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者
關燈
小
中
大
法國的雨果，俄國的契诃夫。
"我回答。
"那也一定知道翻譯俄文的滿濤？"她問。
"當然。
"我說。
"他是我家裡人，哥哥。
"她說。
"他也姓張？"我愚蠢地問。
她忍不住笑了，點了點頭。
她既然提到了哥哥，我就大膽地追問："張可老師，據說你有很傳奇的經曆？" 她又笑了："什麼傳奇？不值一提。
"她沒有順着這個話題講下去，而是換了一種口氣對我說："你的古文已經不錯，現在最好把外語學好，光憑英語課本沒用。
我覺得你還應該再用功一點。
" 又是"用功"。
我認真地點了點頭，說已經把最容易買到的《毛澤東選集》英文版通讀了一遍，她連忙說："那是偷懶的辦法，中國人的思維，中國人的詞彙，猜都猜得出來。
讀英語，先讀狄更斯，再讀莎士比亞。
" 這樣的談話，幾乎天天進行，特别是在晚上。
羊睡着了，老太太的咳嗽聲有節奏地傳來，李惠民繼續在油燈下與歐陽詢厮磨。
北窗外是一道很高的長堤，長堤外是浩闊的長江，往東不遠，有一個古老的閱兵台，是戚繼光留下的遺迹；往西不遠，是鄭和下西洋的碼頭所在。
江風陣陣，濤聲隐隐，而我們居住着的村落，從明末以來一直是海盜的據點。
當年讓航船者們聞風喪膽的"七十二家村"就在這裡，這個如此破敗的小村落就是"七十二家村"的一部分。
長江、海盜、鄭和、戚繼光，現在又加上了雨果、契诃夫和莎士比亞。
我納悶：是一種什麼緣分，讓我在這樣的一個地方遇到了這樣一位長者？ 春節到了，上級通知，每村三人中一個留守，兩個可以回家探親。
留守者當然是我，他們兩位走了。
李惠民天天嘴上挂着未婚妻，何況他的炒米粉也早已被我吃完了。
過幾天，不知在哪個村莊，家家戶戶的春聯都會換上漂亮齊整的歐體？張可老師回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家呢？作為學生，什麼樣的問題都可以詢問老師，就是不适宜詢問老師的家庭。
她日日夜夜給我講了那麼多話，怎麼除了哥哥滿濤，卻從來未曾提起自己的家裡人？ 四 從農村回到學校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我們班級的同學，很少有家裡不出事情的。
作家、教授的後代自不待說，連"高幹子弟"們也接二連三地大禍臨頭。
郭沫若幾經痛切檢讨後還保留着位置，但他推薦來的曲信先卻遇到了家庭出身問題。
李嬰甯同學的父親的黨齡幾乎和黨史差不多長，但不幸他又是一位出色的書法家和文物鑒賞家，當造反派闖進他家打爛了那些文物，他也就不想活了。
我父親默默無名，居然也因是"階級異己分子"而被關押，他可是我們一家八口人唯一的經濟來源，我這個大兒子雖然不到二十歲卻面對着一副家庭生計重擔，盤算再三覺得能救我們全家的隻有在安徽工作尚未成家的叔叔了，但剛剛想到，叔叔已在一場遊街批鬥之後自殺。
他遊街批鬥的罪名是"蓄意美化大毒草《紅樓夢》"。
這樣大同小異的悲慘故事，在幾天之内都壓到了各位同學身上。
不久前還嘻嘻哈哈的班級，一下子變得很沉默。
現在回想起來真不理解大家年紀輕輕為何那麼懂事，不哭泣、不訴說、不求告，隻是每天平靜而怆然地走在處處飄拂着标語、大字報的校園裡。
背後的長者都不見了，熱鬧中的腳步邁得多麼孤獨。
不知在何處陰暗的房間裡，長者們正目光癡癡地懸想着這些腳步，而這些腳步卻已走不到長者們身邊。
學校中的造反派罵我們班級是頑冥不化的"三座大山"，其實他們哪裡知道，這個班級壓着多少個家庭悲劇，有什麼心緒在學校裡胡鬧，又有什麼資格胡鬧？ 有一天，突然在校園裡見到了張可老師，她曆來不是那種常能見到的老師，從農村分别後就很少照面，不知在幹什麼。
那天她顯得很疲倦，走得很慢，猛地看到我她非常高興，彼此問對方好嗎，回答都含糊其詞，艱難地找着話題。
"李惠民最近有聯系嗎？"她問。
"誰？" "李惠民。
"她又重複了一次，這下我想起來了，與我們一起住了很久的農村幹部。
倒不是我忘了他，是沒有料到張可老師會在這樣的時刻提起他。
那些談莎士比亞、練九成宮的夜晚又浮現在眼前，我把張可老師攙到路邊草坪上談了一會兒。
她又告訴我，她家有一個鄰居，是我中學的校友，每次見面都把我作為談論對象。
