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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自殺
世間最悲痛的事，莫過于好人自殺。
好人自殺，原因很多。
有些名震國際的作家、藝術家也走這條路，是出于對生命的特殊感悟，雖然高貴卻畢竟罕見，不宜作為普遍現象來讨論。
我感興趣的是古往今來大多數普通好人的自殺原因。
隻要稍稍閉眼一想，有一個原因就會立即浮現出來，并且幾乎毫無争議地占據主要地位，那就是：為了名譽。
為了名譽，這麼多善良無辜的軀體居然願意撕裂自己、殒滅自己，結束自己的存在狀态，細細想來，實在讓人震顫。
有時在電視中看到世界某地一些動物在海灘邊上或密林深處自殺，已經使我們難過得說不出話來，何況我們說的是人，而且是好人。
逼迫好人自殺的一定是邪惡，但好人既然連死都不怕，為什麼要去怕邪惡？可見還有一種比邪惡更為恐怖的力量橫亘其間。
一九三五年阮玲玉自殺留下的遺言是"人言可畏"，"我不死不能明我冤"。
我們未成年時從書上讀到這個遺言十分困惑，心想面對一些閑言碎語何至于此，不予理睬，或大聲抗辯，不就結了？後來随着年齡增長才慢慢知道，人世間有一種東西你即便不理，它也在盈縮消長，你如去對抗，則往往勞而無功，甚至适得其反，而它又是那樣強大而恒久，幾乎能夠決定你的社會地位和人際關系，那就是所謂名譽。
對于閑言碎語，阮玲玉可以怒目而視，但對它，阮玲玉隻能瑟瑟發抖。
因此，并不是人言可畏，而是名譽可畏。
人言是純粹的客體，名譽卻可以籠罩自己，如果坦直地說名譽可畏，就會分不清自己該承擔多少責任，它成了一種神秘而巨大的恐吓。
在阮玲玉自殺四十餘年後的一九七八年，我家鄉的一位女青年在邊疆農場受到嚴重毀謗，而在當時，我國還沒有建立反毀謗機制，喪魂落魄的她就在一次射擊訓練中把槍口指向了毀謗者。
她成了殺人犯而理所當然地被捕，并且必将重判，這是她意料中的，因此她的舉動至少有一半也可算作是自殺。
沒有想到的是，當這個案件的來龍去脈在報紙上以整版篇幅公布之後，她在獄中收到了難以計數來自全國各地的同情信件。
那時人們剛從"文革"浩劫的陰影裡走出，對于人身毀謗、名譽侵害，有普遍的切膚之痛。
無論是她還是同情者，都把名譽看得比生命還重。
我原先一直想用遠眺或俯視的目光來看待這個問題，因為近距離的刺痛往往不适合文學情懷，但事實上卻很難做到。
你看，就在我寫前面幾段文字的時候，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又一顆高貴的靈魂為了捍衛自己的名譽而殒滅了，那是日本繼黑澤明之後最傑出的電影導演伊丹十三。
伊丹是一位勇敢的文明鬥士，他與妻子宮本信子拍攝的電影強烈地抨擊時弊，揭露黑社會，并号召人們與之鬥争，因此引起黑社會各暴力團夥的刻骨仇恨，一再威脅恐吓、襲擊騷擾，但是，這一切都沒有使他屈服。
怎麼也沒有想到，他像戴安娜王妃那樣遇到了以追蹤偷攝為業的"狗仔隊"，一家雜志刊登了他與一位年輕女職員一起走路和交談的照片，并借此說他們有不正當的男女關系。
伊丹原定就此發表聲明，不知怎麼突然改變主意，決定自殺，他在遺書上寫道："新聞界各位，我願意以死來證明我的清白，除此别無他法。
