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從《台北人》的缺失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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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法，卻有一個先決的條件，那就是把文學作品當做純粹藝術品來處理。
如此，我們便可從美學的觀點，評價這一藝術品的形式是否完整。
細細分析作者的文字技巧，看看它們是否把作者要表達的意思和要呈現的世界，美妙地，生動地，适切地，合理地，表達呈現出來。
作品的藝術形式完整，就是成功的作品，不甚完整，就是不甚成功的作品，支離破碎，就是完全失敗的作品。
當然，許多人是不願接受這種“唯美派”文學觀的。
可是我想。
除了以文學為純粹盲傳工具的人不論外，絕大多數的人，即使不認為文學作品是不受制于世俗道德成規的純藝術品，也都會承認文學作品裡含有相當多的藝術成份。
所以，我提供的批評方法，雖或不能說就是文學批評法，至少可以說是評價文學作品的方法中，最有固定可靠的标準，最不受“人”“地”“時”因素影響的一種。
許多人，很可能是文學讀者中的多數人，認為文學作品确實是藝術品，可是除了基本的藝術性外，還應該有實際的教育作用，和至少間接的改革社會的作用。
這似乎是正當不過的主張。
可是，從這樣的觀點從事文學批評，還是會有意想不到的困難發生。
下面我要讨論的，就是當我們把某一固定的道德價值觀，亦即現世多數人認為“正确”的道德價值觀，引介人文學批評領域時，除了沒有标準的困難外，我們還必須面對的一大難題。
那就是，藝術性和社會教育性，很有可能互不相容。
一個文學作家，可以（或應該可以）從任何一個角度來觀察與呈現人生。
而他所取的觀點，除非恰巧符合有利于當代社會福利或社會改革的觀點，他根本沒有辦法兼顧作品藝術性和社會教育性。
在這種情形下，作家如果為了迎合大衆的期許，硬把社會教育意義灌注入作品内，結果往往是嚴重破壞作品藝術形式的完整。
就以《台北人》為例。
上文中，我站在現代一般人的立場，對《台北人》世界的道德價值觀，提出了五點責評。
讓我們假設，這些就是《台北人》的缺失，而白先勇決心改正這些缺失，使這部作品臻于完美。
他想，《梁父吟》裡的樸公，太迷信，太不面對現實，是今日社會的一個壞榜樣，便決定叫他走出“象牙塔”。
于是，一日，樸公猛然大悟，撕掉身上的黑緞長袍，熄滅古銅香爐裡的龍涎香火，打開自家大門，把曆代祖先遺傳下來的書畫古物一齊拍賣掉，換得一疊鈔票，全部分給鄉下的窮人。
他覺得忽然獲得了新生。
像這樣的故事題材，如果處理得好，表現得法，也有可能寫成一篇好小說，雖然必須從頭至尾徹底重寫，也絕不能留用《梁父吟》之篇名。
然而這個“覺悟”了的樸公故事，當我們把《台北人》做為一個整體來了解欣賞時，卻成了嚴重的問題。
它整個破壞了這一小說世界的邏輯系統或一緻性。
而作者是存心把《台北人》當做一個整體形式來創作的。
早在小說首頁，作者就引錄劉禹錫的《烏衣巷》一詩，把《台北人》諸篇之共同主題明白點示出來。
單憑這一點示，我們就已可知作者企圖把此書題材局限規範于“舊的結束”，不涉及“新的開始”。
而“覺悟”的樸公故事，明顯的是“新的開始”。
這樣一篇樂觀前進的小說，夾在《台北人》裡面，固然很可能鼓舞民心，産生現世多數人認為正當的社會教育作用（也可免被指責“以偏概全”），卻大大損壞《台北人》一貫的主題意識和語言氣氛，形成藝術形式上一個嚴重不堪的“缺失”。
也許有人會說：那麼，把每一篇都改寫，改得樂觀前進，主題氣氛不說統一啦？藝術形式不就完整啦？當然是如此——如果每篇都改得成功的話，可是，那便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本書，和《台北人》風馬牛不相及也。
所以，我提出的那五大“責評”，若要說是《台北人》的“缺失”，這樣的“缺失”是根本沒有辦法“改正”的。
要“改正”，就必須犧牲藝術形式的完整。
很多人說《台北人》太悲觀，太消極，隻呈現人生凄涼衰亡的一面，未呈現人生快樂健康的一面。
豈非以偏概全？人生哪裡真是這樣的？ 這些話都對，我也同意，可是這和文學藝術作品的成敗，就又扯不上任何關系。
比如每日都有黎明和黃昏。