我想不起那位校友，但請張可老師代我向他問好。
"聽說你們又要下農村？"她問。
"是的，已經動員了。
"我說。
"多久？"她問。
"說是一輩子。
" "讓帶書嗎？"她又問。
"還不知道。
總可以帶幾本吧。
"但我心裡明白，張可老師說的書，不是可讓帶的那幾本。
"一輩子，與父母商量了？" 我淡淡苦笑了一下。
張可老師好像感覺到了這種問法有點不合時宜，便輕輕拍了拍我的手臂，說："好好照顧自己。
" 這次下鄉勞動的時間并沒有預想的那麼漫無邊際，等我們在幾度春耕秋收之後突然被通知回到上海，情況已發生很大變化。
工宣隊、軍宣隊和造反派之間吵鬧得很厲害，造反派的一些頭頭被關起來了，又出了林彪事件，一來二去，上級居然下令要複課了。
複課又沒有教材，于是一窩蜂地成立各種各樣的教材編寫組。
原先被作為運動對象或運動阻力看待的那幫人，開始有點事幹了。
先聽說有一批教師要去參加修訂《辭海》，名單上有張可老師；後來陸陸續續又有一些教師被抽調出去。
一天在大食堂，有一個軍宣隊員找我談話，要我參加設在複旦大學的一個現代文學編寫組。
"每個文科學校都有人參加，以複旦、師大為主，我們是小學校，要謙虛。
"他說。
當時所有的修訂組和教材編寫組都由市裡的寫作組統管，寫作組對我這樣一個"文革"以來未曾參加過任何組織的年輕人有點看重的意思，然而畢竟我的運氣太好，一九七五年年初就發覺得了肝炎。
在家休息一陣還不行，隻得住院，出了醫院就到故鄉休養去了。
要不然，從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我如果在上海，沒準也會奉命參與一些諸如"反擊右傾翻案風"和其它名目繁多的小運動，這些居然都讓我逃過去了。
古人說"因病得閑殊不惡"，信然。
記得回鄉休養前在學院醫務室裡還遇見過張可老師一次，她說："沒關系，我愛人也得過肝炎，少吃藥，多休息，增加營養。
"順便她還愉快地告訴我，學院裡受人尊敬的朱端鈞教授現在也在參加修訂《辭海》。
這次她終于提到了自己的愛人。
我曾聽系裡的老師說，她愛人是"胡風分子"，究竟是誰，卻不清楚。
說是回鄉養病，故鄉卻隻有一位七十多
"我回答。
"那也一定知道翻譯俄文的滿濤？"她問。
"當然。
"我說。
"他是我家裡人，哥哥。
"她說。
"他也姓張？"我愚蠢地問。
她忍不住笑了，點了點頭。
她既然提到了哥哥，我就大膽地追問："張可老師，據說你有很傳奇的經曆？" 她又笑了："什麼傳奇？不值一提。
"她沒有順着這個話題講下去，而是換了一種口氣對我說："你的古文已經不錯，現在最好把外語學好，光憑英語課本沒用。
我覺得你還應該再用功一點。
" 又是"用功"。
我認真地點了點頭，說已經把最容易買到的《毛澤東選集》英文版通讀了一遍，她連忙說："那是偷懶的辦法，中國人的思維，中國人的詞彙，猜都猜得出來。
讀英語，先讀狄更斯，再讀莎士比亞。
" 這樣的談話，幾乎天天進行，特别是在晚上。
羊睡着了，老太太的咳嗽聲有節奏地傳來，李惠民繼續在油燈下與歐陽詢厮磨。
北窗外是一道很高的長堤，長堤外是浩闊的長江，往東不遠，有一個古老的閱兵台，是戚繼光留下的遺迹；往西不遠，是鄭和下西洋的碼頭所在。
江風陣陣，濤聲隐隐，而我們居住着的村落，從明末以來一直是海盜的據點。
當年讓航船者們聞風喪膽的"七十二家村"就在這裡，這個如此破敗的小村落就是"七十二家村"的一部分。
長江、海盜、鄭和、戚繼光，現在又加上了雨果、契诃夫和莎士比亞。
我納悶：是一種什麼緣分，讓我在這樣的一個地方遇到了這樣一位長者？ 春節到了，上級通知，每村三人中一個留守，兩個可以回家探親。
留守者當然是我，他們兩位走了。
李惠民天天嘴上挂着未婚妻，何況他的炒米粉也早已被我吃完了。
過幾天，不知在哪個村莊，家家戶戶的春聯都會換上漂亮齊整的歐體？張可老師回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家呢？作為學生，什麼樣的問題都可以詢問老師，就是不适宜詢問老師的家庭。
她日日夜夜給我講了那麼多話，怎麼除了哥哥滿濤，卻從來未曾提起自己的家裡人？ 四 從農村回到學校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我們班級的同學，很少有家裡不出事情的。
