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心仍舊戰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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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将重新出現的納粹狂熱稱作青年抗議。
他們把這個詞扭曲到無法辨認的程度。
因為年輕的納粹分子呼籲的不是社會或政治方面的改進，他們喊出的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口号。
他們以優秀種族的名義行攔路搶劫之事。
他們追逐和殺害别人并不能改變他們自己的生活，他們對自己的生活不滿意是事出有因的。
在外國人和有辱種族形象的德國人（因為他們無家可歸、搞同性戀或是有殘障）那裡搞暗殺、放火以及鬥毆，這不能被稱為青年抗議。
但就連批判性的——即那些人們根據法西斯主義的曆史模式用來形容德國人特點的——相關詞彙也已僵化成意識形态了。
因此這些特點——在一種尚未尋找就已經終結了的邏輯下——就被牽強地聯系在一起。
這種模式竭力宣稱，每個具體的德國人無論在何時作為可供使用的行為規範都不外乎希特勒治下其民族的殘暴行徑。
即使是雙目圓睜地對法西斯主義進行批判性地審視，在嚴格拒絕國家社會主義的同時有人卻像國家社會主義本身一樣，宿命地認為個人不過是整個“民族性”的組成部分。
有關德意志民族特點的模式僅僅是從國家社會主義那裡抄襲來的，這種模式覺得能夠自圓其說，但臨摹法西斯主義自然是行不通的。
區别對待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樣會打破模式。
模式是想保持封閉的，它讓每個重複者都能獲得發明者的滿足感。
最糟糕的是：這種模式令人着魔，其自信達到了躁狂程度。
它霸占着話語權，并阻止人們進行反思，這種反思——不确定地——試圖換一個視角看問題。
然而社會，或者說被我們稱為社會的，因為沒有更貼切的詞，也就是人卻是活的。
他們每天都說話，在兩種分歧的意見間穿梭，即處于中間地帶。
再加上曆史和文化的沉澱并非無條件的，否則東西德在經曆了四十年分裂為意識形态完全不同的兩個國家後就不會有這麼大差别了。
1970年烏韋·約翰遜在《試圖解釋一種心态：論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一類東德公民》的文章中寫道： 誰離開，不需要一種具體的當前政治原因，甚至不需要所有原因。
他與東德斷絕了關系，他不再相信她的話，他不能再繼續和她過下去了，聽到她的聲音他就受不了，他對她不再信任，現狀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所有這些說法都是人們用來描述私人關系解體時的狀況的。
因為走的人完全清楚，用俗話說是他遺棄了她，就像一位太頤指氣使的新娘，有朝一日也該讓她嘗嘗受傷害的滋味…… 西德難民營接收程序起到了令人震驚的效果。
它讓人不再憧憬國家的統一。
那些人們想與其統一的人受到了如此對待。
沒有想到的是統一的代價令人如此厭惡。
這種傷害被遮掩了，但這并不能幫助傷口更快地愈合。
此外，這些人也不是為了要待在西德，而是他們要離開東德…… 東德人和西德人相互對待的态度并不是統一帶來的後果，這種态度就像最早東邊人對西邊人的詛咒一樣源遠流長。
東邊的人愛訴苦，西邊的人傲慢，這種被認為是典型德意志做派的東西，在别處可以被看成是典型匈牙利做派，如果想成為匈牙利人的七座城市的人和“正宗的”來自匈牙利的匈牙利人相遇的話。
如果來自羅馬尼亞的羅馬尼亞人和摩爾多瓦人相遇的話，那就是典型的羅馬尼亞做派。
東德人和西德人打交道的方式并非典型德意志做派，而是和世界各地在同一語言區域内有文化落差的群組間交往一樣典型。
我在羅馬住過一年，常去一家小菜店買菜。
我第一次去那家店買東西時，售貨員問我從哪兒來，我說從德國來。
那是位上了年紀的老頭兒，他經曆過法西斯時代。
我用意大利語問候他，也用意大利語說出我想買的東西。
但那位售貨員與我打招呼時隻用德語，而且那聲調像狗吠，每個字都斷裂成好幾個音節。
所有與德國有關的對他來說都是希特勒。
