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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幾位讀我專欄的朋友問，下一篇寫什麼，我說關于語言，他們都眼光奇特，然後滔滔不絕。
由此我産生警惕：人們受謠言的傷害太嚴重了，一篇文章如果着力分析謠言的諸般罪惡，也隻不過在憤恨中加添憤恨，恐懼中加添恐懼罷了，怒火熊熊，陰氣森森，何苦來着？按照我往常寫作的習慣，還總會引述一些中國曆史上的例證，但一部中國曆史，受謠言播弄的影響過于沉重，厚厚的《二十四史》且不去翻它，光看前些年北方的出版家們編集的《古史龜鑒系列》，《谄谀》、《贓賄》、《讒誣》、《诓詐》各一大冊，其中除《贓賄》外，别的三冊都與謠言緊密相關，随便翻到哪一頁，都讓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直到現代，有些著名政治悲劇的産生，都與"謊報軍情"有關，而"謊報軍情"也就是造謠。
顯而易見，即便試圖略作揭露和控訴，這篇文章就永遠也寫不完。
那麼，隻好把書蓋住，閉眼梳理自己的感覺。
設定幾個叙述台階，力求平靜。
從焦灼到平靜 我把謠言當作一個課題來研究是從六七年以前開始的，起因是為了自己。
那時我突然受到了很多謠言的包圍，卻搞不清究竟是怎麼回事。
好像謠言也有一個契約，可以一二十年風平浪靜，也可以一兩個月烽煙四起。
終于有一天，幾位早已畢業的學生找上門來。
我一開口就說："多年不見，老師我已經青頭紫臉。
"他們苦笑了一下，便與我讨論起這些謠言的根源。
他們認為，來勢這麼集中，一定有一個發射中心，這基本上與一個特殊的原因有關，容易理解；比較難理解的是為什麼有許多對我并無惡意的人也喜歡這些謠言，而天南地北那麼多與我毫無恩怨的報刊又樂于刊登這些未加核實的謠言。
我隻問他們一個問題：這樣的謠言，别人聽了會相信嗎？他們思考了一會兒說，完全相信的人不多，完全不信的人也不多。
這使我有點委屈。
"我曆來的行為大家都知道的啊，怎麼可能……" "沒用，"他們說，"謠言不講邏輯，反差越大越有傳播力。
" "反正我們單位的人可以證明我是怎麼一個人。
" "不，"他們的聲音近似殘忍，"單位裡的人也不拒絕聽這些謠言。
甚至你的那些朋友，也神秘兮兮地把那些報刊塞來塞去。
" 我木然。
過後一個時期，經常有朋友打電話來安慰，他們都說那些文章态度偏激、無限上綱，卻沒有人懷疑那是謠言。
報刊間也開始有文章在同情我了，那當然更是在态度而不可能在事實上說話。
隻有我一人有辟謠資格，但如果發表文章，最多隻是争得人們的将信将疑。
打官司，一個官司一拖幾年，那麼多謠言，夠打大半輩子的了。
我很快決定完全不理，後來幹脆不讀一切報刊，不聽報警電話，圖一個耳根清靜，但腦子裡一直有一種有關謠言的思辨揮之不去，逼迫我對它作出研究。
形貌卑瑣的它，究竟有什麼法道，弄得我們焦灼不安、毫無辦法？ 于是，我開始了對謠言的研究。
沒想到，越研究，越變得神定氣閑。
所謂研究，首先是一種淩空鳥瞰。
這一鳥瞰不要緊，目光一下落到了古希臘的柏拉圖、亞裡士多德和中國先秦諸子那裡，原來兩千多年前這些麻袍飄飄的智者已經在為謠言大費腦筋了。
一代代下來，謠言研究漸次被納人人性論領域、心理學領域、曆史學領域，一旦納入，這些領域都因挖掘到了人人都能體驗的精神暗窖而頓顯豐盈。
研究的目光必須掃及世俗情緒之外的領域。
世俗情緒總是憎惡謠言的，研究者說，且慢，先看看大範圍裡的謠言。
即便把謠言貶縮為謊言，在謊言中再縮小到故意的說謊，也不全是邪惡的。
細想起來确實如此。
