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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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馬橋愛用甜字。
在一個拒絕認同德國的英國人或者拒絕認同美國的法國人看來，這種傳統當然十分可笑。
同樣，直到今天為止，對于絕大多數中國人乃至相當多數的經濟學者來說，美國的資本主義，西歐的資本主義，瑞典等幾個北歐國家的資本主義，日本的資本主義，似乎也沒有什麼重要的差别。
十八世紀的資本主義，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本世紀戰前的資本主義，本世紀六十年代的資本主義以及本世紀九十年代的資本主義，還是沒是沒有什麼重要的區别。
在很多中國人那裡，一個“資本主義”概念就足夠用了，就足夠支撐自己的愛意或者敵意了。
我在美國時讀到過一本反共的政治刊物。
我很奇怪，刊物編輯的政治味覺，同樣停留在馬橋人“甜”的水平。
比方說，他們時而譴責某共産黨是假馬克思主義，背叛了馬克思主義，時而又譴責馬克思主義（那麼假和背叛豈不是很好？）；一方面揭露共黨分子也有婚外戀和私生子，一方面又一關共黨分子的自我禁欲太壓抑人性（那麼婚外戀和私生子豈不是很符合人性？）。
他們不覺得自己有什麼邏輯的矛盾和混亂，隻覺得凡是反共的就值得喝彩，就很好，就是甜。
也就是在這本刊物上，我讀到一條消息：一個剛從海南島跑到香港的女子，姓陳，宣稱自己是反共義士，被西方一個國家的政府熱情地當作政治難民給予收留和保護。
幾個月後，我遇到了這個國家一個使館官員，很為他們的政府感到委屈和氣憤。
在餐桌上，我告訴他，我認識這個陳小姐。
她在海南島從未參加過任何政治活動，隻是組織過一個“熱島文學大賽”，騙取了全國文學青年近二十萬元的參賽費，然後把一大堆參賽稿件丢在賓館裡，一拍屁股卷款逃港。
她沒有能夠說服我當她的大賽顧問，但這不要緊，在她的登在報紙上的征稿廣告上，十幾個她能夠想到的世界當紅的作家，馬爾克斯、昆德拉、略薩等等，居然都成了她的顧問——她差不多想在海南島評出一次超級諾貝爾文學獎。
我的這一番介紹似乎讓使館官員感到困惑，他皺着眉頭說，她也許騙了錢，也許騙得很笨，但這是不是可以看作是一種特殊的政治反抗方式？ 他費力地打着手勢。
我沒法把談話繼續下去。
我并不想改變餐桌對面這位外交官的政治立場。
任何一種嚴肅而恪守和平原則的政治立場，你可以擁護，可以反對，但不能沒有尊重。
我隻不過是感到一種困難。
就像我沒法讓當年的馬橋人從語言上區别各種各樣的“糖”，現在，我也沒法讓外交官區别中國各種各樣的“反抗”。
在他眼中陌生而模糊的這個國家，騙錢也是一塊可口的“糖”。
則此而已。
在一個拒絕認同德國的英國人或者拒絕認同美國的法國人看來，這種傳統當然十分可笑。
同樣，直到今天為止，對于絕大多數中國人乃至相當多數的經濟學者來說，美國的資本主義，西歐的資本主義，瑞典等幾個北歐國家的資本主義，日本的資本主義，似乎也沒有什麼重要的差别。
十八世紀的資本主義，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本世紀戰前的資本主義，本世紀六十年代的資本主義以及本世紀九十年代的資本主義，還是沒是沒有什麼重要的區别。
在很多中國人那裡，一個“資本主義”概念就足夠用了，就足夠支撐自己的愛意或者敵意了。
我在美國時讀到過一本反共的政治刊物。
我很奇怪，刊物編輯的政治味覺，同樣停留在馬橋人“甜”的水平。
比方說，他們時而譴責某共産黨是假馬克思主義，背叛了馬克思主義，時而又譴責馬克思主義（那麼假和背叛豈不是很好？）；一方面揭露共黨分子也有婚外戀和私生子，一方面又一關共黨分子的自我禁欲太壓抑人性（那麼婚外戀和私生子豈不是很符合人性？）。
他們不覺得自己有什麼邏輯的矛盾和混亂，隻覺得凡是反共的就值得喝彩，就很好，就是甜。
也就是在這本刊物上，我讀到一條消息：一個剛從海南島跑到香港的女子，姓陳，宣稱自己是反共義士，被西方一個國家的政府熱情地當作政治難民給予收留和保護。
幾個月後，我遇到了這個國家一個使館官員，很為他們的政府感到委屈和氣憤。
在餐桌上，我告訴他，我認識這個陳小姐。
她在海南島從未參加過任何政治活動，隻是組織過一個“熱島文學大賽”，騙取了全國文學青年近二十萬元的參賽費，然後把一大堆參賽稿件丢在賓館裡，一拍屁股卷款逃港。
她沒有能夠說服我當她的大賽顧問，但這不要緊，在她的登在報紙上的征稿廣告上，十幾個她能夠想到的世界當紅的作家，馬爾克斯、昆德拉、略薩等等，居然都成了她的顧問——她差不多想在海南島評出一次超級諾貝爾文學獎。
我的這一番介紹似乎讓使館官員感到困惑，他皺着眉頭說，她也許騙了錢，也許騙得很笨，但這是不是可以看作是一種特殊的政治反抗方式？ 他費力地打着手勢。
我沒法把談話繼續下去。
我并不想改變餐桌對面這位外交官的政治立場。
任何一種嚴肅而恪守和平原則的政治立場，你可以擁護，可以反對，但不能沒有尊重。
我隻不過是感到一種困難。
就像我沒法讓當年的馬橋人從語言上區别各種各樣的“糖”，現在，我也沒法讓外交官區别中國各種各樣的“反抗”。
在他眼中陌生而模糊的這個國家，騙錢也是一塊可口的“糖”。
則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