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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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懂的語言惱怒，感到他們的話份正在受到潛在的威脅和挑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現代主義藝術聲勢浩大，抽象畫、荒誕劇、意識流小說和超現實主義詩歌驚世駭俗，嬉皮運動、女權運動，還有搖滾樂等等異生的文化現象也随之而來。
有意思的是，這些新現象出現時差不多—一都被視之為邪惡的政治陰謀。
資産階級的報紙攻擊畢加索的抽象畫是“蘇聯企圖颠覆西方民主社會的罪惡伎倆”，“布爾什維克的意識形态宣傳”，而搖滾歌手“貓王”愛爾維斯和“披頭士”代表人物列農，被教會和國會議員們疑為“共産黨的地下特工”，目的是“要敗壞青年一代，使他們在對共産主義的鬥争中未戰先敗”——他們的音樂在美軍駐歐基地一直是禁品。
在另一方面，任何紅色政權也做着差不多同樣的事情，現代藝術無論雅俗，幾十年來也一律遭到官方的批判，官方文件和大學教科書将其定性為——“和平演變的先鋒”，“西方國家資産階級腐朽沒落的意識形态”，“毒害青少年的精神毒品”等等。
這些反應顯然是一種防衛過度。
無論哪一方後來都逐漸認識到這一點，也或多或少地放寬了管制尺度，甚至願意利用各種新異的文化語彙來為我所用，比如用搖滾樂來各頌延安或南泥灣，用抽象畫來促進服裝出口業。
當然，如果把這些反應完全看成防衛過度。
是大大的天真。
事實上，一種不熟悉的語言，就是一種不可控的語言，它差不多也就是一種不可控的權利。
不論它表面上的政治标志如何，它都具有實際上的離心力，造成信息通道的阻抗和中斷，形成對執政者話份不同程度的削弱和瓦解。
馬橋人似乎具有一切執政者的洞明，早就看穿了這一點，因此把權利歸結為話份，歸結為說。
我們可以着一看，在馬橋，哪一些人有話份？ （1）一般來說，女人沒有話份。
男人說話的時候，她們習慣于不插嘴，隻是在一旁奶娃崽或者衲鞋底。
因此，幹部從不要求她們參加村民大會。
（2）年輕人沒有話份。
他們從小就聽熟了“大人說話娃崽聽”一類古訓，總是優先讓老人們說。
對老人們的說法，即便反感也多是背地裡咕咕哝哝，不可大逆不道地當面頂嘴。
（3）貧困戶沒有話份。
财大才者氣粗，家貧自然氣短，窮人一般都覺得自己不夠體面，不願去人多的地方露臉，自然失去了很多向别人說話的機會。
馬橋還有習俗：凡欠了債的人，哪怕隻欠了半升包谷，也不得在村裡的紅白喜事中擔任司儀、主祭、伴娘之類的重要角色，免得給主家帶來晦氣。
各家火塘邊最靠近茶櫃的位置，是最顯服的位置，叫主位，債主之外的任何客人不得随便就坐，否則就有辱主之意。
這些規矩都保證了人們的話語權向手握債權的富人們那裡集中。
…… 這樣看來，話份被性别、年齡、财富等因素綜合決定。
當然還有更重要的政治因素，本義作為黨支部書記，作為馬橋的最高執政者，無論何時說話，都落地有聲，一言九鼎，說一不二，令行禁止。
日子久了，他習慣了粗門大嗓，一條嗓子經常傷痕累累地氣多聲音少，還是哇哇哇地到處送氣。
哪怕一個人背着手走路，也關不住一張嘴，有時候禁不住自言自語，自問自答。
“這個地上種得豆子麼？”“扯龍談，種命！水浸浸的漚爛根。
”“摻些黃泥巴來恐怕要得。
”“你到哪裡擔？你到哪裡擔？有工夫擔泥巴，還不如多到坡上種幾隻包谷。
”“醒娘養的……” 其實都是他一個人說的話。
有時候跟在他背後走一路，可以發現他嘴巴從不消停，不惜找自己擡杠，一張嘴可以開一台辯論會。