請諸位今後多多關照官本信子，她是日本最好的妻子、母親和演員。
"在放着這份遺書的辦公桌上，電腦屏幕仍顯示着宮本信子的照片，他是看着愛妻的照片寫遺書的。
為什麼面對暴力團夥能夠如此堅強的硬漢子，會在捕風捉影的照片和謠傳前消滅自己？因為暴力襲擊不僅無法損害他的名譽反而會使他大大增光，而那個看來十分無稽的謠傳卻是一切仇恨他和熱愛他的人都會密切關注的，在這種關注中，無論是他，還是他的妻子，以及那位女職員，都不具備讓人信服的辟謠身份，不管怎麼說都尴尬，而除了他們三人，又有誰能說話？按照我以一個男人立場的猜測，伊丹自殺未必全然為了自己單方面的名譽，他太愛妻子，生怕妻子因此落入一個被人指點、嘲笑而有口難辯的可怕境地，隻得用自己的生命做個名譽的救生圈抛給她。
那家雜志在伊丹死後成了人們指責的對象，隻好發表聲明，一是對伊丹之死表示深切哀悼，二是宣稱本雜志沒有違反新聞法。
是的，這未必構得成犯法，但由于按動了社會神經網絡中有關名譽的按鈕，其惡果遠遠超過了那些暴力團夥。
在名譽問題上，越高貴的群落往往越脆弱，要傷害他們太容易了。
以命相搏，畢竟是一種極端形态。
在尚未抵達這條邊界線之前，天地間又有多少人為了名譽在輾轉反側、夜不成寐、徘徊海濱、飲泣山角，或者血脈贲張、怒火填膺、親族支離、老友反目？ 名譽，婷婷袅袅地飄浮在世間上空的名譽二字，給人類帶來過多少心靈的重壓！ 雙刃劍 針對名譽的重壓，有些放達潇灑之士提出了一張消散的方劑，曰："名譽值幾個錢？你為别人活着還是為自己活着？把名譽扔開，什麼也不要在乎！" 這種聲音，帶着一種可愛的悍氣和賴氣，對于即将尋短見的人無異是一聲重喝，容易使他們摹然止步，霍然驚醒；對于那些滿腦子愁雲慘霧的人也會有快速的療效，使他們突然輕松起來。
好人自殺，原因很多。
有些名震國際的作家、藝術家也走這條路，是出于對生命的特殊感悟，雖然高貴卻畢竟罕見，不宜作為普遍現象來讨論。
我感興趣的是古往今來大多數普通好人的自殺原因。
隻要稍稍閉眼一想，有一個原因就會立即浮現出來，并且幾乎毫無争議地占據主要地位，那就是：為了名譽。
為了名譽，這麼多善良無辜的軀體居然願意撕裂自己、殒滅自己，結束自己的存在狀态，細細想來，實在讓人震顫。
有時在電視中看到世界某地一些動物在海灘邊上或密林深處自殺，已經使我們難過得說不出話來，何況我們說的是人，而且是好人。
逼迫好人自殺的一定是邪惡，但好人既然連死都不怕，為什麼要去怕邪惡？可見還有一種比邪惡更為恐怖的力量橫亘其間。
一九三五年阮玲玉自殺留下的遺言是"人言可畏"，"我不死不能明我冤"。
我們未成年時從書上讀到這個遺言十分困惑，心想面對一些閑言碎語何至于此，不予理睬，或大聲抗辯，不就結了？後來随着年齡增長才慢慢知道，人世間有一種東西你即便不理，它也在盈縮消長，你如去對抗，則往往勞而無功，甚至适得其反，而它又是那樣強大而恒久，幾乎能夠決定你的社會地位和人際關系，那就是所謂名譽。
對于閑言碎語，阮玲玉可以怒目而視，但對它，阮玲玉隻能瑟瑟發抖。
因此，并不是人言可畏，而是名譽可畏。
人言是純粹的客體，名譽卻可以籠罩自己，如果坦直地說名譽可畏，就會分不清自己該承擔多少責任，它成了一種神秘而巨大的恐吓。
在阮玲玉自殺四十餘年後的一九七八年，我家鄉的一位女青年在邊疆農場受到嚴重毀謗，而在當時，我國還沒有建立反毀謗機制，喪魂落魄的她就在一次射擊訓練中把槍口指向了毀謗者。
