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除》之賴鳴升與其“巨人自我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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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歲除》這篇小說裡，作者白先勇用的仍是冷靜的客觀叙述法。
采取全能觀點，以第三人稱寫成。
整篇小說，主要建立在人物的對話上：故事背景由對話供應，情節發展藉對話推進，而最令人驚歎的，是人物的性格，經由對話的内容與口氣活生生表現出來。
在《歲除》裡，白先勇确實以實實在在，自然無比，卻又多彩多姿的對話，創造出一個有血有肉，可聞可見，十分令人憐憫令人難忘的角色——賴鳴升。
情節推展所囊括的時間，不過數小時；從頭至尾，寫隻是除夕夜賴鳴升在劉營長夫婦家吃的那頓“團圓飯”。
但因為喝酒吃飯時“話舊”，我們得知賴鳴升一生的故事。
賴鳴升當了一輩子兵。
因年老，已退役一年，現是榮民醫院廚房裡的買辦，即軍隊裡所謂的“夥夫頭”。
他與民國同歲，少年時期“就挑着鍋頭跟革命軍打孫傳芳去了”；他的生命巅峰，是抗日戰争時在四川當連長的那段日子，而其後參加“台兒莊之役”，死裡逃生的經驗，是他記憶裡最光榮、最神聖的一件生活記錄。
對于這段壯年時期的回憶，變成了今日年衰運外的賴鳴升藉以繼續生存的惟一精神滋養。
如此，十分貧窮的他，在這除夕日，卻“偏偏還要花大錢”，買酒、買雞、買蠟燭，老遠從台南趕到台北，為的是和劉營長夫婦——知道他許多“過去”的老相識——守個歲，話話舊，重溫一次那已經長逝的，卻又因已凝成堅固記憶而依舊留存的生命光輝。
賴鳴升是《台北人》裡典型的不肯面對現實，在回顧中找尋生命意義的悲劇角色之一。
但他不像《台北人》裡有些人物那樣趨幹自冷。
這并非因為他不知自己今日年齡身份與以前不同，相反的，這一點他倒看得相當清楚；而是因為他覺得他生命的血液，曾一度流入國家生命的大動脈，他的個人命運曾與國家命運緊密維系在一起，于是對他自己懷着一個固定的“巨人”（或“英雄”）自我意象（selfimage）。
而當無情的歲月逐漸奪盡他的青春，逐漸侵蝕他的肉身，他卻堅持保守那個固定的、相同的自我意象。
賴鳴升所不能面對的現實，并非從連長降為“夥夫頭”之事實。
甚至也不是自己年老的事實。
他不能接受的，是“時間能改變一切，無可挽回地改變一切”之殘酷事實。
而他的悲劇根結，也在于他堅持在流動的時間裡，攀住這個與事實愈來愈遠離的自我意象；夢想着“改變”隻是暫時，好像隻要把倒黴的日子趕快催走，就會回到以前的美好日子。
賴鳴升本人，一直沒覺悟到自己在“自欺”。
但我們讀者，在作者的安排下，清清楚楚看到現在的賴鳴升，和他心目中的自己之間所存的大差距。
這差距便是此篇小說的主要反諷，同時也是最令人對他同情歎憐的地方。
首先，我們注意到，作者在描寫賴鳴升的外貌、長相、舉止時，就着意把他介紹為一個曆盡滄桑的“巨人”模樣，以吻合賴鳴升的自我意象： ……他那一頭寸把長的頭發，已經花到了頂蓋，可是卻像鋼刷一般，根根倒豎；黧黑的面皮上，密密麻麻，盡是蒼斑，笑起來時，一臉的皺紋水波似的一圈壓着一圈。
他的骨架特大，坐着比旁人高出一個頭來，一雙巨掌，手指節節瘤瘤，十隻樹根子似的。
他的“嗓門異常粗大”，說話濃濁，喜歡呵呵大笑。
他向劉英（劉營長十歲大的兒子）表示疼愛的方式，是“伸出他那個巨掌在劉英剃得青亮的頭皮上拍了一巴掌”。
他說話拍大腿，激動起來，會“突然跳起身來把桌子猛一拍”，“把火鍋裡的炭火子都拍得跳了起來”。
這種種描寫，除了反映賴鳴升豪邁、粗犷、不屈的性格，更使這一角色在讀者眼中，看起來好像真是個用鐵打成的巨人似的。
我們觀察賴鳴升其人與其“自我意象”之差距，可以沿兩個線索。
其一即研究他的言談表現，然後與他的行為表現互相比較。
其二是分析小說裡其他角色對賴鳴升的看法，然後與賴鳴升對自己的看法對照一下，看看有何不同。
我已提到，人物對話是這篇小說的主幹。
這篇小說的成功，主要是靠對話的傳真與傳神。
首先，我想提一下，劉營長夫婦和賴鳴升全是四川人：劉營長是“一口的四川鄉音”，劉太太的“一口四川話，一個個字滾出來，好像不黏牙齒似的”；賴鳴升的四川話，卻是“濃濁的川腔”，他們的對話裡，回響着四川方言的音韻。
然而白先勇處理地方方言，一般隻取其精要，捕捉特異口氣，止于“逼真”“傳神”之目的，一點都不像有些方言文學那樣刁鑽難解。
也就是說，一個不懂某種方言的讀者，也大緻能完全了解白先勇的小說人物用方言所說的話。
