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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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筆寫這本書之前，我野心勃勃地企圖給馬橋的每一件東西立傳。
我寫了十多年的小說，但越來越不愛讀小說，不愛編寫小說——當然是指那種情節性很強的傳統小說。
那種小說裡，主導性人物，主導性情節，主導性情緒，一手遮天地獨霸了作者和讀者的視野，讓人們無法旁顧。
即便有一些偶作的閑筆，也隻不過是對主線的零星點綴，是專制下的一點點君恩。
必須承認，這種小說充當了接近真實的一個視角，沒有什麼不可以。
但隻要稍微想一想，在更多的時候，實際生活不是這樣，不符合這種主線因果導控的模式。
一個人常常處在兩個、三個、四個乃至更多更多的因果線索交叉之中）每一線因果之外還有大量其他的物事和物相呈現，成為了我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這樣萬端紛壇的因果網絡裡，小說的主線霸權（人物的、情節的、情緒的）有什麼合法性呢？不能進入傳統小說的東西，通常是“沒有意義”的東西。
但是，在神權獨大的時候，科學是沒有意義的；在人類獨大的時候，自然是沒有意義的；在政治獨大的時候，愛情是沒有意義的；在金錢獨大的時候，唯美也是沒有意義的。
我懷疑世上的萬物其實在意義上具有完全同格的地位，之所以有時候一部分事物顯得“沒有意義”，隻不過是被作者的意義觀所篩棄，也被讀者的意義觀所抵制，不能進入人們趣味的興奮區。
顯然，意義觀不是與生俱來一成不變的本能，恰恰相反，它們隻是一時的時尚、習慣以及文化傾向——常常體現為小說本身對我們的定型塑造。
也就是說，隐藏在小說傳統中的意識形态，正在通過我們才不斷完成着它的自我複制。
我的記憶和想象，不是專門為傳統準備的。
于是，我經常希望從主線因果中跳出來，旁顧一些似乎毫無意義的事物，比方說關注一塊石頭，強調一顆星星，研究一個乏善可陳的雨大，端詳一個微不足道而且我似乎從不認識也永遠不會認識的背影。
起碼，我應該寫一棵樹。
在我的想象裡，馬橋不應該沒有一棵大樹，我必須讓一棵樹，不，兩棵樹吧——讓兩棵大楓樹在我的稿紙上生長，并立在馬橋下村羅怕家的後坡上。
我想象這兩棵樹大的高過七八丈，小的也有五六丈，凡是到馬橋來的人，都遠遠看見它們的樹冠，被它們的樹尖撐開了視野。
我覺得這樣很好：為兩棵樹立傳。
沒有大樹的村寨就像一一個家沒有家長，或者一個腦袋沒有眼睛，讓人怎麼也看不順眼，總覺得少了一種中心。
馬橋的中心就是兩棵楓樹。
沒有哪個娃息不曾呼吸過它們的樹蔭，吸吮過它們的蟬嗚，被它們古怪的樹瘤激發出離奇恐怖的各種想象。
它們是不需要特别照看的，人們有好事的時候盡可以離它們而去，盡可以把它們忘得一幹二淨。
但它們随時願意接納和陪伴孤獨的人，用沙沙沙的樹葉聲輕洗孤獨人的苦悶，用樹葉篩下的一地碎銀，圈圈點點，溶溶疊疊，時斂時潑，瀉出空明的夢境。
種下這兩棵樹的人已不可考，老班子都語焉不詳。
稱之為楓鬼，據說是很多年前一場山火，坡上的樹都燒死了，唯這兩棵樹安然無恙，連枝葉都不損分毫，讓人越看越有目光虛虛的敬畏。
關于它們的傳說從此就多起來了。
有人說，那些樹瘤多是人形，一遇狂風大雨，便暗長數尺，見人來了才收縮如舊。
馬鳴說得更神，說有一次他不經意睡在樹下，把鬥笠挂在小楓鬼的一枝斷杠上，半夜被雷聲驚醒，借着電光一看，鬥笠已經挂在樹頭上，咄咄怪事。
馬鳴吹噓他年少時習過丹青。
他說他畫過這兩棵樹，但是畫過之後，右臂劇痛三日紅腫發燒，再也不敢造次。
畫都畫不得，自然更不敢砍伐。
兩棵樹于是越長越高，成了遠近幾十裡内注目之物。
曾經有人鋸取樹枝，挂一塊紅布插于門上辟邪，或者取樹木雕成木魚，用來祈神法災，據說都十分靈驗。
我曾經參加過一次水利建設設計，到公社裡描制規劃圖。
中學範老師也派來參與此事。
我們一起到縣水利局，複制這個公社的地圖。
在那個積塵嗆鼻的資料室裡，我才知道1949年以後政府還沒有測繪過任何完整的地圖，一切設計還是根據日本軍隊侵華時留下的軍用圖，一種諸葛亮用過似的黑白線圖，１：５０００的大比例，一個公社就可占上一大張。
此圖不以海平面為标高基點，而是以長沙市小吳門城牆的基石為參照，據說是日軍人侵前，買通漢好偷偷繪制的，不能不讓人驚歎他們當年的準備周密和高效。
就在這張圖上，我看見了馬橋的兩棵楓樹也赫然人目。
