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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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義說過，省城裡的人不喝擂茶，也不懂得紡紗織布，可憐他們家家都沒有布做褲子，一條短褲隻有一巴掌大，像婆娘們的騎馬帶子，勒得胯裆憋死人。
馬橋人由此十分同情省城裡的人，每次看見我們知青要回城，總是要我們多買點鄉下的土布帶回去，給爹媽多做兩條褲子。
我們覺得十分好笑，說城裡并不缺布，短褲做得小一點，是為了貼身，好看，或者為了運動的方便。
馬橋人眨眨眼，不大相信。
日子長了，我們發現無論我們如何解釋，也沒法消除本義的訛傳——因我們沒有話份。
“話份”在普通語中幾乎找不到近義詞，卻是馬橋詞彙中特别緊要的詞之一，意指語言權利，或者說在語言總量中占有一定份額的權利。
有話份的人，沒有特殊的标志和身分，但作為語言的主導者，誰都可以感覺得到他們的存在，感覺得到來自他們隐隐威權的壓力。
他們一開口，或者咳一聲，或者甩一個眼色，旁人便住嘴，便洗耳恭聽，即使反對也不敢随便打斷話頭。
這種安靜，是話份最通常的顯示，也是人們對語言集權最為默契最為協同的甘心屈從。
相反，一個沒有話份的人，所謂人微言輕，說什麼都是白說，人們不會在乎他說什麼，甚至不會在乎他是否有機會把話說出來。
他的言語總是消散在冷漠的荒原，永遠得不到回應。
這種難堪的事多了，一個人要保持開口的信心，甚至要保持自己正常的發聲功能，是不無困難的。
鹽早最後幾乎成了一個真正的牛啞啞，就是話份喪失的極端一例。
握有話份的人，他們操縱的話題被衆人追随，他們的詞語、句式、語氣等等被衆人習用，權利正是在這種語言的繁殖中得以形成，在這種語言的擴張和輻射過程中得以确證和實現。
“話份”一詞，道破了權利的語言品格。
一個成熟的政權，一個強大的集團，總是擁有自己強大的語言體系，總是伴随着一系列文牍、會議、禮儀、演說、典籍、紀念碑、新概念、宣傳口号、藝術作品，甚至新的地名或新的年号等等，以此取得和确立自己在全社會的話份。
不能取得話份的強權，不過是一些徒有财力或武力的烏合之衆，像一支又一支殺退過官軍甚至占領過京城的草寇，即便一時得手，也必然短命。
正是體會到了這一點，執政者總是重視文件和會議的。
文件和會議是保證權利運行的一個個樞紐，也是強化話份的最佳方式。
文山會海幾乎是官僚們不可或缺并且激情真正所在的生存方式。
即便是空話連篇的會議，即便是沒有絲毫實際效用的會議，也往往會得到他們本能的歡喜。
道理很簡單，隻有在這種時候，才會設置主席台和聽衆席，明确區分等級，使人們清醒意識到自己話份的多寡有無。
權勢者的話語才可以通過衆多耳朵、記錄本、擴音器等等，得到強制性的傳播擴散。
也隻有在這種氛圍裡，權勢者可以沉浸在自己所熟悉的語言裡，感受到權利正在得到這種語言的滋潤、哺育、充實和安全保護。
這一切，往往比會議的具體目的更為重要。
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權勢者對自己不習慣和不熟悉的語言，充滿着天然的警覺和敵意。
文化大革命中，馬克思和魯迅在中國受到了最高程度的尊崇，是空蕩蕩書店裡最終得以保留的幾位偉人中的兩位。
即便在這個時候，讀馬克思和魯迅仍然是十分危險的，我在鄉下的一本馬克思的書，就差一點成為了我“反動”的罪證——公社幹部說：那個下放崽，不讀毛主席的書讀馬克思的書！什麼思想？什麼感情？ 我體會，公社幹部是無意反對馬克思的，也并不知道那一本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說了些什麼，是否有害于他們的禁山育林或計劃生育或者打平夥分狗肉。