一篇小說的背景若是黎明，我們并不要求作者必須同時也寫黃昏景色，或另寫一篇小說，以黃昏為背景。
同樣，生和死都是人類必然的現象。
一個作家如果選擇描述死亡的悲哀，我們又憑什麼理由，要求他一定也描述誕生的喜悅？
如此，我們便可從美學的觀點，評價這一藝術品的形式是否完整。
細細分析作者的文字技巧，看看它們是否把作者要表達的意思和要呈現的世界，美妙地，生動地，适切地，合理地，表達呈現出來。
作品的藝術形式完整，就是成功的作品，不甚完整，就是不甚成功的作品，支離破碎，就是完全失敗的作品。
當然，許多人是不願接受這種“唯美派”文學觀的。
可是我想。
除了以文學為純粹盲傳工具的人不論外，絕大多數的人，即使不認為文學作品是不受制于世俗道德成規的純藝術品，也都會承認文學作品裡含有相當多的藝術成份。
所以，我提供的批評方法，雖或不能說就是文學批評法，至少可以說是評價文學作品的方法中，最有固定可靠的标準，最不受“人”“地”“時”因素影響的一種。
許多人，很可能是文學讀者中的多數人，認為文學作品确實是藝術品，可是除了基本的藝術性外，還應該有實際的教育作用，和至少間接的改革社會的作用。
這似乎是正當不過的主張。
可是，從這樣的觀點從事文學批評，還是會有意想不到的困難發生。
下面我要讨論的，就是當我們把某一固定的道德價值觀，亦即現世多數人認為“正确”的道德價值觀，引介人文學批評領域時，除了沒有标準的困難外，我們還必須面對的一大難題。
那就是，藝術性和社會教育性，很有可能互不相容。
一個文學作家，可以（或應該可以）從任何一個角度來觀察與呈現人生。
而他所取的觀點，除非恰巧符合有利于當代社會福利或社會改革的觀點，他根本沒有辦法兼顧作品藝術性和社會教育性。
在這種情形下，作家如果為了迎合大衆的期許，硬把社會教育意義灌注入作品内，結果往往是嚴重破壞作品藝術形式的完整。
就以《台北人》為例。
上文中，我站在現代一般人的立場，對《台北人》世界的道德價值觀，提出了五點責評。
讓我們假設，這些就是《台北人》的缺失，而白先勇決心改正這些缺失，使這部作品臻于完美。
他想，《梁父吟》裡的樸公，太迷信，太不面對現實，是今日社會的一個壞榜樣，便決定叫他走出“象牙塔”。
于是，一日，樸公猛然大悟，撕掉身上的黑緞長袍，熄滅古銅香爐裡的龍涎香火，打開自家大門，把曆代祖先遺傳下來的書畫古物一齊拍賣掉，換得一疊鈔票，全部分給鄉下的窮人。
他覺得忽然獲得了新生。
像這樣的故事題材，如果處理得好，表現得法，也有可能寫成一篇好小說，雖然必須從頭至尾徹底重寫，也絕不能留用《梁父吟》之篇名。
然而這個“覺悟”了的樸公故事，當我們把《台北人》做為一個整體來了解欣賞時，卻成了嚴重的問題。
它整個破壞了這一小說世界的邏輯系統或一緻性。
而作者是存心把《台北人》當做一個整體形式來創作的。
早在小說首頁，作者就引錄劉禹錫的《烏衣巷》一詩，把《台北人》諸篇之共同主題明白點示出來。
單憑這一點示，我們就已可知作者企圖把此書題材局限規範于“舊的結束”，不涉及“新的開始”。
而“覺悟”的樸公故事，明顯的是“新的開始”。
這樣一篇樂觀前進的小說，夾在《台北人》裡面，固然很可能鼓舞民心，産生現世多數人認為正當的社會教育作用（也可免被指責“以偏概全”），卻大大損壞《台北人》一貫的主題意識和語言氣氛，形成藝術形式上一個嚴重不堪的“缺失”。
也許有人會說：那麼，把每一篇都改寫，改得樂觀前進，主題氣氛不說統一啦？藝術形式不就完整啦？當然是如此——如果每篇都改得成功的話，可是，那便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本書，和《台北人》風馬牛不相及也。
所以，我提出的那五大“責評”，若要說是《台北人》的“缺失”，這樣的“缺失”是根本沒有辦法“改正”的。
要“改正”，就必須犧牲藝術形式的完整。
很多人說《台北人》太悲觀，太消極，隻呈現人生凄涼衰亡的一面，未呈現人生快樂健康的一面。
豈非以偏概全？人生哪裡真是這樣的？ 這些話都對，我也同意，可是這和文學藝術作品的成敗，就又扯不上任何關系。
比如每日都有黎明和黃昏。
一篇小說的背景若是黎明，我們并不要求作者必須同時也寫黃昏景色，或另寫一篇小說，以黃昏為背景。
同樣，生和死都是人類必然的現象。
一個作家如果選擇描述死亡的悲哀，我們又憑什麼理由，要求他一定也描述誕生的喜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