被日本人用紅筆特意圈上。
範老師有經驗他說，這是日本人的導航标志。
我于是想起，馬橋人确實見過日本飛機。
本義說，第
我寫了十多年的小說，但越來越不愛讀小說，不愛編寫小說——當然是指那種情節性很強的傳統小說。
那種小說裡，主導性人物，主導性情節，主導性情緒，一手遮天地獨霸了作者和讀者的視野，讓人們無法旁顧。
即便有一些偶作的閑筆，也隻不過是對主線的零星點綴，是專制下的一點點君恩。
必須承認，這種小說充當了接近真實的一個視角，沒有什麼不可以。
但隻要稍微想一想，在更多的時候，實際生活不是這樣，不符合這種主線因果導控的模式。
一個人常常處在兩個、三個、四個乃至更多更多的因果線索交叉之中）每一線因果之外還有大量其他的物事和物相呈現，成為了我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這樣萬端紛壇的因果網絡裡，小說的主線霸權（人物的、情節的、情緒的）有什麼合法性呢？不能進入傳統小說的東西，通常是“沒有意義”的東西。
但是，在神權獨大的時候，科學是沒有意義的；在人類獨大的時候，自然是沒有意義的；在政治獨大的時候，愛情是沒有意義的；在金錢獨大的時候，唯美也是沒有意義的。
我懷疑世上的萬物其實在意義上具有完全同格的地位，之所以有時候一部分事物顯得“沒有意義”，隻不過是被作者的意義觀所篩棄，也被讀者的意義觀所抵制，不能進入人們趣味的興奮區。
顯然，意義觀不是與生俱來一成不變的本能，恰恰相反，它們隻是一時的時尚、習慣以及文化傾向——常常體現為小說本身對我們的定型塑造。
也就是說，隐藏在小說傳統中的意識形态，正在通過我們才不斷完成着它的自我複制。
我的記憶和想象，不是專門為傳統準備的。
于是，我經常希望從主線因果中跳出來，旁顧一些似乎毫無意義的事物，比方說關注一塊石頭，強調一顆星星，研究一個乏善可陳的雨大，端詳一個微不足道而且我似乎從不認識也永遠不會認識的背影。
起碼，我應該寫一棵樹。
在我的想象裡，馬橋不應該沒有一棵大樹，我必須讓一棵樹，不，兩棵樹吧——讓兩棵大楓樹在我的稿紙上生長，并立在馬橋下村羅怕家的後坡上。
我想象這兩棵樹大的高過七八丈，小的也有五六丈，凡是到馬橋來的人，都遠遠看見它們的樹冠，被它們的樹尖撐開了視野。
我覺得這樣很好：為兩棵樹立傳。
沒有大樹的村寨就像一一個家沒有家長，或者一個腦袋沒有眼睛，讓人怎麼也看不順眼，總覺得少了一種中心。
馬橋的中心就是兩棵楓樹。
沒有哪個娃息不曾呼吸過它們的樹蔭，吸吮過它們的蟬嗚，被它們古怪的樹瘤激發出離奇恐怖的各種想象。
它們是不需要特别照看的，人們有好事的時候盡可以離它們而去，盡可以把它們忘得一幹二淨。
但它們随時願意接納和陪伴孤獨的人，用沙沙沙的樹葉聲輕洗孤獨人的苦悶，用樹葉篩下的一地碎銀，圈圈點點，溶溶疊疊，時斂時潑，瀉出空明的夢境。
種下這兩棵樹的人已不可考，老班子都語焉不詳。
稱之為楓鬼，據說是很多年前一場山火，坡上的樹都燒死了，唯這兩棵樹安然無恙，連枝葉都不損分毫，讓人越看越有目光虛虛的敬畏。
關于它們的傳說從此就多起來了。
有人說，那些樹瘤多是人形，一遇狂風大雨，便暗長數尺，見人來了才收縮如舊。
馬鳴說得更神，說有一次他不經意睡在樹下，把鬥笠挂在小楓鬼的一枝斷杠上，半夜被雷聲驚醒，借着電光一看，鬥笠已經挂在樹頭上，咄咄怪事。
馬鳴吹噓他年少時習過丹青。
他說他畫過這兩棵樹，但是畫過之後，右臂劇痛三日紅腫發燒，再也不敢造次。
畫都畫不得，自然更不敢砍伐。
兩棵樹于是越長越高，成了遠近幾十裡内注目之物。
曾經有人鋸取樹枝，挂一塊紅布插于門上辟邪，或者取樹木雕成木魚，用來祈神法災，據說都十分靈驗。
我曾經參加過一次水利建設設計，到公社裡描制規劃圖。
中學範老師也派來參與此事。
我們一起到縣水利局，複制這個公社的地圖。
在那個積塵嗆鼻的資料室裡，我才知道1949年以後政府還沒有測繪過任何完整的地圖，一切設計還是根據日本軍隊侵華時留下的軍用圖，一種諸葛亮用過似的黑白線圖，１：５０００的大比例，一個公社就可占上一大張。
此圖不以海平面為标高基點，而是以長沙市小吳門城牆的基石為參照，據說是日軍人侵前，買通漢好偷偷繪制的，不能不讓人驚歎他們當年的準備周密和高效。
就在這張圖上，我看見了馬橋的兩棵楓樹也赫然人目。
被日本人用紅筆特意圈上。
範老師有經驗他說，這是日本人的導航标志。
我于是想起，馬橋人确實見過日本飛機。
本義說，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