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橋榮記》的寫實架構與主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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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以他那超乎尋常的耐心，堅貞自守，滿懷希望，不出半句怨言，也從不自憐自艾。
比如他唱《回窯》後，老闆娘還會“籲了一口氣”，感歎道：“人家王三姐等了十八年，倒底把薛平貴等着了——”可是盧先生，卻連一聲歎息都不發，隻“笑了一笑，沒有作聲”。
表哥從香港傳給他的“好消息”，把他久積的希望，提升到最高xdx潮。
他兩手“緊緊的捏住那封信不肯放，好像在揪住他的命根子似的”。
值得注意的是，這封他以為是羅家姑娘寫的信，其實是他表哥僞造的。
作者如此暗示，盧先生像揪住命根子似的緊捏之理想，其實是一個沒有實質，不能實現的幻想。
當他終于領悟受騙，這一現實之重棒，把他的理想擊成粉碎。
他喪失攢了十五年的積蓄，就是暗示他喪失積蓄了十五年的期待。
而他這份喪失，不是由于他自己的任何過錯或罪咎，卻是由于全然超出自我控制能力外的“被騙”。
所以他受表哥欺騙，即意味受命運欺弄。
以象征含義來解釋，表哥就是詭谲不可測的命運之“神”或“魔”。
難怪盧先生哭喊道：“他不是人！” 理想粉碎後，盧先生變成了完全相反的一個人。
他變得自暴自棄，淩辱自己潔淨之身，光天化日，和“肉彈彈”的阿春厮混性交。
阿春一角，即影射盧先生長久壓抑的“肉性”。
他之低頭屈服于阿春的雌威，任由她嚣張作勢，就是暗示他的“肉”起而制伏了“靈”，把“靈”殲滅。
改變以後的盧先生，溫柔氣質沒有了（捉好打阿春耳光），耐心沒有了（拿小學生出氣），弦子也不拉了（“弦子還挂在牆壁，落滿了灰塵”）。
他變得自憐起來，徒然想抓回逝去的青春，把花白的頭發胡亂染得漆黑，臉上用雪花膏塗得粉白。
這種悲槍可憫的無用企圖，卻使老闆娘想起一個五十大幾的老戲子，唱扇子生，化裝表演“寶玉哭靈”，可是遮蓋不住老朽原形，看得人心裡直難過。
“靈”的喪亡，就是人性尊嚴的喪亡。
盧先生捉好，被打傷咬傷，就是作者以身體之遭受殘虐，影射靈魂之遭受殘虐，以及人性尊嚴的碎裂掃地。
盧先生傷愈後，左邊耳朵的耳垂不見了，頭發一部分漆黑，一部分花白，“看着不知道有多滑稽”。
面對這樣一個喪失了尊嚴的人，難怪“他一進來，我們店裡那些包飯的廣西佬，一個個都擠眉眨眼瞅着他笑”。
這篇小說既然是從老闆娘的觀點寫成的，作者當然不曾探入盧先生的思想意識。
但我們可以想像盧先生的内心，該是多麼的憎厭痛恨這個改變以後的自己。
領小學生在街上走路，一個女生骨碌骨碌笑了起來，他就認定是在笑他。
他覺得人人都在笑他，看不起他，因為他自己就看不起自己。
他對這一個女生洩忿，其實就是對他自己洩忿，被人架着拖走時，他還雙手亂舞，嘴冒白沫，大聲喊罵：“我要打死她！我要打死她！”可是，他真正想打死的，卻是喪失了人性尊嚴的自己。
而他終于如願——第二天，他便悄悄的死了。
緻他肉身于死亡的，不是什麼疾病，而是他那受冤的靈魂。
難怪“驗屍官驗了半天，也找不出毛病來”。
盧先生是心死而亡，所以驗屍官在死因欄上寫“心髒麻痹”，并沒錯誤。
這，便是盧先生靈和肉的悲劇故事。
