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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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我參加了一次調查。
中共湖南省委機關一個叫“永向東”的群衆組織，想解脫兩個省委幹部，事先須查清這兩個幹部全部親人的政治情況。
為了避免對立派别的攻擊，他們擺出接受社會監督的姿态，邀請紅衛兵派人參加調查。
就這樣，乳臭未幹的我居然進了審幹組，居然撈到了一次公費漫遊全國的美差。
我們首先到了北京、錦州、沈陽的好幾座監獄，了解那個幹部的一位堂兄。
堂兄原是一個重要電台的播音員，五十年代中因為一次現場直播時把共産黨要人“安子文”誤讀成國民黨要人“宋子文”，成了罪囚，判刑十五年，先後在上述監獄裡服刑。
我驚訝地發現，不管他寫下了多少上訴材料，所有的審理者都覺得他為一個字付出十五年的生命是應該的。
當我們同他談話的時候，他居然也想通了，一口一個對不起黨對不起主席，覺得自己罪有應從他把年僅十五歲的我也叫作“政府”：“政府，我再也不會上訴了，我一定好好地改造思想。
” 從電網和大牆下走回我們住宿的大車店，我突然生部一種恐怖：一種對“安”字、“宋”字以及其它文字的莫名恐怖。
大車店以外還響着武鬥的一陣陣槍聲，到處有街壘，有彈痕，有硝煙，經常有一車車大喊大叫荷槍實彈的武鬥人員在街上呼嘯而過，把大車店裡的人們從睡夢中驚醒。
一九六八年的遼甯，“紅司”正在攻打“革司”，“毛澤東思想”派正在圍剿“毛澤東主義”派。
火車站那邊一場惡戰，竟使火車停開，使我和三個同行者在大車店裡窩了整整兩個星期。
這一切也許很難被後來人理解，比如很難被我的女兒理解。
在後來人的眼光裡，除了“紅司”、“革司”一類少有幾個詞的區别，當初武鬥的雙方在思想、理論、作派、趣味、表情、着裝、語言方面完全沒有什麼不同，他們事過境遷之後或做生意或打工，或讀學位或炒股票，更是彼此彼此。
那麼一場場紅着眼睛的相互厮殺是怎麼發生的？ 這就如同我曾經不能理解十字軍的東征。
我讀過天主教的《聖經》也讀過伊斯蘭教的《古蘭經》，除了“上帝”和“真主”一類用語的差别，兩種宗教在強化道德律令方面，在警告人們不得殺生、不得偷盜、不得淫亂、不得說謊等等面，卻是驚人的一緻，幾乎是一本書的兩個譯本。
那麼十字與新月之間為什麼會爆發了一次又一次大規模聖戰？他們用什麼魔力驅使那麼多人從東邊殺到西邊又從西邊殺到東邊，留下遍地的骨和數以萬計孤兒寡母的哭嚎？在黑雲低壓以及人們不會永遠記住的曠野，曆史隻是一場詞語之間的戰争嗎？是詞義碰撞着火花？是詞性在泥濘裡掙紮？是語法被砍斷了手臂和頭顱？是句型流出的鮮血養肥了草原上的駱駝草，凝固成落日下抹一抹的閃光？…… 世界上自從有了語言，就一次次引發了從争辯直至戰争的人際沖突，不斷造就着語言的血案。
我不以為這是語言的魔力，不，恰恰相反，一旦某些詞語進人不可冒犯的神位，就無一不在刹那間喪失了各自與事實原有的聯系，無一不在為勢不兩立的時候浮現出最大的同義性：成為戰争主導者們權勢、榮耀、财産、王國版圖的無謂包裝。
如果說語言曾經是推動過文化演進以及積累的工具，那麼正是神聖的光環使語言失重和蛻，成為了對人的傷害。
二十世紀就要過去了。
這個世紀獲得了科學和經濟的巨大成果，也留下了空前的環境危機、懷疑主義、性解放。
留下了兩次世界大戰及其它幾百次戰争的紀錄，使戰亡人數超過了前十九世紀戰亡人數的總和。
這個世紀還噴湧出無數的傳媒和語言；電視，報紙，交互網絡，每天數以萬計的圖書，每周都在出産和翻新着的哲學和流行語，正在推動着語言的瘋長和語言的爆炸，形成地球表面厚厚積重的覆蓋。
誰能擔保這些語中的一部分不會觸發新的戰争？ 語言迷狂是一種文明病，是語言最常見的險境。
指出這一點，并不妨礙我每天呼吸着語言，吸吮着語言，在語言的海洋裡畢其終生，被一個個詞語引人新的思維和感覺。
一次次對那次遼甯之行的回想，隻是使我多一點對語言的警：一旦語言僵固下來，一旦語言不再成為尋求真理的工具而被當作了真理本身，一旦言語者臉上露出自我獨尊自我獨寵的勁頭，表現出無情讨伐異類的語言迷狂，我就隻能想起一個故事。
故事發生在馬橋，一個七月十五祭祖的日子裡。
鹽午的叔叔馬文傑平反了，父親當漢奸的事也沒有什麼人再提起了。
