後實在有點吃驚，一是被一位病人的關愛所感動，二是覺得若在她生病之前，這位中英文俱佳的高雅女子絕不會用這樣簡單直拔的句子問話。
六 日子一年年過去，連我們也漸漸老了。
三十人的班級，已經有四個同學去世，每次追悼會，同學們哭得像家屬一樣傷心。
是什麼機緣把我們拉在一起的，這已經變得很不重要。
有一次我遇到很多年前到中學來遊說我報考上海戲劇學院的那位老師，說："我的大半輩子都被你騙過來了。
"他一笑："騙來一位院長，值。
"其實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