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心仍舊戰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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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心仍舊戰栗
1987年我到德國後曾在柏林生活了三年。
當時柏林還是一座有一堵“移動的”牆的城市。
有些日子這堵牆就立在街的盡頭，而在另一些日子它又不在那裡了。
我深信：那牆由生活在不毛之地的動物馱在背上遊走。
兔子和烏鴉，這些被射殺的動物就像槍管一樣令我感到恐懼。
牆消失了，被射殺的動物逃到鄉下去了。
可能它們逃亡時心也怦怦地跳，就像此前許多遭追殺者那樣。
當時正值嚴冬，牆的後方一片荒涼猶如不毛之地。
外國人，這個詞直截了當，它既中立同時又有傾向性，就像說出這個詞的每個嗓音的聲調所表露的那樣。
不同的人嘴中說出的這個詞會有截然相反的意思，人們使用它的意圖也各不相同。
即使是按其中立性來使用它，它也指所有被這麼稱呼的人。
它是個集合詞，指的是那些從别處來到這個國家的單個的人。
他們之中的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故事，盡管他們在自己國家所受到的威脅和所遭受的貧困是千篇一律的。
如果他離開了自己的國家，他的生平經曆就是他最穩固同時又是最脆弱的财富。
作為陌生人他尋找的補償則是他的國家從未給過他的或是早就從他那兒剝奪走的。
德國人，即使是出于好意，也不能稱自己是外國人。
施特菲·格拉芙和鮑裡斯·貝克爾前一陣說過：我是外國人。
在德國他們不是外國人。
在他們是外國人的地方，在粉絲的關注下他們把小小的網球打過網。
他們是衆人矚目的中心，比賽過後不久他們就打道回府了。
在他們是外國人的地方，他們享受着特權。
獲得名次登上領獎台與在難民登記簿中的登記号根本不具可比性。
所以名人的好意就走了味，變成了調侃。
對外他們代表德國，與其說是代表政體國家，不如說是代表民族國家。
他們擁有很大的自由空間：因為民族國家并不強迫他們非赢不可，即使輸了，他們在政體國家面前也不用害怕。
這一點使他們有别于來自獨裁國家的運動員，後者接受的是僞政治任務，甚至要在真公安監視下嘔心瀝血。
他們的身體屬于國家，每個獨裁政權都在運動員中喚起求勝意識，讓他們充當外交政策領域的戰士。
這樣每次失敗都被咒罵為未能成功地完成國家所交給的任務，而每次勝利都被當做成功地完成國家所交給的任務來慶祝，也就是說在政治層面上被濫用。
在羅馬尼亞是這樣，在民主德國也是這樣。
羅馬尼亞劃手伊萬· 帕紮伊金多年一直是劃艇世界冠軍。
盡管他挫敗了所有的競争對手，在外國他卻是帶着獨裁的陰影坐進賽船的。
而他的另一個與生俱來的陰影就是他的童年。
因為他來自多瑙河三角洲，他父母的家是建在水邊木樁上的茅屋，邁過門檻就進入水中了。
由于目力所及到處是水，所以他就像這一帶的所有孩子一樣必須同時學會在窩棚裡走路和劃小船。
一望無際的水在這一帶也意味着饑餓：吃的東西不是在水面之上等着人去采摘或收割，吃的東西在水下，而且并非靜止不動，蚌和魚人們得去捕捉。
帕紮伊金帶着父母的饑餓坐進小船，為了去捕捉可吃的東西。
他像所有生活在多瑙河三角洲的孩子一樣，小小年紀就坐在船裡，以緻他劃船時腦袋都露不出船幫。
那小船看上去就好像是無人駕馭，自己劃往蘆葦蕩，然後是淤泥地段。
人們拼命劃船，顧不上左顧右盼，幾個小時以後人們驚奇自己還活着。