作家、教授的後代自不待說，連"高幹子弟"們也接二連三地大禍臨頭。
郭沫若幾經痛切檢讨後還保留着位置，但他推薦來的曲信先卻遇到了家庭出身問題。
李嬰甯同學的父親的黨齡幾乎和黨史差不多長，但不幸他又是一位出色的書法家和文物鑒賞家，當造反派闖進他家打爛了那些文物，他也就不想活了。
我父親默默無名，居然也因是"階級異己分子"而被關押，他可是我們一家八口人唯一的經濟來源，我這個大兒子雖然不到二十歲卻面對着一副家庭生計重擔，盤算再三覺得能救我們全家的隻有在安徽工作尚未成家的叔叔了，但剛剛想到，叔叔已在一場遊街批鬥之後自殺。
他遊街批鬥的罪名是"蓄意美化大毒草《
這樣大同小異的悲慘故事，在幾天之内都壓到了各位同學身上。
不久前還嘻嘻哈哈的班級，一下子變得很沉默。
現在回想起來真不理解大家年紀輕輕為何那麼懂事，不哭泣、不訴說、不求告，隻是每天平靜而怆然地走在處處飄拂着标語、大字報的校園裡。
背後的長者都不見了，熱鬧中的腳步邁得多麼孤獨。
不知在何處陰暗的房間裡，長者們正目光癡癡地懸想着這些腳步，而這些腳步卻已走不到長者們身邊。
學校中的造反派罵我們班級是頑冥不化的"三座大山"，其實他們哪裡知道，這個班級壓着多少個家庭悲劇，有什麼心緒在學校裡胡鬧，又有什麼資格胡鬧？ 有一天，突然在校園裡見到了張可老師，她曆來不是那種常能見到的老師，從農村分别後就很少照面，不知在幹什麼。
那天她顯得很疲倦，走得很慢，猛地看到我她非常高興，彼此問對方好嗎，回答都含糊其詞，艱難地找着話題。
"李惠民最近有聯系嗎？"她問。
"誰？" "李惠民。
"她又重複了一次，這下我想起來了，與我們一起住了很久的農村幹部。
倒不是我忘了他，是沒有料到張可老師會在這樣的時刻提起他。
那些談莎士比亞、練九成宮的夜晚又浮現在眼前，我把張可老師攙到路邊草坪上談了一會兒。
她又告訴我，她家有一個鄰居，是我中學的校友，每次見面都把我作為談論對象。
我想不起那位校友，但請張可老師代我向他問好。
"聽說你們又要下農村？"她問。
"是的，已經動員了。
"我說。
"多久？"她問。
"說是一輩子。
" "讓帶書嗎？"她又問。
"還不知道。
總可以帶幾本吧。
"但我心裡明白，張可老師說的書，不是可讓帶的那幾本。
"一輩子，與父母商量了？" 我淡淡苦笑了一下。
張可老師好像感覺到了這種問法有點不合時宜，便輕輕拍了拍我的手臂，說："好好照顧自己。
" 這次下鄉勞動的時間并沒有預想的那麼漫無邊際，等我們在幾度春耕秋收之後突然被通知回到上海，情況已發生很大變化。
工宣隊、軍宣隊和造反派之間吵鬧得很厲害，造反派的一些頭頭被關起來了，又出了林彪事件，一來二去，上級居然下令要複課了。
複課又沒有教材，于是一窩蜂地成立各種各樣的教材編寫組。
原先被作為運動對象或運動阻力看待的那幫人，開始有點事幹了。
先聽說有一批教師要去參加修訂《辭海》，名單上有張可老師；後來陸陸續續又有一些教師被抽調出去。
一天在大食堂，有一個軍宣隊員找我談話，要我參加設在複旦大學的一個現代文學編寫組。
"每個文科學校都有人參加，以複旦、師大為主，我們是小學校，要謙虛。
"他說。
當時所有的修訂組和教材編寫組都由市裡的寫作組統管，寫作組對我這樣一個"文革"以來未曾參加過任何組織的年輕人有點看重的意思，然而畢竟我的運氣太好，一九七五年年初就發覺得了肝炎。
在家休息一陣還不行，隻得住院，出了醫院就到故鄉休養去了。
要不然，從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我如果在上海，沒準也會奉命參與一些諸如"反擊右傾翻案風"和其它名目繁多的小運動，這些居然都讓我逃過去了。
古人說"因病得閑殊不惡"，信然。
記得回鄉休養前在學院醫務室裡還遇見過張可老師一次，她說："沒關系，我愛人也得過肝炎，少吃藥，多休息，增加營養。
"順便她還愉快地告訴我，學院裡受人尊敬的朱端鈞教授現在也在參加修訂《辭海》。
這次她終于提到了自己的愛人。
我曾聽系裡的老師說，她愛人是"胡風分子"，究竟是誰，卻不清楚。
說是回鄉養病，故鄉卻隻有一位七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