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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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怎麼也調和不到一起。
“我挺喜歡有文化的人。
這裡的人，都野得很。
”她好像還歎了口氣，“……他們愛糊弄人，欺負人……” 我像狐狸一樣小心别鑽入什麼圈套，默不作聲。
“唏、唏，多事、多事……”“多事先生”卻在一旁叫起來。
傍晚，我們聽見遠處尖厲的哨音，大隊收工了。
在蒼茫的暮色中，幾個女戰士領着各自所帶的人馬，會合在連隊前面一棵歪歪扭扭的沙棗樹下。
這時，安在語錄塔上的高音喇叭，正在播送團場“毛澤東思想廣播站”的“抓革命，促抗災”專題節目： “……在這場抗災鬥争中，表現最突出的有：武裝連女戰士喬安萍同志。
當一名幹部家屬不幸被洪水卷走的時候，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共青團員——喬安萍同志，念着‘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争取勝利’的偉大教導，奮不顧身地沖到洪水前面，面不改色心不跳，以壓倒一切的英雄氣概救出了階級姐妹的生命。
對喬安萍同志創造的英雄業績，團場革籌小組決定給予記二等功一次……” 幾個女戰士圍着她雀躍歡呼，可她卻用一種羞愧得痛苦的眼光偷偷地瞄我，像暮色中閃爍的星星。
第二天，天氣仍然晴朗。
天上的雨水好像全傾瀉盡了，太陽毫無遮攔地炙烤着大地。
水已在昨夜全部退去，除了窪處還有積水，大地已顯出了它本來的地貌。
那是一幅凄慘的景象。
據我看，收成不但大部分無望，就是軍墾戰士——農工們的生活也馬上要面臨困難。
可是，廣播站的高音喇叭，還不斷傳來師部、團部的動員。
在一派豪言壯語後面，無非向農工說的是，不要指望國家的支援，要“甯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寨田”，并且竟像開玩笑一樣，把這場自然災害說成是“好事”。
農工們在出工前列隊聽完這樣冷冰冰的鼓勵，其垂頭喪氣的程度，不亞于我們這些囚犯。
看着他們穿着褴褛的、滿是泥污的綠軍服，對着高聳在一片破破爛爛的土房之上的水泥澆鑄的語錄塔，用低沉的、參差不齊的聲音誦着語錄：“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
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幹，閑時半幹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
此事一定要抓緊……”請示完畢，再舉起主席像和語錄牌，無精打采地向大田蹀躞而行的時候，我也不由得黯然神傷了。
來這裡一個多月，我充分體會到農工們生活和勞動的艱苦。
他們吃着粗糧，住着陋屋，看不到一點生活改善的希望。
持久的物質匮乏和精神貧困，使他們逐漸喪失良知，喪失同情心，就把自己的激憤，盲目地發洩到莫名其妙的“革命行動”中去。
所以我有時平心而論，倒也覺得他們對待所謂階級敵人的暴行事出有因。
這一天，全部“犯人”在一起修複一條農渠，她沒有機會和我單獨說話。
傍晚收工往回走，因為“多事先生”一向動作遲緩，出收工都拖在後面，而她又必須在最後押陣，所以他們兩人脫離了這支小小的勞改隊伍。
走到半途，她指名叫我等一等，替“多事先生”扛鍬。
我隻得退出隊列，站在泥濘中等他們。
“我不是叫你替瘋子扛鐵鍬，”她押着“多事先生”趕上來，向我羞怯地瞟了一眼，“我有話跟你說。
” 我疑問地望着她。
“我不是……不是我報的，”她語無倫次地說，“是連裡報的……那應該是你的功，是你把連長家屬救起來的，你應該……” “噢，原來是這件事。
這有什麼？領導上把功歸于你，我想總有一定的道理。
”我說，“你放心，我不會跟你争這個功，我争來功有什麼用？” “你立了功，就能早點出去呀！”她忽然變換成關懷的目光和關懷的語氣，不顧腳下的泥濘，一溜一滑地跟上我的步子，“不是說立功贖罪嗎？這個功給你記上，你的罪就贖了一大截子了。
你就能早點出來，跟我們一起……” 不知怎麼，我覺得這種因為宋征的死已經在我心中破滅了的希望，從她那張輪廓美麗的嘴裡說出來，特别不相稱，也特别刺耳。
我産生了一種自輕自賤、而實際上是被别人的歧視激起的反感，産生了一種想破壞點什麼的惡劣情緒。
“你知道我們兩個之間的關系嗎？”我眉頭一揚，故作玄虛地問她。
“嗯？”她天真地笑了，歪着頭看我，“你說呢？” “你知道公安人員破案時領的狗嗎？” 她疑惑地點點頭。
“我們兩個就是公安人員跟那條狗的關系。
盡管壞人是狗抓到的、案子是狗破的，可是功勞要給公安人員記上。
這是天經地義、合情合理的事。
怎麼能給狗記二等功呢？我再跟你說一遍：我們兩個，你就是那公安人員，我就是那條狗！” 看到她顫抖起來，看到她氣得胸脯急促地起伏，看到她用雪白的牙齒咬着下唇……我高興了！我到底發洩了點什麼。