由于他本來是那樣一個溫柔、高尚、貞潔的人，他突然間的直線堕落，以及靈肉相互的毀滅，更加震撼人心，更加可怖可憫。
而美好的過去，和醜陋的現在，兩者之間的對比對照，就是這個短篇小說的主題。
我已提過，細品這篇小說，我們會驚于作者的寫實能力。
裡面的大角色，小角色，一概活生生的跳躍紙上，故事背景等的描寫，也是十分逼真有力。
我們随便拈一例，看看作者如何介紹描寫洗衣婦阿春： 那個女人，人還沒見，一雙xx子先便擂到你臉上來了，也不過二十零點，一張屁股老早發得圓鼓隆咚。
搓起衣裳來，肉彈彈的一身。
兩隻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見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
我頂記得，那次在菜場裡，一個賣菜的小夥子，不知怎麼犯着了她，她一雙大奶先欺到人家身上，擂得那個小夥子直往後打了幾個踉跄，噼噼叭叭，幾泡口水，吐得人家一頭一臉，破起嗓門便罵：幹你老母雞歪！那副潑辣勁，那一種浪樣兒。
這樣活潑生動的描寫，不僅把人物勾畫得栩栩如生，同時也釀造出一種有點誇張滑稽的語氣，反映出叙述者日常的生活态度。
白先勇是如此一個寫實能手，但他并不單單為了寫實目的而寫實。
有些作家，甚至是十分偉大的作家，例如法國寫實大師巴爾紮克，筆下的人物景物，逼真不過，氣勢磅礴，令人歎為觀止。
可是一大堆的描述部分，可以和故事脫離，獨立存在，不與情節動作或小說主題發生關聯。
這卻是現代小說寫作的一大忌諱。
我們如果把《花橋榮記》這篇小說，硬邦邦地解釋為盧先生的故事，則作者讓老闆娘噜噜蘇蘇道出自己生活瑣事，又介紹描寫李老頭子、秦癫子等廣西同鄉顧客，就好像也犯了巴爾紮克的毛病。
小說六節中的第一節，事實上就和盧先生毫無關系。
可是老闆娘這些好似無謂又無目的的絮聒，實際上都是有作用的。
貫聯這篇小說的大小細節，使之成為一個有機整體的，便是“今非昔比”的主題意識。
這一主題意識，從小
比如他唱《回窯》後，老闆娘還會“籲了一口氣”，感歎道：“人家王三姐等了十八年，倒底把薛平貴等着了——”可是盧先生，卻連一聲歎息都不發，隻“笑了一笑，沒有作聲”。
表哥從香港傳給他的“好消息”，把他久積的希望，提升到最高xdx潮。
他兩手“緊緊的捏住那封信不肯放，好像在揪住他的命根子似的”。
值得注意的是，這封他以為是羅家姑娘寫的信，其實是他表哥僞造的。
作者如此暗示，盧先生像揪住命根子似的緊捏之理想，其實是一個沒有實質，不能實現的幻想。
當他終于領悟受騙，這一現實之重棒，把他的理想擊成粉碎。
他喪失攢了十五年的積蓄，就是暗示他喪失積蓄了十五年的期待。
而他這份喪失，不是由于他自己的任何過錯或罪咎，卻是由于全然超出自我控制能力外的“被騙”。
所以他受表哥欺騙，即意味受命運欺弄。
以象征含義來解釋，表哥就是詭谲不可測的命運之“神”或“魔”。
難怪盧先生哭喊道：“他不是人！” 理想粉碎後，盧先生變成了完全相反的一個人。
他變得自暴自棄，淩辱自己潔淨之身，光天化日，和“肉彈彈”的阿春厮混性交。
阿春一角，即影射盧先生長久壓抑的“肉性”。
他之低頭屈服于阿春的雌威，任由她嚣張作勢，就是暗示他的“肉”起而制伏了“靈”，把“靈”殲滅。
改變以後的盧先生，溫柔氣質沒有了（捉好打阿春耳光），耐心沒有了（拿小學生出氣），弦子也不拉了（“弦子還挂在牆壁，落滿了灰塵”）。
他變得自憐起來，徒然想抓回逝去的青春，把花白的頭發胡亂染得漆黑，臉上用雪花膏塗得粉白。