帕紮伊金就是從這種環境走出來的：即使劃到窩棚前，仍舊隻是暫時逃離了那一片汪洋。
帕紮伊金所創造的體育成就曾經是、而且仍舊是為了尋找吃的東西拼命劃船的絕對體現，這樣的劃船是停不下來的。
他的劃船在能夠成
當時柏林還是一座有一堵“移動的”牆的城市。
有些日子這堵牆就立在街的盡頭，而在另一些日子它又不在那裡了。
我深信：那牆由生活在不毛之地的動物馱在背上遊走。
兔子和烏鴉，這些被射殺的動物就像槍管一樣令我感到恐懼。
牆消失了，被射殺的動物逃到鄉下去了。
可能它們逃亡時心也怦怦地跳，就像此前許多遭追殺者那樣。
當時正值嚴冬，牆的後方一片荒涼猶如不毛之地。
外國人，這個詞直截了當，它既中立同時又有傾向性，就像說出這個詞的每個嗓音的聲調所表露的那樣。
不同的人嘴中說出的這個詞會有截然相反的意思，人們使用它的意圖也各不相同。
即使是按其中立性來使用它，它也指所有被這麼稱呼的人。
它是個集合詞，指的是那些從别處來到這個國家的單個的人。
他們之中的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故事，盡管他們在自己國家所受到的威脅和所遭受的貧困是千篇一律的。
如果他離開了自己的國家，他的生平經曆就是他最穩固同時又是最脆弱的财富。
作為陌生人他尋找的補償則是他的國家從未給過他的或是早就從他那兒剝奪走的。
德國人，即使是出于好意，也不能稱自己是外國人。
施特菲·格拉芙和鮑裡斯·貝克爾前一陣說過：我是外國人。
在德國他們不是外國人。
在他們是外國人的地方，在粉絲的關注下他們把小小的網球打過網。
他們是衆人矚目的中心，比賽過後不久他們就打道回府了。
在他們是外國人的地方，他們享受着特權。
獲得名次登上領獎台與在難民登記簿中的登記号根本不具可比性。
所以名人的好意就走了味，變成了調侃。
對外他們代表德國，與其說是代表政體國家，不如說是代表民族國家。
他們擁有很大的自由空間：因為民族國家并不強迫他們非赢不可，即使輸了，他們在政體國家面前也不用害怕。
這一點使他們有别于來自獨裁國家的運動員，後者接受的是僞政治任務，甚至要在真公安監視下嘔心瀝血。
他們的身體屬于國家，每個獨裁政權都在運動員中喚起求勝意識，讓他們充當外交政策領域的戰士。
這樣每次失敗都被咒罵為未能成功地完成國家所交給的任務，而每次勝利都被當做成功地完成國家所交給的任務來慶祝，也就是說在政治層面上被濫用。
在羅馬尼亞是這樣，在民主德國也是這樣。
羅馬尼亞劃手伊萬· 帕紮伊金多年一直是劃艇世界冠軍。
盡管他挫敗了所有的競争對手，在外國他卻是帶着獨裁的陰影坐進賽船的。
而他的另一個與生俱來的陰影就是他的童年。
因為他來自多瑙河三角洲，他父母的家是建在水邊木樁上的茅屋，邁過門檻就進入水中了。
由于目力所及到處是水，所以他就像這一帶的所有孩子一樣必須同時學會在窩棚裡走路和劃小船。
一望無際的水在這一帶也意味着饑餓：吃的東西不是在水面之上等着人去采摘或收割，吃的東西在水下，而且并非靜止不動，蚌和魚人們得去捕捉。
帕紮伊金帶着父母的饑餓坐進小船，為了去捕捉可吃的東西。
他像所有生活在多瑙河三角洲的孩子一樣，小小年紀就坐在船裡，以緻他劃船時腦袋都露不出船幫。
那小船看上去就好像是無人駕馭，自己劃往蘆葦蕩，然後是淤泥地段。
人們拼命劃船，顧不上左顧右盼，幾個小時以後人們驚奇自己還活着。
帕紮伊金就是從這種環境走出來的：即使劃到窩棚前，仍舊隻是暫時逃離了那一片汪洋。
帕紮伊金所創造的體育成就曾經是、而且仍舊是為了尋找吃的東西拼命劃船的絕對體現，這樣的劃船是停不下來的。
他的劃船在能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