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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才回到了老貧農的身份。
他說起國民黨剿共，好毒辣，好毒辣呵。
連婆娘娃崽也一起殺，三歲的伢崽，抓起來往牆上一甩，哼都沒有哼一聲，就腦殼開了花。
有的被丢到磚窯裡燒，燒得皮肉臭，臭氣三天三晚還散不盡。
他說起陸大麻子，大概是一個國民黨的頭目，做事最陰險，取了紅軍的肝肺，偷偷地溫在一大鍋牛肉裡，要大家吃。
他羅玉興開始不知情，吃了以後才聽說，當時就嘔得腸子都要翻出來了…… 他也當過一個月的紅軍，掉了隊，才回了家。
他差一點也被陸大麻子取了肝肺，幸虧他賣了備給老娘的一口棺材，辦了三桌陪罪酒，又求了兩個人作保，才留下一條命。
“陸大麻子我捅他的祖宗！他是老蟲和豬嬲的種，又蠢又惡，要死七天七晚還不得落氣！”說到老娘的棺材，他忍不住大吼大叫。
鼻涕眼淚又來了，再次用手掌向上推鼻孔。
這次推得我比較放心。
“不是毛主席、共産黨來了，哪有我羅玉興的今天！” “說得好，到了台上你也要這樣說，一定要哭出來。
” “哭，當然要哭的！” 結果很遺憾：沒有哭出來。
不過還算好，他雖然緊張得有點結巴，基本上按照背熟的稿子講下來，從曆史到現實，從個人到社會，運用了“本質與現象”之類的哲學，既講了自己的優秀事迹，又頌揚了社會主義。
他十八扯不是太厲害，在我事先一再警告下，總算沒有講出他曾經給國民黨當挑夫以及吃過美國面粉之類的蠢話。
他頂多是批判修正主義哲學時加一點即興，說修正主義确實壞，不但要謀害毛主席，還害得我們現在來開會，耽誤工。
這雖然沒有抓住要害，卻也符合主題。
我和他三天時間的背誦，還算沒有白費工夫。
他後來被公社裡指名，到其它公社去講過幾回。
那以後，我臨時調到縣文化館寫劇本，就與他接觸不多了。
隻聽說他有次從外面出哲學工回來，在路上遭一條瘋狗襲擊，腿上被咬了一口，沒有及時診治，卧床半年多。
再後來，就散發了，就死了。
我記得最後一次見到他時，他額上貼着青藥，瘦得隻見兩隻眼睛，在田邊看牛。
一隻金黃色的蝴蝶叮在牛背上。
問起他的病，他睜大眼睛對我說：“你說怪不怪，狗從不咬我的，隻咬現地方。
” 這話聽來有些别扭。
他撩起一隻腳給我看。
他的意思是，這條腳上有一塊疤，以前鐮刀割在這裡，摔跤碰破這裡，到頭來狗也咬在這裡。
他對這種重複百思不得其解。
“快好了吧？” “何事好得了？” “打了針吧？” “天下郎中者隻治病，治不了命。
” “你老人家要有信心，會好的。
” “好有什麼好？還不又要去出牛馬力？打禾，挖山，有什麼好事？還不如我現在看牛。
” “你還不想好呵？” “不好又有什麼好？一步路都走得痛，茅廁都蹲不得。
” 他什麼話都可以說得順溜。
他手裡拿着一個粉紅色的小收音機，大概是他幹兒子将軍最近捎給他的，在鄉下人看來十分稀罕。
“這是個好家夥，”他是指收音機，“一天到晚講個不停，唱個不停，不曉得哪裡這麼足的勁勢。
” 他把收音機拿到我的耳邊。
我聽不太清楚，聲音太小，大概是電池不夠用了。
“北京下不下雨，我每天都曉得。
”他笑着說。
我後來才知道，這時的他已經病膏肓，自己把壽鞋一類都放在床頭了，怕到時候來不及穿，但他還是平靜如常地起床看了兩天牛，給牛欄換了一輪新草，搓了兩根牛繩，還笑着同我談起了北京的雨。