以前沒有給他們好好地辦過喪禮，現在當然要補償。
鹽午是馬橋最有錢的人，請來了洋樂班子，國樂班子，準備
中共湖南省委機關一個叫“永向東”的群衆組織，想解脫兩個省委幹部，事先須查清這兩個幹部全部親人的政治情況。
為了避免對立派别的攻擊，他們擺出接受社會監督的姿态，邀請紅衛兵派人參加調查。
就這樣，乳臭未幹的我居然進了審幹組，居然撈到了一次公費漫遊全國的美差。
我們首先到了北京、錦州、沈陽的好幾座監獄，了解那個幹部的一位堂兄。
堂兄原是一個重要電台的播音員，五十年代中因為一次現場直播時把共産黨要人“安子文”誤讀成國民黨要人“宋子文”，成了罪囚，判刑十五年，先後在上述監獄裡服刑。
我驚訝地發現，不管他寫下了多少上訴材料，所有的審理者都覺得他為一個字付出十五年的生命是應該的。
當我們同他談話的時候，他居然也想通了，一口一個對不起黨對不起主席，覺得自己罪有應從他把年僅十五歲的我也叫作“政府”：“政府，我再也不會上訴了，我一定好好地改造思想。
” 從電網和大牆下走回我們住宿的大車店，我突然生部一種恐怖：一種對“安”字、“宋”字以及其它文字的莫名恐怖。
大車店以外還響着武鬥的一陣陣槍聲，到處有街壘，有彈痕，有硝煙，經常有一車車大喊大叫荷槍實彈的武鬥人員在街上呼嘯而過，把大車店裡的人們從睡夢中驚醒。
一九六八年的遼甯，“紅司”正在攻打“革司”，“毛澤東思想”派正在圍剿“毛澤東主義”派。
火車站那邊一場惡戰，竟使火車停開，使我和三個同行者在大車店裡窩了整整兩個星期。
這一切也許很難被後來人理解，比如很難被我的女兒理解。
在後來人的眼光裡，除了“紅司”、“革司”一類少有幾個詞的區别，當初武鬥的雙方在思想、理論、作派、趣味、表情、着裝、語言方面完全沒有什麼不同，他們事過境遷之後或做生意或打工，或讀學位或炒股票，更是彼此彼此。
那麼一場場紅着眼睛的相互厮殺是怎麼發生的？ 這就如同我曾經不能理解十字軍的東征。
我讀過天主教的《聖經》也讀過伊斯蘭教的《古蘭經》，除了“上帝”和“真主”一類用語的差别，兩種宗教在強化道德律令方面，在警告人們不得殺生、不得偷盜、不得淫亂、不得說謊等等面，卻是驚人的一緻，幾乎是一本書的兩個譯本。
那麼十字與新月之間為什麼會爆發了一次又一次大規模聖戰？他們用什麼魔力驅使那麼多人從東邊殺到西邊又從西邊殺到東邊，留下遍地的骨和數以萬計孤兒寡母的哭嚎？在黑雲低壓以及人們不會永遠記住的曠野，曆史隻是一場詞語之間的戰争嗎？是詞義碰撞着火花？是詞性在泥濘裡掙紮？是語法被砍斷了手臂和頭顱？是句型流出的鮮血養肥了草原上的駱駝草，凝固成落日下抹一抹的閃光？…… 世界上自從有了語言，就一次次引發了從争辯直至戰争的人際沖突，不斷造就着語言的血案。
我不以為這是語言的魔力，不，恰恰相反，一旦某些詞語進人不可冒犯的神位，就無一不在刹那間喪失了各自與事實原有的聯系，無一不在為勢不兩立的時候浮現出最大的同義性：成為戰争主導者們權勢、榮耀、财産、王國版圖的無謂包裝。
如果說語言曾經是推動過文化演進以及積累的工具，那麼正是神聖的光環使語言失重和蛻，成為了對人的傷害。
二十世紀就要過去了。
這個世紀獲得了科學和經濟的巨大成果，也留下了空前的環境危機、懷疑主義、性解放。
留下了兩次世界大戰及其它幾百次戰争的紀錄，使戰亡人數超過了前十九世紀戰亡人數的總和。
這個世紀還噴湧出無數的傳媒和語言；電視，報紙，交互網絡，每天數以萬計的圖書，每周都在出産和翻新着的哲學和流行語，正在推動着語言的瘋長和語言的爆炸，形成地球表面厚厚積重的覆蓋。
誰能擔保這些語中的一部分不會觸發新的戰争？ 語言迷狂是一種文明病，是語言最常見的險境。
指出這一點，并不妨礙我每天呼吸着語言，吸吮着語言，在語言的海洋裡畢其終生，被一個個詞語引人新的思維和感覺。
一次次對那次遼甯之行的回想，隻是使我多一點對語言的警：一旦語言僵固下來，一旦語言不再成為尋求真理的工具而被當作了真理本身，一旦言語者臉上露出自我獨尊自我獨寵的勁頭，表現出無情讨伐異類的語言迷狂，我就隻能想起一個故事。
故事發生在馬橋，一個七月十五祭祖的日子裡。
鹽午的叔叔馬文傑平反了，父親當漢奸的事也沒有什麼人再提起了。
以前沒有給他們好好地辦過喪禮，現在當然要補償。
鹽午是馬橋最有錢的人，請來了洋樂班子，國樂班子，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