我真想大吼一聲：我要破壞掉一切美好的感情！
“我挺喜歡有文化的人。
這裡的人，都野得很。
”她好像還歎了口氣，“……他們愛糊弄人，欺負人……” 我像狐狸一樣小心别鑽入什麼圈套，默不作聲。
“唏、唏，多事、多事……”“多事先生”卻在一旁叫起來。
傍晚，我們聽見遠處尖厲的哨音，大隊收工了。
在蒼茫的暮色中，幾個女戰士領着各自所帶的人馬，會合在連隊前面一棵歪歪扭扭的沙棗樹下。
這時，安在語錄塔上的高音喇叭，正在播送團場“毛澤東思想廣播站”的“抓革命，促抗災”專題節目： “……在這場抗災鬥争中，表現最突出的有：武裝連女戰士喬安萍同志。
當一名幹部家屬不幸被洪水卷走的時候，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共青團員——喬安萍同志，念着‘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争取勝利’的偉大教導，奮不顧身地沖到洪水前面，面不改色心不跳，以壓倒一切的英雄氣概救出了階級姐妹的生命。
對喬安萍同志創造的英雄業績，團場革籌小組決定給予記二等功一次……” 幾個女戰士圍着她雀躍歡呼，可她卻用一種羞愧得痛苦的眼光偷偷地瞄我，像暮色中閃爍的星星。
第二天，天氣仍然晴朗。
天上的雨水好像全傾瀉盡了，太陽毫無遮攔地炙烤着大地。
水已在昨夜全部退去，除了窪處還有積水，大地已顯出了它本來的地貌。
那是一幅凄慘的景象。
據我看，收成不但大部分無望，就是軍墾戰士——農工們的生活也馬上要面臨困難。
可是，廣播站的高音喇叭，還不斷傳來師部、團部的動員。
在一派豪言壯語後面，無非向農工說的是，不要指望國家的支援，要“甯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寨田”，并且竟像開玩笑一樣，把這場自然災害說成是“好事”。
農工們在出工前列隊聽完這樣冷冰冰的鼓勵，其垂頭喪氣的程度，不亞于我們這些囚犯。
看着他們穿着褴褛的、滿是泥污的綠軍服，對着高聳在一片破破爛爛的土房之上的水泥澆鑄的語錄塔，用低沉的、參差不齊的聲音誦着語錄：“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
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幹，閑時半幹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
此事一定要抓緊……”請示完畢，再舉起主席像和語錄牌，無精打采地向大田蹀躞而行的時候，我也不由得黯然神傷了。
來這裡一個多月，我充分體會到農工們生活和勞動的艱苦。
他們吃着粗糧，住着陋屋，看不到一點生活改善的希望。
持久的物質匮乏和精神貧困，使他們逐漸喪失良知，喪失同情心，就把自己的激憤，盲目地發洩到莫名其妙的“革命行動”中去。
所以我有時平心而論，倒也覺得他們對待所謂階級敵人的暴行事出有因。
這一天，全部“犯人”在一起修複一條農渠，她沒有機會和我單獨說話。
傍晚收工往回走，因為“多事先生”一向動作遲緩，出收工都拖在後面，而她又必須在最後押陣，所以他們兩人脫離了這支小小的勞改隊伍。
走到半途，她指名叫我等一等，替“多事先生”扛鍬。
我隻得退出隊列，站在泥濘中等他們。
“我不是叫你替瘋子扛鐵鍬，”她押着“多事先生”趕上來，向我羞怯地瞟了一眼，“我有話跟你說。
” 我疑問地望着她。
“我不是……不是我報的，”她語無倫次地說，“是連裡報的……那應該是你的功，是你把連長家屬救起來的，你應該……” “噢，原來是這件事。
這有什麼？領導上把功歸于你，我想總有一定的道理。
”我說，“你放心，我不會跟你争這個功，我争來功有什麼用？” “你立了功，就能早點出去呀！”她忽然變換成關懷的目光和關懷的語氣，不顧腳下的泥濘，一溜一滑地跟上我的步子，“不是說立功贖罪嗎？這個功給你記上，你的罪就贖了一大截子了。
你就能早點出來，跟我們一起……” 不知怎麼，我覺得這種因為宋征的死已經在我心中破滅了的希望，從她那張輪廓美麗的嘴裡說出來，特别不相稱，也特别刺耳。
我産生了一種自輕自賤、而實際上是被别人的歧視激起的反感，産生了一種想破壞點什麼的惡劣情緒。
“你知道我們兩個之間的關系嗎？”我眉頭一揚，故作玄虛地問她。
“嗯？”她天真地笑了，歪着頭看我，“你說呢？” “你知道公安人員破案時領的狗嗎？” 她疑惑地點點頭。
“我們兩個就是公安人員跟那條狗的關系。
盡管壞人是狗抓到的、案子是狗破的，可是功勞要給公安人員記上。
這是天經地義、合情合理的事。
怎麼能給狗記二等功呢？我再跟你說一遍：我們兩個，你就是那公安人員，我就是那條狗！” 看到她顫抖起來，看到她氣得胸脯急促地起伏，看到她用雪白的牙齒咬着下唇……我高興了！我到底發洩了點什麼。
我真想大吼一聲：我要破壞掉一切美好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