藝術虛構也是一種故意的謊言，一位古代歐洲學者甚至說，戲劇就是把謊說圓了的藝術，觀衆樂于受騙。
一位近代學者補充道，那是一種不具有現實傷害性的謊言，但也有人反駁，完全沒有現實傷害性何來社會批判力？ 軍事上的謊言世所公認，"兵不厭詐"。
在其他職業中，例如醫生和教師有時也要對病人和學生說一些仁慈或美麗的謊言。
即便在政治上，柏拉圖說某些統治者為了使公民更關切城邦的命運，也會傳播一些杜撰的概念，無可厚非。
至于民衆間的政治謠傳，國際上很多學者指出，至少有一部分，是對權威性的一種異議方式，是對不透明的一種透明欲求。
有時，謠傳比公告更真實。
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
結果，終于有人得出了一個結論：說"我從不說謊言"本身就是一個大謊言。
日本當代心理學家相場均先生甚至說，謠言在本質上是人類的一種遊戲，一種心理傳遞和話語傳遞的遊戲；如果人類社會中完全沒有謊言和謠言，世間将會因為病态的合理主義而毫無生趣。
不管是否同意這一論斷，"病态的合理主義"确實是我們這些文人的一大毛病。
處處合理，何謂生活？沒有蕪淖，何謂大地？沒有謠言，何謂真實？ 但是，明白了這些，并不是可以放縱謠言。
隻有了解了謠言的整體形态，我們才能劃定一個包圍圈步步進逼。
包圍什麼？包圍那些禍及人性人道、危及人類尊嚴的謠言。
隻有認清人類在精神領域的坑坑窪窪，我們才能細心地四處探測。
探測什麼？探測那些足以讓善良的人們傷殘或遭滅頂之災的精神陷阱。
因此，真正的人文研究似乎不露喜怒之色，其最終結果仍與人間道義有關。
連那位認為世間沒有謠言便毫無生趣的相場均先生最後也指出，謠言的主要結果是使許多人做了壞事，它久而久之會與犯罪結合在一起。
我們無法消滅世間犯罪，卻總要發現犯罪、控制犯罪、審判犯罪、懲處犯罪。
那麼，下面所說的謠言，就是進入我們包圍圈的那一種了，不妨簡稱之為日常生活中的惡性謠。
造謠的人們 謠言的生命可分作造謠和傳謠兩段。
我們先說造謠。
即使惡性謠言的制造，在最初也可分為惡意明顯和惡意不明顯兩種。
這兩種造謠方式哪一種更讓人頭痛？乍一看是前者，實際上是後者。
前者當然是可恨的，由惡意産生惡果，而且又把惡意藏匿在造謠中，能不可恨嗎？但這種造謠畢竟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可尋，起點和終點比較明确，冤有頭債有主，要打官司也可找到被告。
因此，這是一種可懲處的造謠，一種可能激起公憤的造謠。
相比之下，後者就麻煩得多了。
由于惡意不明顯，起點就模糊；居然産生惡果，因果關系就混亂了。
這中間也不排斥誤會的可能，但由誤會而發展成惡性謠言，一定包含着非誤會的因素。
當惡果産生以後常能聽到一疊聲的解釋，"誤會，誤會，真是誤會"，這當然是遁詞，結果誰都遁掉了，細查起來确實也沒有一個人該負直接責任。
于是我們看到：一群凡人，甚至一個好人，在不經意間釀就了惡，這種惡，人人都有可能參與，人人都有可能被害，既不知如何懲處，更不知如何防範，這樣的造謠機制，實在可怖。
因此，更值得探究的是這一種。
在這種造謠機制的起點上，常常有以下幾種人物。
一，怒氣沖沖的造謠者。
這種人物臉色很正，聲調很高，初一看是一個血氣方剛、義正詞嚴的社會批判家，不管是别人還是他自己，都萬萬沒有想到能與造謠連在一起，更何況他們對謠言的批判也同樣猛烈，但事實上，他們恰恰是造謠者。
而且由于他們總是挾帶着自以為正确的強硬社會觀念，喜歡在大庭廣衆之中大聲宣講，因此在造謠活動中發揮着特殊功能。
先看一段實例。