她成了殺人犯而理所當然地被捕，并且必将重判，這是她意料中的，因此她的舉動至少有一半也可算作是自殺。
沒有想到的是，當這個案件的來龍去脈在報紙上以整版篇幅公布之後，她在獄中收到了難以計數來自全國各地的同情信件。
那時人們剛從"文革"浩劫的陰影裡走出，對于人身毀謗、名譽侵害，有普遍的切膚之痛。
無論是她還是同情者，都把名譽看得比生命還重。
我原先一直想用遠眺或俯視的目光來看待這個問題，因為近距離的刺痛往往不适合文學情懷，但事實上卻很難做到。
你看，就在我寫前面幾段文字的時候，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又一顆高貴的靈魂為了捍衛自己的名譽而殒滅了，那是日本繼黑澤明之後最傑出的電影導演伊丹十三。
伊丹是一位勇敢的文明鬥士，他與妻子宮本信子拍攝的電影強烈地抨擊時弊，揭露黑社會，并号召人們與之鬥争，因此引起黑社會各暴力團夥的刻骨仇恨，一再威脅恐吓、襲擊騷擾，但是，這一切都沒有使他屈服。
怎麼也沒有想到，他像戴安娜王妃那樣遇到了以追蹤偷攝為業的"狗仔隊"，一家雜志刊登了他與一位年輕女職員一起走路和交談的照片，并借此說他們有不正當的男女關系。
伊丹原定就此發表聲明，不知怎麼突然改變主意，決定自殺，他在遺書上寫道："新聞界各位，我願意以死來證明我的清白，除此别無他法。
請諸位今後多多關照官本信子，她是日本最好的妻子、母親和演員。
"在放着這份遺書的辦公桌上，電腦屏幕仍顯示着宮本信子的照片，他是看着愛妻的照片寫遺書的。
為什麼面對暴力團夥能夠如此堅強的硬漢子，會在捕風捉影的照片和謠傳前消滅自己？因為暴力襲擊不僅無法損害他的名譽反而會使他大大增光，而那個看來十分無稽的謠傳卻是一切仇恨他和熱愛他的人都會密切關注的，在這種關注中，無論是他，還是他的妻子，以及那位女職員，都不具備讓人信服的辟謠身份，不管怎麼說都尴尬，而除了他們三人，又有誰能說話？按照我以一個男人立場的猜測，伊丹自殺未必全然為了自己單方面的名譽，他太愛妻子，生怕妻子因此落入一個被人指點、嘲笑而有口難辯的可怕境地，隻得用自己的生命做個名譽的救生圈抛給她。
那家雜志在伊丹死後成了人們指責的對象，隻好發表聲明，一是對伊丹之死表示深切哀悼，二是宣稱本雜志沒有違反新聞法。
是的，這未必構得成犯法，但由于按動了社會神經網絡中有關名譽的按鈕，其惡果遠遠超過了那些暴力團夥。
在名譽問題上，越高貴的群落往往越脆弱，要傷害他們太容易了。
以命相搏，畢竟是一種極端形态。
在尚未抵達這條邊界線之前，天地間又有多少人為了名譽在輾轉反側、夜不成寐、徘徊海濱、飲泣山角，或者血脈贲張、怒火填膺、親族支離、老友反目？ 名譽，婷婷袅袅地飄浮在世間上空的名譽二字，給人類帶來過多少心靈的重壓！ 雙刃劍 針對名譽的重壓，有些放達潇灑之士提出了一張消散的方劑，曰："名譽值幾個錢？你為别人活着還是為自己活着？把名譽扔開，什麼也不要在乎！" 這種聲音，帶着一種可愛的悍氣和賴氣，對于即将尋短見的人無異是一聲重喝，容易使他們摹然止步，霍然驚醒；對于那些滿腦子愁雲慘霧的人也會有快速的療效，使他們突然輕松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