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煞（以及翻腳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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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的嘴煞将永遠在那裡，而且可能越長越大越長越硬再也不會平複消失。
語言的力量，已經深深介人了我們的生命。
語言是人的優勢，人可以憐惜動物沒有語言，因此沒有知識，不能組成社會，不能取得文化積累和科學進步的強大威力。
但問題還有另一方面，動物永遠也不會因為叫錯了一個聲音，就長時間像複查一樣失魂落魄，直至最後幾乎失去生存能力。
在這一點上。
語言也使人變得比狗還要脆弱。
“煞”是人們約定的某種成規，是寄托敬畏之情的形式。
憑藉語言從動物界分離出來的人們，情感需要找到某種形式給予表達，加以營構和凝固，成為公共心理的依托。
馬橋人設立語言的禁忌，就如更大世界裡的人們結婚需要戒指，國家需要國旗，宗教需要偶象，人道主義需要優雅的歌曲和熱情的演講。
這些被人們襲用與習用之後，它們本身就成為神聖不可冒犯的東西、任何冒犯在襲用者和習用者那裡，不再被認為僅僅是惡待了一塊金屬（戒指），一塊布料（國旗），一塊石頭（偶象），以及一些聲波（歌曲和演講），而是侵淩了他們的情感，準确地說，是他們的确定的某種情感形式。
一個徹底的科學主義者，隻追究邏輯和實用，不但應該認為馬橋人的嘴煞之說是可笑的，也應該視某些金屬、布料、石頭以及聲波的神聖化是可笑的——這些奇怪的心理建築，在物用邏輯下沒有必然如此的任何理由。
但事情隻能是這樣了。
一個人已經不是一條狗，不可能把物質僅僅當作物質。
即使是一個科學主義者，他也經常對某些物質賦予虛幻的精神靈光，比方說從一大堆金屬物品中分離出一塊金屬（情人的、母親的或祖母的指人另眼相看，寄予特别的情感。
在這個時候，他有點荒誕了，不那麼科學了——但開始真正像一個常人了。
一個戒指不僅僅被看作金屬的時候，科學主義就為信仰主義留下了地盤，為一切沒有道理的道理留下了地盤。
生活的荒誕性和神聖性，就奇異地融合在一起。
孔子的“君子遠疱廚”當然是一種情感形式。
他不忍看廚房裡血淋淋的宰殺場景，但這并不妨礙他大口吃肉，特别熱愛瘦肉幹、佛教徒的戒殺生甚至戒葷腥，也是一種情感形式。
他們不知道植物同樣是生命，在現代生物學的揭示下，一棵樹除了不能發出求救的呼叫，同樣有痛感，有神經性反應，甚至可有靈活的身體動作。
但我們能嘲笑他們的情感形式？或者說，我們能在什麼意義上在什麼程度上來嘲笑他們的某種荒誕和虛僞，如果事情不是這樣，如果我們鼓勵每一個人乃至每一個孩子大舉屠宰小雞、小狗、小貓、小天鵝以及一切可吃的活物，如果我們看到一個孩子在進行這種血淋淋的狂歡，沒有任何心靈的悸動不安，荒誕和虛僞誠然沒有了，但生活是否同時也少了什麼？ 我們能怎樣做呢？是讓孩子不吃肉甚至不吃任何東西，還是嘲笑和消滅他們對任何美麗生物的同情？——這種來自孔子、來自佛教徒以及來自其它文化前輩的同情？ 正是想到了這一點，我才理解了複查、他沒有來得及退煞，沒有來得及為挽救羅伯割下一隻雞頭并且用雞血洗門檻，于是陷入了永不可解脫的罪惡感。
他是毫無道理的。
也是完全有道理的。
語言的力量，已經深深介人了我們的生命。
語言是人的優勢，人可以憐惜動物沒有語言，因此沒有知識，不能組成社會，不能取得文化積累和科學進步的強大威力。
但問題還有另一方面，動物永遠也不會因為叫錯了一個聲音，就長時間像複查一樣失魂落魄，直至最後幾乎失去生存能力。
在這一點上。
語言也使人變得比狗還要脆弱。
“煞”是人們約定的某種成規，是寄托敬畏之情的形式。
憑藉語言從動物界分離出來的人們，情感需要找到某種形式給予表達，加以營構和凝固，成為公共心理的依托。
馬橋人設立語言的禁忌，就如更大世界裡的人們結婚需要戒指，國家需要國旗，宗教需要偶象，人道主義需要優雅的歌曲和熱情的演講。
這些被人們襲用與習用之後，它們本身就成為神聖不可冒犯的東西、任何冒犯在襲用者和習用者那裡，不再被認為僅僅是惡待了一塊金屬（戒指），一塊布料（國旗），一塊石頭（偶象），以及一些聲波（歌曲和演講），而是侵淩了他們的情感，準确地說，是他們的确定的某種情感形式。
一個徹底的科學主義者，隻追究邏輯和實用，不但應該認為馬橋人的嘴煞之說是可笑的，也應該視某些金屬、布料、石頭以及聲波的神聖化是可笑的——這些奇怪的心理建築，在物用邏輯下沒有必然如此的任何理由。
但事情隻能是這樣了。
一個人已經不是一條狗，不可能把物質僅僅當作物質。
即使是一個科學主義者，他也經常對某些物質賦予虛幻的精神靈光，比方說從一大堆金屬物品中分離出一塊金屬（情人的、母親的或祖母的指人另眼相看，寄予特别的情感。
在這個時候，他有點荒誕了，不那麼科學了——但開始真正像一個常人了。
一個戒指不僅僅被看作金屬的時候，科學主義就為信仰主義留下了地盤，為一切沒有道理的道理留下了地盤。
生活的荒誕性和神聖性，就奇異地融合在一起。
孔子的“君子遠疱廚”當然是一種情感形式。
他不忍看廚房裡血淋淋的宰殺場景，但這并不妨礙他大口吃肉，特别熱愛瘦肉幹、佛教徒的戒殺生甚至戒葷腥，也是一種情感形式。
他們不知道植物同樣是生命，在現代生物學的揭示下，一棵樹除了不能發出求救的呼叫，同樣有痛感，有神經性反應，甚至可有靈活的身體動作。
但我們能嘲笑他們的情感形式？或者說，我們能在什麼意義上在什麼程度上來嘲笑他們的某種荒誕和虛僞，如果事情不是這樣，如果我們鼓勵每一個人乃至每一個孩子大舉屠宰小雞、小狗、小貓、小天鵝以及一切可吃的活物，如果我們看到一個孩子在進行這種血淋淋的狂歡，沒有任何心靈的悸動不安，荒誕和虛僞誠然沒有了，但生活是否同時也少了什麼？ 我們能怎樣做呢？是讓孩子不吃肉甚至不吃任何東西，還是嘲笑和消滅他們對任何美麗生物的同情？——這種來自孔子、來自佛教徒以及來自其它文化前輩的同情？ 正是想到了這一點，我才理解了複查、他沒有來得及退煞，沒有來得及為挽救羅伯割下一隻雞頭并且用雞血洗門檻，于是陷入了永不可解脫的罪惡感。
他是毫無道理的。
也是完全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