他說起國民黨剿共，好毒辣，好毒辣呵。
連婆娘娃崽也一起殺，三歲的伢崽，抓起來往牆上一甩，哼都沒有哼一聲，就腦殼開了花。
有的被丢到磚窯裡燒，燒得皮肉臭，臭氣三天三晚還散不盡。
他說起陸大麻子，大概是一個國民黨的頭目，做事最陰險，取了紅軍的肝肺，偷偷地溫在一大鍋牛肉裡，要大家吃。
他羅玉興開始不知情，吃了以後才聽說，當時就嘔得腸子都要翻出來了…… 他也當過一個月的紅軍，掉了隊，才回了家。
他差一點也被陸大麻子取了肝肺，幸虧他賣了備給老娘的一口棺材，辦了三桌陪罪酒，又求了兩個人作保，才留下一條命。
“陸大麻子我捅他的祖宗！他是老蟲和豬嬲的種，又蠢又惡，要死七天七晚還不得落氣！”說到老娘的棺材，他忍不住大吼大叫。
鼻涕眼淚又來了，再次用手掌向上推鼻孔。
這次推得我比較放心。
“不是毛主席、共産黨來了，哪有我羅玉興的今天！” “說得好，到了台上你也要這樣說，一定要哭出來。
” “哭，當然要哭的！” 結果很遺憾：沒有哭出來。
不過還算好，他雖然緊張得有點結巴，基本上按照背熟的稿子講下來，從曆史到現實，從個人到社會，運用了“本質與現象”之類的哲學，既講了自己的優秀事迹，又頌揚了社會主義。
他十八扯不是太厲害，在我事先一再警告下，總算沒有講出他曾經給國民黨當挑夫以及吃過美國面粉之類的蠢話。
他頂多是批判修正主義哲學時加一點即興，說修正主義确實壞，不但要謀害毛主席，還害得我們現在來開會，耽誤工。
這雖然沒有抓住要害，卻也符合主題。
我和他三天時間的背誦，還算沒有白費工夫。
他後來被公社裡指名，到其它公社去講過幾回。
那以後，我臨時調到縣文化館寫劇本，就與他接觸不多了。
隻聽說他有次從外面出哲學工回來，在路上遭一條瘋狗襲擊，腿上被咬了一口，沒有及時診治，卧床半年多。
再後來，就散發了，就死了。
我記得最後一次見到他時，他額上貼着青藥，瘦得隻見兩隻眼睛，在田邊看牛。
一隻金黃色的蝴蝶叮在牛背上。
問起他的病，他睜大眼睛對我說：“你說怪不怪，狗從不咬我的，隻咬現地方。
” 這話聽來有些别扭。
他撩起一隻腳給我看。
他的意思是，這條腳上有一塊疤，以前鐮刀割在這裡，摔跤碰破這裡，到頭來狗也咬在這裡。
他對這種重複百思不得其解。
“快好了吧？” “何事好得了？” “打了針吧？” “天下郎中者隻治病，治不了命。
” “你老人家要有信心，會好的。
” “好有什麼好？還不又要去出牛馬力？打禾，挖山，有什麼好事？還不如我現在看牛。
” “你還不想好呵？” “不好又有什麼好？一步路都走得痛，茅廁都蹲不得。
” 他什麼話都可以說得順溜。
他手裡拿着一個粉紅色的小收音機，大概是他幹兒子将軍最近捎給他的，在鄉下人看來十分稀罕。
“這是個好家夥，”他是指收音機，“一天到晚講個不停，唱個不停，不曉得哪裡這麼足的勁勢。
” 他把收音機拿到我的耳邊。
我聽不太清楚，聲音太小，大概是電池不夠用了。
“北京下不下雨，我每天都曉得。
”他笑着說。
我後來才知道，這時的他已經病膏肓，自己把壽鞋一類都放在床頭了，怕到時候來不及穿，但他還是平靜如常地起床看了兩天牛，給牛欄換了一輪新草，搓了兩根牛繩，還笑着同我談起了北京的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