改革開放初期，我曾在一個大型座談會上聽到一家企業的前任領導在大聲地批判現任領導班子的劣迹："我們是堂堂正正的國營企業，但有人當官不到半年就天天與身份不明的美國人泡在
由此我産生警惕：人們受謠言的傷害太嚴重了，一篇文章如果着力分析謠言的諸般罪惡，也隻不過在憤恨中加添憤恨，恐懼中加添恐懼罷了，怒火熊熊，陰氣森森，何苦來着？按照我往常寫作的習慣，還總會引述一些中國曆史上的例證，但一部中國曆史，受謠言播弄的影響過于沉重，厚厚的《二十四史》且不去翻它，光看前些年北方的出版家們編集的《古史龜鑒系列》，《谄谀》、《贓賄》、《讒誣》、《诓詐》各一大冊，其中除《贓賄》外，别的三冊都與謠言緊密相關，随便翻到哪一頁，都讓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直到現代，有些著名政治悲劇的産生，都與"謊報軍情"有關，而"謊報軍情"也就是造謠。
顯而易見，即便試圖略作揭露和控訴，這篇文章就永遠也寫不完。
那麼，隻好把書蓋住，閉眼梳理自己的感覺。
設定幾個叙述台階，力求平靜。
從焦灼到平靜 我把謠言當作一個課題來研究是從六七年以前開始的，起因是為了自己。
那時我突然受到了很多謠言的包圍，卻搞不清究竟是怎麼回事。
好像謠言也有一個契約，可以一二十年風平浪靜，也可以一兩個月烽煙四起。
終于有一天，幾位早已畢業的學生找上門來。
我一開口就說："多年不見，老師我已經青頭紫臉。
"他們苦笑了一下，便與我讨論起這些謠言的根源。
他們認為，來勢這麼集中，一定有一個發射中心，這基本上與一個特殊的原因有關，容易理解；比較難理解的是為什麼有許多對我并無惡意的人也喜歡這些謠言，而天南地北那麼多與我毫無恩怨的報刊又樂于刊登這些未加核實的謠言。
我隻問他們一個問題：這樣的謠言，别人聽了會相信嗎？他們思考了一會兒說，完全相信的人不多，完全不信的人也不多。
這使我有點委屈。
"我曆來的行為大家都知道的啊，怎麼可能……" "沒用，"他們說，"謠言不講邏輯，反差越大越有傳播力。
" "反正我們單位的人可以證明我是怎麼一個人。
" "不，"他們的聲音近似殘忍，"單位裡的人也不拒絕聽這些謠言。
甚至你的那些朋友，也神秘兮兮地把那些報刊塞來塞去。
" 我木然。
過後一個時期，經常有朋友打電話來安慰，他們都說那些文章态度偏激、無限上綱，卻沒有人懷疑那是謠言。
報刊間也開始有文章在同情我了，那當然更是在态度而不可能在事實上說話。
隻有我一人有辟謠資格，但如果發表文章，最多隻是争得人們的将信将疑。
打官司，一個官司一拖幾年，那麼多謠言，夠打大半輩子的了。
我很快決定完全不理，後來幹脆不讀一切報刊，不聽報警電話，圖一個耳根清靜，但腦子裡一直有一種有關謠言的思辨揮之不去，逼迫我對它作出研究。
形貌卑瑣的它，究竟有什麼法道，弄得我們焦灼不安、毫無辦法？ 于是，我開始了對謠言的研究。
沒想到，越研究，越變得神定氣閑。
所謂研究，首先是一種淩空鳥瞰。
這一鳥瞰不要緊，目光一下落到了古希臘的柏拉圖、亞裡士多德和中國先秦諸子那裡，原來兩千多年前這些麻袍飄飄的智者已經在為謠言大費腦筋了。
一代代下來，謠言研究漸次被納人人性論領域、心理學領域、曆史學領域，一旦納入，這些領域都因挖掘到了人人都能體驗的精神暗窖而頓顯豐盈。
研究的目光必須掃及世俗情緒之外的領域。
世俗情緒總是憎惡謠言的，研究者說，且慢，先看看大範圍裡的謠言。
即便把謠言貶縮為謊言，在謊言中再縮小到故意的說謊，也不全是邪惡的。
細想起來确實如此。
藝術虛構也是一種故意的謊言，一位古代歐洲學者甚至說，戲劇就是把謊說圓了的藝術，觀衆樂于受騙。
一位近代學者補充道，那是一種不具有現實傷害性的謊言，但也有人反駁，完全沒有現實傷害性何來社會批判力？ 軍事上的謊言世所公認，"兵不厭詐"。