每次我離開店時，他都在我身後邁着正步把我送到門口并說：是，一切正常。
在這家店裡我一點機會都沒有，我做什麼都不對。
因為我不是一個個人，而僅僅是引起他對糟糕往事回憶的契機。
我是德國人生
他們把這個詞扭曲到無法辨認的程度。
因為年輕的納粹分子呼籲的不是社會或政治方面的改進，他們喊出的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口号。
他們以優秀種族的名義行攔路搶劫之事。
他們追逐和殺害别人并不能改變他們自己的生活，他們對自己的生活不滿意是事出有因的。
在外國人和有辱種族形象的德國人（因為他們無家可歸、搞同性戀或是有殘障）那裡搞暗殺、放火以及鬥毆，這不能被稱為青年抗議。
但就連批判性的——即那些人們根據法西斯主義的曆史模式用來形容德國人特點的——相關詞彙也已僵化成意識形态了。
因此這些特點——在一種尚未尋找就已經終結了的邏輯下——就被牽強地聯系在一起。
這種模式竭力宣稱，每個具體的德國人無論在何時作為可供使用的行為規範都不外乎希特勒治下其民族的殘暴行徑。
即使是雙目圓睜地對法西斯主義進行批判性地審視，在嚴格拒絕國家社會主義的同時有人卻像國家社會主義本身一樣，宿命地認為個人不過是整個“民族性”的組成部分。
有關德意志民族特點的模式僅僅是從國家社會主義那裡抄襲來的，這種模式覺得能夠自圓其說，但臨摹法西斯主義自然是行不通的。
區别對待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樣會打破模式。
模式是想保持封閉的，它讓每個重複者都能獲得發明者的滿足感。
最糟糕的是：這種模式令人着魔，其自信達到了躁狂程度。
它霸占着話語權，并阻止人們進行反思，這種反思——不确定地——試圖換一個視角看問題。
然而社會，或者說被我們稱為社會的，因為沒有更貼切的詞，也就是人卻是活的。
他們每天都說話，在兩種分歧的意見間穿梭，即處于中間地帶。
再加上曆史和文化的沉澱并非無條件的，否則東西德在經曆了四十年分裂為意識形态完全不同的兩個國家後就不會有這麼大差别了。
1970年烏韋·約翰遜在《試圖解釋一種心态：論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一類東德公民》的文章中寫道： 誰離開，不需要一種具體的當前政治原因，甚至不需要所有原因。
他與東德斷絕了關系，他不再相信她的話，他不能再繼續和她過下去了，聽到她的聲音他就受不了，他對她不再信任，現狀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所有這些說法都是人們用來描述私人關系解體時的狀況的。
因為走的人完全清楚，用俗話說是他遺棄了她，就像一位太頤指氣使的新娘，有朝一日也該讓她嘗嘗受傷害的滋味…… 西德難民營接收程序起到了令人震驚的效果。
它讓人不再憧憬國家的統一。
那些人們想與其統一的人受到了如此對待。
沒有想到的是統一的代價令人如此厭惡。
這種傷害被遮掩了，但這并不能幫助傷口更快地愈合。
此外，這些人也不是為了要待在西德，而是他們要離開東德…… 東德人和西德人相互對待的态度并不是統一帶來的後果，這種态度就像最早東邊人對西邊人的詛咒一樣源遠流長。
東邊的人愛訴苦，西邊的人傲慢，這種被認為是典型德意志做派的東西，在别處可以被看成是典型匈牙利做派，如果想成為匈牙利人的七座城市的人和“正宗的”來自匈牙利的匈牙利人相遇的話。
如果來自羅馬尼亞的羅馬尼亞人和摩爾多瓦人相遇的話，那就是典型的羅馬尼亞做派。
東德人和西德人打交道的方式并非典型德意志做派，而是和世界各地在同一語言區域内有文化落差的群組間交往一樣典型。
我在羅馬住過一年，常去一家小菜店買菜。
我第一次去那家店買東西時，售貨員問我從哪兒來，我說從德國來。
那是位上了年紀的老頭兒，他經曆過法西斯時代。
我用意大利語問候他，也用意大利語說出我想買的東西。
但那位售貨員與我打招呼時隻用德語，而且那聲調像狗吠，每個字都斷裂成好幾個音節。
所有與德國有關的對他來說都是希特勒。
每次我離開店時，他都在我身後邁着正步把我送到門口并說：是，一切正常。
在這家店裡我一點機會都沒有，我做什麼都不對。
因為我不是一個個人，而僅僅是引起他對糟糕往事回憶的契機。
我是德國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