這種悲槍可憫的無用企圖，卻使老闆娘想起一個五十大幾的老戲子，唱扇子生，化裝表演“寶玉哭靈”，可是遮蓋不住老朽原形，看得人心裡直難過。
“靈”的喪亡，就是人性尊嚴的喪亡。
盧先生捉好，被打傷咬傷，就是作者以身體之遭受殘虐，影射靈魂之遭受殘虐，以及人性尊嚴的碎裂掃地。
盧先生傷愈後，左邊耳朵的耳垂不見了，頭發一部分漆黑，一部分花白，“看着不知道有多滑稽”。
面對這樣一個喪失了尊嚴的人，難怪“他一進來，我們店裡那些包飯的廣西佬，一個個都擠眉眨眼瞅着他笑”。
這篇小說既然是從老闆娘的觀點寫成的，作者當然不曾探入盧先生的思想意識。
但我們可以想像盧先生的内心，該是多麼的憎厭痛恨這個改變以後的自己。
領小學生在街上走路，一個女生骨碌骨碌笑了起來，他就認定是在笑他。
他覺得人人都在笑他，看不起他，因為他自己就看不起自己。
他對這一個女生洩忿，其實就是對他自己洩忿，被人架着拖走時，他還雙手亂舞，嘴冒白沫，大聲喊罵：“我要打死她！我要打死她！”可是，他真正想打死的，卻是喪失了人性尊嚴的自己。
而他終于如願——第二天，他便悄悄的死了。
緻他肉身于死亡的，不是什麼疾病，而是他那受冤的靈魂。
難怪“驗屍官驗了半天，也找不出毛病來”。
盧先生是心死而亡，所以驗屍官在死因欄上寫“心髒麻痹”，并沒錯誤。
這，便是盧先生靈和肉的悲劇故事。
由于他本來是那樣一個溫柔、高尚、貞潔的人，他突然間的直線堕落，以及靈肉相互的毀滅，更加震撼人心，更加可怖可憫。
而美好的過去，和醜陋的現在，兩者之間的對比對照，就是這個短篇小說的主題。
我已提過，細品這篇小說，我們會驚于作者的寫實能力。
裡面的大角色，小角色，一概活生生的跳躍紙上，故事背景等的描寫，也是十分逼真有力。
我們随便拈一例，看看作者如何介紹描寫洗衣婦阿春： 那個女人，人還沒見，一雙xx子先便擂到你臉上來了，也不過二十零點，一張屁股老早發得圓鼓隆咚。
搓起衣裳來，肉彈彈的一身。
兩隻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見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
我頂記得，那次在菜場裡，一個賣菜的小夥子，不知怎麼犯着了她，她一雙大奶先欺到人家身上，擂得那個小夥子直往後打了幾個踉跄，噼噼叭叭，幾泡口水，吐得人家一頭一臉，破起嗓門便罵：幹你老母雞歪！那副潑辣勁，那一種浪樣兒。
這樣活潑生動的描寫，不僅把人物勾畫得栩栩如生，同時也釀造出一種有點誇張滑稽的語氣，反映出叙述者日常的生活态度。
白先勇是如此一個寫實能手，但他并不單單為了寫實目的而寫實。
有些作家，甚至是十分偉大的作家，例如法國寫實大師巴爾紮克，筆下的人物景物，逼真不過，氣勢磅礴，令人歎為觀止。
可是一大堆的描述部分，可以和故事脫離，獨立存在，不與情節動作或小說主題發生關聯。
這卻是現代小說寫作的一大忌諱。
我們如果把《花橋榮記》這篇小說，硬邦邦地解釋為盧先生的故事，則作者讓老闆娘噜噜蘇蘇道出自己生活瑣事，又介紹描寫李老頭子、秦癫子等廣西同鄉顧客，就好像也犯了巴爾紮克的毛病。
小說六節中的第一節，事實上就和盧先生毫無關系。
可是老闆娘這些好似無謂又無目的的絮聒，實際上都是有作用的。
貫聯這篇小說的大小細節，使之成為一個有機整體的，便是“今非昔比”的主題意識。
這一主題意識，從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