在其他職業中，例如醫生和教師有時也要對病人和學生說一些仁慈或美麗的謊言。
即便在政治上，柏拉圖說某些統治者為了使公民更關切城邦的命運，也會傳播一些杜撰的概念，無可厚非。
至于民衆間的政治謠傳，國際上很多學者指出，至少有一部分，是對權威性的一種異議方式，是對不透明的一種透明欲求。
有時，謠傳比公告更真實。
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
結果，終于有人得出了一個結論：說"我從不說謊言"本身就是一個大謊言。
日本當代心理學家相場均先生甚至說，謠言在本質上是人類的一種遊戲，一種心理傳遞和話語傳遞的遊戲；如果人類社會中完全沒有謊言和謠言，世間将會因為病态的合理主義而毫無生趣。
不管是否同意這一論斷，"病态的合理主義"确實是我們這些文人的一大毛病。
處處合理，何謂生活？沒有蕪淖，何謂大地？沒有謠言，何謂真實？ 但是，明白了這些，并不是可以放縱謠言。
隻有了解了謠言的整體形态，我們才能劃定一個包圍圈步步進逼。
包圍什麼？包圍那些禍及人性人道、危及人類尊嚴的謠言。
隻有認清人類在精神領域的坑坑窪窪，我們才能細心地四處探測。
探測什麼？探測那些足以讓善良的人們傷殘或遭滅頂之災的精神陷阱。
因此，真正的人文研究似乎不露喜怒之色，其最終結果仍與人間道義有關。
連那位認為世間沒有謠言便毫無生趣的相場均先生最後也指出，謠言的主要結果是使許多人做了壞事，它久而久之會與犯罪結合在一起。
我們無法消滅世間犯罪，卻總要發現犯罪、控制犯罪、審判犯罪、懲處犯罪。
那麼，下面所說的謠言，就是進入我們包圍圈的那一種了，不妨簡稱之為日常生活中的惡性謠。
造謠的人們 謠言的生命可分作造謠和傳謠兩段。
我們先說造謠。
即使惡性謠言的制造，在最初也可分為惡意明顯和惡意不明顯兩種。
這兩種造謠方式哪一種更讓人頭痛？乍一看是前者，實際上是後者。
前者當然是可恨的，由惡意産生惡果，而且又把惡意藏匿在造謠中，能不可恨嗎？但這種造謠畢竟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可尋，起點和終點比較明确，冤有頭債有主，要打官司也可找到被告。
因此，這是一種可懲處的造謠，一種可能激起公憤的造謠。
相比之下，後者就麻煩得多了。
由于惡意不明顯，起點就模糊；居然産生惡果，因果關系就混亂了。
這中間也不排斥誤會的可能，但由誤會而發展成惡性謠言，一定包含着非誤會的因素。
當惡果産生以後常能聽到一疊聲的解釋，"誤會，誤會，真是誤會"，這當然是遁詞，結果誰都遁掉了，細查起來确實也沒有一個人該負直接責任。
于是我們看到：一群凡人，甚至一個好人，在不經意間釀就了惡，這種惡，人人都有可能參與，人人都有可能被害，既不知如何懲處，更不知如何防範，這樣的造謠機制，實在可怖。
因此，更值得探究的是這一種。
在這種造謠機制的起點上，常常有以下幾種人物。
一，怒氣沖沖的造謠者。
這種人物臉色很正，聲調很高，初一看是一個血氣方剛、義正詞嚴的社會批判家，不管是别人還是他自己，都萬萬沒有想到能與造謠連在一起，更何況他們對謠言的批判也同樣猛烈，但事實上，他們恰恰是造謠者。
而且由于他們總是挾帶着自以為正确的強硬社會觀念，喜歡在大庭廣衆之中大聲宣講，因此在造謠活動中發揮着特殊功能。
先看一段實例。
改革開放初期，我曾在一個大型座談會上聽到一家企業的前任領導在大聲地批判現任領導班子的劣迹："我們是堂堂正正的國營企業，但有人當官不到半年就天天與身份不明的美國人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