四川活頗似國語，所以在“歲除”裡，作者成功做到這點，可能還不太難，但像在《永遠的尹雪豔》裡，由于上海話與國語大異，作者在逼真傳達地方口音之同時，亦不使人費解其意，這實在極為難
采取全能觀點，以第三人稱寫成。
整篇小說，主要建立在人物的對話上：故事背景由對話供應，情節發展藉對話推進，而最令人驚歎的，是人物的性格，經由對話的内容與口氣活生生表現出來。
在《歲除》裡，白先勇确實以實實在在，自然無比，卻又多彩多姿的對話，創造出一個有血有肉，可聞可見，十分令人憐憫令人難忘的角色——賴鳴升。
情節推展所囊括的時間，不過數小時；從頭至尾，寫隻是除夕夜賴鳴升在劉營長夫婦家吃的那頓“團圓飯”。
但因為喝酒吃飯時“話舊”，我們得知賴鳴升一生的故事。
賴鳴升當了一輩子兵。
因年老，已退役一年，現是榮民醫院廚房裡的買辦，即軍隊裡所謂的“夥夫頭”。
他與民國同歲，少年時期“就挑着鍋頭跟革命軍打孫傳芳去了”；他的生命巅峰，是抗日戰争時在四川當連長的那段日子，而其後參加“台兒莊之役”，死裡逃生的經驗，是他記憶裡最光榮、最神聖的一件生活記錄。
對于這段壯年時期的回憶，變成了今日年衰運外的賴鳴升藉以繼續生存的惟一精神滋養。
如此，十分貧窮的他，在這除夕日，卻“偏偏還要花大錢”，買酒、買雞、買蠟燭，老遠從台南趕到台北，為的是和劉營長夫婦——知道他許多“過去”的老相識——守個歲，話話舊，重溫一次那已經長逝的，卻又因已凝成堅固記憶而依舊留存的生命光輝。
賴鳴升是《台北人》裡典型的不肯面對現實，在回顧中找尋生命意義的悲劇角色之一。
但他不像《台北人》裡有些人物那樣趨幹自冷。
這并非因為他不知自己今日年齡身份與以前不同，相反的，這一點他倒看得相當清楚；而是因為他覺得他生命的血液，曾一度流入國家生命的大動脈，他的個人命運曾與國家命運緊密維系在一起，于是對他自己懷着一個固定的“巨人”（或“英雄”）自我意象（selfimage）。
而當無情的歲月逐漸奪盡他的青春，逐漸侵蝕他的肉身，他卻堅持保守那個固定的、相同的自我意象。
賴鳴升所不能面對的現實，并非從連長降為“夥夫頭”之事實。
甚至也不是自己年老的事實。
他不能接受的，是“時間能改變一切，無可挽回地改變一切”之殘酷事實。
而他的悲劇根結，也在于他堅持在流動的時間裡，攀住這個與事實愈來愈遠離的自我意象；夢想着“改變”隻是暫時，好像隻要把倒黴的日子趕快催走，就會回到以前的美好日子。
賴鳴升本人，一直沒覺悟到自己在“自欺”。
但我們讀者，在作者的安排下，清清楚楚看到現在的賴鳴升，和他心目中的自己之間所存的大差距。
這差距便是此篇小說的主要反諷，同時也是最令人對他同情歎憐的地方。
首先，我們注意到，作者在描寫賴鳴升的外貌、長相、舉止時，就着意把他介紹為一個曆盡滄桑的“巨人”模樣，以吻合賴鳴升的自我意象： ……他那一頭寸把長的頭發，已經花到了頂蓋，可是卻像鋼刷一般，根根倒豎；黧黑的面皮上，密密麻麻，盡是蒼斑，笑起來時，一臉的皺紋水波似的一圈壓着一圈。
他的骨架特大，坐着比旁人高出一個頭來，一雙巨掌，手指節節瘤瘤，十隻樹根子似的。
他的“嗓門異常粗大”，說話濃濁，喜歡呵呵大笑。
他向劉英（劉營長十歲大的兒子）表示疼愛的方式，是“伸出他那個巨掌在劉英剃得青亮的頭皮上拍了一巴掌”。
他說話拍大腿，激動起來，會“突然跳起身來把桌子猛一拍”，“把火鍋裡的炭火子都拍得跳了起來”。
這種種描寫，除了反映賴鳴升豪邁、粗犷、不屈的性格，更使這一角色在讀者眼中，看起來好像真是個用鐵打成的巨人似的。
我們觀察賴鳴升其人與其“自我意象”之差距，可以沿兩個線索。
其一即研究他的言談表現，然後與他的行為表現互相比較。
其二是分析小說裡其他角色對賴鳴升的看法，然後與賴鳴升對自己的看法對照一下，看看有何不同。
我已提到，人物對話是這篇小說的主幹。
這篇小說的成功，主要是靠對話的傳真與傳神。
首先，我想提一下，劉營長夫婦和賴鳴升全是四川人：劉營長是“一口的四川鄉音”，劉太太的“一口四川話，一個個字滾出來，好像不黏牙齒似的”；賴鳴升的四川話，卻是“濃濁的川腔”，他們的對話裡，回響着四川方言的音韻。
然而白先勇處理地方方言，一般隻取其精要，捕捉特異口氣，止于“逼真”“傳神”之目的，一點都不像有些方言文學那樣刁鑽難解。
也就是說，一個不懂某種方言的讀者，也大緻能完全了解白先勇的小說人物用方言所說的話。
四川活頗似國語，所以在“歲除”裡，作者成功做到這點，可能還不太難，但像在《永遠的尹雪豔》裡，由于上海話與國語大異，作者在逼真傳達地方口音之同時，亦不使人費解其意，這實在極為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