人們叫他“義大鑼”，知道他走到哪裡都熱鬧。
公社于部也對這位“義大鑼”讓三分。
有一次公社開會，本義熟門熟道地到了那裡，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現代主義藝術聲勢浩大，抽象畫、荒誕劇、意識流小說和超現實主義詩歌驚世駭俗，嬉皮運動、女權運動，還有搖滾樂等等異生的文化現象也随之而來。
有意思的是，這些新現象出現時差不多—一都被視之為邪惡的政治陰謀。
資産階級的報紙攻擊畢加索的抽象畫是“蘇聯企圖颠覆西方民主社會的罪惡伎倆”，“布爾什維克的意識形态宣傳”，而搖滾歌手“貓王”愛爾維斯和“披頭士”代表人物列農，被教會和國會議員們疑為“共産黨的地下特工”，目的是“要敗壞青年一代，使他們在對共産主義的鬥争中未戰先敗”——他們的音樂在美軍駐歐基地一直是禁品。
在另一方面，任何紅色政權也做着差不多同樣的事情，現代藝術無論雅俗，幾十年來也一律遭到官方的批判，官方文件和大學教科書将其定性為——“和平演變的先鋒”，“西方國家資産階級腐朽沒落的意識形态”，“毒害青少年的精神毒品”等等。
這些反應顯然是一種防衛過度。
無論哪一方後來都逐漸認識到這一點，也或多或少地放寬了管制尺度，甚至願意利用各種新異的文化語彙來為我所用，比如用搖滾樂來各頌延安或南泥灣，用抽象畫來促進服裝出口業。
當然，如果把這些反應完全看成防衛過度。
是大大的天真。
事實上，一種不熟悉的語言，就是一種不可控的語言，它差不多也就是一種不可控的權利。
不論它表面上的政治标志如何，它都具有實際上的離心力，造成信息通道的阻抗和中斷，形成對執政者話份不同程度的削弱和瓦解。
馬橋人似乎具有一切執政者的洞明，早就看穿了這一點，因此把權利歸結為話份，歸結為說。
我們可以着一看，在馬橋，哪一些人有話份？ （1）一般來說，女人沒有話份。
男人說話的時候，她們習慣于不插嘴，隻是在一旁奶娃崽或者衲鞋底。
因此，幹部從不要求她們參加村民大會。
（2）年輕人沒有話份。
他們從小就聽熟了“大人說話娃崽聽”一類古訓，總是優先讓老人們說。
對老人們的說法，即便反感也多是背地裡咕咕哝哝，不可大逆不道地當面頂嘴。
（3）貧困戶沒有話份。
财大才者氣粗，家貧自然氣短，窮人一般都覺得自己不夠體面，不願去人多的地方露臉，自然失去了很多向别人說話的機會。
馬橋還有習俗：凡欠了債的人，哪怕隻欠了半升包谷，也不得在村裡的紅白喜事中擔任司儀、主祭、伴娘之類的重要角色，免得給主家帶來晦氣。
各家火塘邊最靠近茶櫃的位置，是最顯服的位置，叫主位，債主之外的任何客人不得随便就坐，否則就有辱主之意。
這些規矩都保證了人們的話語權向手握債權的富人們那裡集中。
…… 這樣看來，話份被性别、年齡、财富等因素綜合決定。
當然還有更重要的政治因素，本義作為黨支部書記，作為馬橋的最高執政者，無論何時說話，都落地有聲，一言九鼎，說一不二，令行禁止。
日子久了，他習慣了粗門大嗓，一條嗓子經常傷痕累累地氣多聲音少，還是哇哇哇地到處送氣。
哪怕一個人背着手走路，也關不住一張嘴，有時候禁不住自言自語，自問自答。
“這個地上種得豆子麼？”“扯龍談，種命！水浸浸的漚爛根。
”“摻些黃泥巴來恐怕要得。
”“你到哪裡擔？你到哪裡擔？有工夫擔泥巴，還不如多到坡上種幾隻包谷。
”“醒娘養的……” 其實都是他一個人說的話。
有時候跟在他背後走一路，可以發現他嘴巴從不消停，不惜找自己擡杠，一張嘴可以開一台辯論會。
人們叫他“義大鑼”，知道他走到哪裡都熱鬧。
公社于部也對這位“義大鑼”讓三分。
有一次公社開會，本義熟門熟道地到了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