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心仍舊戰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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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體育運動——為了劃船而劃船,而不是出于貧困——前一直是饑餓所迫。

    作為劃手就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劃船成為一種奢侈。

     羅馬尼亞體操世界冠軍納迪娅· 科馬内奇把自己的匈牙利名字改成羅馬尼亞名字,并上了獨裁者小兒子的床,為的是能在國外站在平衡木上。

    獨裁者的影子跟着她在平衡木上一起晃動。

    她在外國的體育館成為勝出者,但在自己國家她仍舊是個臣仆。

    赢得世界冠軍賽的歡呼聲一結束,她在“家裡”就去獨裁者那裡表示感謝。

    她說,她在平衡木上獲得的勝利全要歸功于他的領導和智慧。

    齊奧塞斯庫微笑着吻了她。

    當獨裁者的兒子早就躺在别人的床上之後,她去了美國。

    後來人們聽說她在那兒給内衣做廣告。

     無論人們向哪裡看,來自民主國家的人和來自獨裁國家的人的命運是根本不同的。

    因為前者是民族國家的孩子,而後者是政體國家的孩子。

    如果民族國家和政體國家的孩子在同一個地方做同一件事,隻有政體國家的孩子腦中才會有陰影蔓延。

     “……我必須承認,我當時确實想把把埃裡希·昂納克描繪成我的同鄉,他身上有薩爾人的各種印迹和特點。

    我甚至于把他的邊防想法診斷為薩爾人誤入歧途的象征。

    我錯誤地做出了執拗的斷言,一個人如果對自己的家鄉累積了太多的感受,是會把它們當做國際間的兄弟情感釋放出來的。

    這會導緻神經病患者的失誤,這種失誤緣于被壓抑的反抗意志,鑒于有人想逃跑就會拉起鐵絲網,鑒于有人渴望回家就會建起一堵牆。

    ” 路德維希·哈裡希如此寫道。

    說到昂納克,對其扭曲的家鄉觀念的入木三分的描寫隻能出自某人手筆,這個人不必生活在其獨裁統治下。

    這種微妙的表述把獨裁者想象中的痛處風格化,卻忽略了相關國家中的現實痛苦。

    如果說鐵絲網和槍管是渴望回家的物質,那麼齊奧塞斯庫也是薩爾人。

    菲德爾·卡斯特羅、薩達姆·侯賽因、蒙博托和米洛舍維奇都是薩爾人和這類渴望回家者。

    如果一位獨裁者在頭腦中需要一個家鄉的話,那麼它隻能是:蔑視人。

    這才是他唯一寄居的地方,那裡安裝着各種設備。

    為了他們自己作為統治者能夠病态地自尊,獨裁者狂熱而不顧一切地蹂躏着國家和人們。

    那位長期擔任昂納克保镖的人的耳聾是因為狩獵。

    昂納克利用這位保镖的肩膀當槍托,他送給這個耳朵變聾的人一個西方的助聽器。

    但他仍舊在每次狩獵時把被槍聲震聾的耳朵下面的肩膀當槍托。

     萬德利茨那裡房子各處所挂的鹿角讓我想起,小鹿的角上面長着一層皮,看上去就像伸開的手指。

    隻有當鹿角不再繼續長的時候那層皮才脫去。

    隻要鹿還在蹭這層皮,它們就血淋淋地挂在鹿頭上,如同碎布片。

    如果人們需要畫面來展示獨裁者在人身上造成了哪些永久性的破壞,那麼正是這幅畫面而不是薩爾能夠暴露無遺,在專制下會發生什麼事。

    而這些事到處發生在每一個貌似人道的社會。

    每個獨裁者都能把保镖的耳朵射聾,但沒有一個獨裁者能圓渴望回家的夢。

    獨裁者們在他們的國家不是幻想中的外國人,即使是流亡的獨裁者們都不是外國人。

    誰收留了獨裁者,都把他們當貴賓來對待。

    而且他們反正也不會有負罪感。

    他們自責時總是後悔他們的手段還不夠狠,對他們已經做過的事,他們從不追悔。

    通過被剝奪權力,他們更是認識到自己對權力的那種瘋狂渴望是多麼必要。

    昂納克的反思僵硬得如同他那老年人的拳頭,被推翻後他多次把自己的拳頭高舉過頭。

    隻有他的拳頭做到了,讓他衰老身軀上的臉再次綻放亮光,看上去好像年輕了四十歲。

     一個外國人在各種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