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心仍舊戰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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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這類村子的街道上說出“外國人”這個字眼，都帶着仇恨。
人們可以和任何一個過路者就這個題目聊起來，這樣的談話總是以同一種形式自動展開的。
有了對陌生人的偏見作布景，人們能聊個沒完沒了，能夠無嫌疑地發洩自己的不滿，這種不滿往往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其他原因（這種原因人們永遠都不會承認或說出）。
幾天前，當地報紙印了一本有關外國人的小冊子。
這本小冊子堪稱是充斥了所有偏見的德國“民間文學”，語調是調侃性的，充滿了對人的蔑視。
編輯部那假惺惺的評論就是一種僞善，說什麼這隻是對當前大衆看法的反映，這本小冊子在這一帶已經作為傳單被散發了上百份。
對小冊子的内容編輯部則三緘其口。
接下來幾天的讀者來信大部分都是表示感謝的，現在終于說出了心裡話。
表示憤怒的信寥寥無幾，這一點編輯部大概在印刷這本小冊子前就估計到了。
那位在蘋果樹下憤怒開罵的老婦人指的不是一個尋求避難者，她指的是所有尋求避難者。
她怎麼能指一個人呢，那個小偷她又沒看見。
她知道一個尋求避難者是沒有房子、沒有屋頂、沒有果樹的，因而他要她那破舊的木梯子是派不上任何用場的。
但這并不妨礙她死守着自己的偏見。
這位本地人的指責和诽謗是籠統的，她知道她可以這麼做，因為她不需要為自己所說的提供證據。
如果有一個陌生人偷了東西，那麼她就希望所有的陌生人都能從這個村子以及這個國家的所有地方消失。
她隻是很多人中的一分子，她的所作所為在這一帶屢見不鮮。
隻要有機會，她天天都诽謗陌生人。
她更換談話對象，但談話主題永遠不變。
這能讓她和她那個小村子保持活力。
這種帶着仇恨的活力成了天經地義的事情。
共同的敵人形象從來不需要予以更正，因為敵人的所有特征都是杜撰的。
通過共同的敵人形象使參與談話的人得到認同，而且他們還無須承擔任何責任。
這能讓人上瘾。
對外國人的仇恨就變成了社會輿論。
這種仇恨能讓人産生一種同仇敵忾的感覺，這一感覺很重要，因為在所有其他領域人際關系中充滿了妒忌、陰謀和競争。
誰要是不加入這種統一戰線就值得懷疑，就會被社區問及理由。
三年前我還說過：這樣做的人是一些“老納粹分子”。
他們口出狂言的情況會越來越少，更多的時候他們得沉默，因為他們周圍的人不會接受他們的觀點，他們隻是一些臭味相投的人聚在一起。
三年前我還這樣說過。
三年前我還沒有料到，充滿仇恨的話可以多麼快地傳播，優越感思想可以多麼迅速地重新傳布，怯懦可以多麼天衣無縫地以能應付生活的面貌出現。
我更沒有料到的是：優越感思想能以多快的速度俘獲青年人，因為它可以一氣呵成地把自我憐憫與傲慢自大連接起來。
我知道存在着“霍夫曼半軍事自訓小組”和其他一些每天到處亂闖的新納粹小組。
我也知道共和黨和人民聯盟在大選中得到的選票越來越多。
我不相信在柏林、普福爾茨海姆、斯圖加特或别的地方有什麼“搗亂選民”。
盡管如此，我想這些煽風點火的人所說的話恰恰讓他們露出了自己的馬腳。
能讓我安心的是對1968年出現的代溝作用的信任，我想終于一勞永逸地出現了重大轉折。
大多數1968年後出生的人不會再背離當年的反省原則。
那時兒女們考察自己的父母們是不是希特勒的幫兇和沉默者，許多人也找到了相應證據。
他們提出了罪責問題，特别是個人罪責，我想在這個國家以後應該一直這樣做。
一位漢堡的兒科醫生告訴過我，恰恰是年輕的父母在送孩子住院治療時往往會說：“我不願意讓我的孩子與外國孩子住在一間病房裡。
”那位醫生說，這些父母的孩子經常是得了很重的病，可他們為孩子擔驚受怕的同時腦子裡還有這麼一句話，而且他們一點兒都不羞于把它說出口。