不，他們對此一無所知，也不大在乎。
他們瞪大眼睛，隻是對馬克思著作裡一切聽
馬橋人由此十分同情省城裡的人，每次看見我們知青要回城，總是要我們多買點鄉下的土布帶回去，給爹媽多做兩條褲子。
我們覺得十分好笑，說城裡并不缺布，短褲做得小一點，是為了貼身，好看，或者為了運動的方便。
馬橋人眨眨眼，不大相信。
日子長了，我們發現無論我們如何解釋，也沒法消除本義的訛傳——因我們沒有話份。
“話份”在普通語中幾乎找不到近義詞，卻是馬橋詞彙中特别緊要的詞之一，意指語言權利，或者說在語言總量中占有一定份額的權利。
有話份的人，沒有特殊的标志和身分，但作為語言的主導者，誰都可以感覺得到他們的存在，感覺得到來自他們隐隐威權的壓力。
他們一開口，或者咳一聲，或者甩一個眼色，旁人便住嘴，便洗耳恭聽，即使反對也不敢随便打斷話頭。
這種安靜，是話份最通常的顯示，也是人們對語言集權最為默契最為協同的甘心屈從。
相反，一個沒有話份的人，所謂人微言輕，說什麼都是白說，人們不會在乎他說什麼，甚至不會在乎他是否有機會把話說出來。
他的言語總是消散在冷漠的荒原，永遠得不到回應。
這種難堪的事多了，一個人要保持開口的信心，甚至要保持自己正常的發聲功能，是不無困難的。
鹽早最後幾乎成了一個真正的牛啞啞，就是話份喪失的極端一例。
握有話份的人，他們操縱的話題被衆人追随，他們的詞語、句式、語氣等等被衆人習用，權利正是在這種語言的繁殖中得以形成，在這種語言的擴張和輻射過程中得以确證和實現。
“話份”一詞，道破了權利的語言品格。
一個成熟的政權，一個強大的集團，總是擁有自己強大的語言體系，總是伴随着一系列文牍、會議、禮儀、演說、典籍、紀念碑、新概念、宣傳口号、藝術作品，甚至新的地名或新的年号等等，以此取得和确立自己在全社會的話份。
不能取得話份的強權，不過是一些徒有财力或武力的烏合之衆，像一支又一支殺退過官軍甚至占領過京城的草寇，即便一時得手，也必然短命。
正是體會到了這一點，執政者總是重視文件和會議的。
文件和會議是保證權利運行的一個個樞紐，也是強化話份的最佳方式。
文山會海幾乎是官僚們不可或缺并且激情真正所在的生存方式。
即便是空話連篇的會議，即便是沒有絲毫實際效用的會議，也往往會得到他們本能的歡喜。
道理很簡單，隻有在這種時候，才會設置主席台和聽衆席，明确區分等級，使人們清醒意識到自己話份的多寡有無。
權勢者的話語才可以通過衆多耳朵、記錄本、擴音器等等，得到強制性的傳播擴散。
也隻有在這種氛圍裡，權勢者可以沉浸在自己所熟悉的語言裡，感受到權利正在得到這種語言的滋潤、哺育、充實和安全保護。
這一切，往往比會議的具體目的更為重要。
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權勢者對自己不習慣和不熟悉的語言，充滿着天然的警覺和敵意。
文化大革命中，馬克思和魯迅在中國受到了最高程度的尊崇，是空蕩蕩書店裡最終得以保留的幾位偉人中的兩位。
即便在這個時候，讀馬克思和魯迅仍然是十分危險的，我在鄉下的一本馬克思的書，就差一點成為了我“反動”的罪證——公社幹部說：那個下放崽，不讀毛主席的書讀馬克思的書！什麼思想？什麼感情？ 我體會，公社幹部是無意反對馬克思的，也并不知道那一本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說了些什麼，是否有害于他們的禁山育林或計劃生育或者打平夥分狗肉。
不，他們對此一無所知，也不大在乎。
他們瞪大眼睛，隻是對馬克思著作裡一切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