那些扔石頭的、放火的，那些霍耶斯韋達和羅斯托克的殺人犯，他們在社會中都不屬于邊緣群組。
他們活動于社會中心。
他們不光可以獲得街邊的掌聲，而且能夠得到一些人的贊同，這些人從外表看不出是光
人們可以和任何一個過路者就這個題目聊起來，這樣的談話總是以同一種形式自動展開的。
有了對陌生人的偏見作布景，人們能聊個沒完沒了，能夠無嫌疑地發洩自己的不滿，這種不滿往往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其他原因（這種原因人們永遠都不會承認或說出）。
幾天前，當地報紙印了一本有關外國人的小冊子。
這本小冊子堪稱是充斥了所有偏見的德國“民間文學”，語調是調侃性的，充滿了對人的蔑視。
編輯部那假惺惺的評論就是一種僞善，說什麼這隻是對當前大衆看法的反映，這本小冊子在這一帶已經作為傳單被散發了上百份。
對小冊子的内容編輯部則三緘其口。
接下來幾天的讀者來信大部分都是表示感謝的，現在終于說出了心裡話。
表示憤怒的信寥寥無幾，這一點編輯部大概在印刷這本小冊子前就估計到了。
那位在蘋果樹下憤怒開罵的老婦人指的不是一個尋求避難者，她指的是所有尋求避難者。
她怎麼能指一個人呢，那個小偷她又沒看見。
她知道一個尋求避難者是沒有房子、沒有屋頂、沒有果樹的，因而他要她那破舊的木梯子是派不上任何用場的。
但這并不妨礙她死守着自己的偏見。
這位本地人的指責和诽謗是籠統的，她知道她可以這麼做，因為她不需要為自己所說的提供證據。
如果有一個陌生人偷了東西，那麼她就希望所有的陌生人都能從這個村子以及這個國家的所有地方消失。
她隻是很多人中的一分子，她的所作所為在這一帶屢見不鮮。
隻要有機會，她天天都诽謗陌生人。
她更換談話對象，但談話主題永遠不變。
這能讓她和她那個小村子保持活力。
這種帶着仇恨的活力成了天經地義的事情。
共同的敵人形象從來不需要予以更正，因為敵人的所有特征都是杜撰的。
通過共同的敵人形象使參與談話的人得到認同，而且他們還無須承擔任何責任。
這能讓人上瘾。
對外國人的仇恨就變成了社會輿論。
這種仇恨能讓人産生一種同仇敵忾的感覺，這一感覺很重要，因為在所有其他領域人際關系中充滿了妒忌、陰謀和競争。
誰要是不加入這種統一戰線就值得懷疑，就會被社區問及理由。
三年前我還說過：這樣做的人是一些“老納粹分子”。
他們口出狂言的情況會越來越少，更多的時候他們得沉默，因為他們周圍的人不會接受他們的觀點，他們隻是一些臭味相投的人聚在一起。
三年前我還這樣說過。
三年前我還沒有料到，充滿仇恨的話可以多麼快地傳播，優越感思想可以多麼迅速地重新傳布，怯懦可以多麼天衣無縫地以能應付生活的面貌出現。
我更沒有料到的是：優越感思想能以多快的速度俘獲青年人，因為它可以一氣呵成地把自我憐憫與傲慢自大連接起來。
我知道存在着“霍夫曼半軍事自訓小組”和其他一些每天到處亂闖的新納粹小組。
我也知道共和黨和人民聯盟在大選中得到的選票越來越多。
我不相信在柏林、普福爾茨海姆、斯圖加特或别的地方有什麼“搗亂選民”。
盡管如此，我想這些煽風點火的人所說的話恰恰讓他們露出了自己的馬腳。
能讓我安心的是對1968年出現的代溝作用的信任，我想終于一勞永逸地出現了重大轉折。
大多數1968年後出生的人不會再背離當年的反省原則。
那時兒女們考察自己的父母們是不是希特勒的幫兇和沉默者，許多人也找到了相應證據。
他們提出了罪責問題，特别是個人罪責，我想在這個國家以後應該一直這樣做。
一位漢堡的兒科醫生告訴過我，恰恰是年輕的父母在送孩子住院治療時往往會說：“我不願意讓我的孩子與外國孩子住在一間病房裡。
”那位醫生說，這些父母的孩子經常是得了很重的病，可他們為孩子擔驚受怕的同時腦子裡還有這麼一句話，而且他們一點兒都不羞于把它說出口。
那些扔石頭的、放火的，那些霍耶斯韋達和羅斯托克的殺人犯，他們在社會中都不屬于邊緣群組。
他們活動于社會中心。
他們不光可以獲得街邊的掌聲，而且能夠得到一些人的贊同，這些人從外表看不出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