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的小說世界——《台北人》之主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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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又能保得住一輩子享榮華，受富貴呢？
這也就是高高在上的白先勇對人世之評言，而當“尹雪豔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個九，徐徐的噴着煙圈，以悲天憫人的眼光看着她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壯年的、曾經叱咤風雲的。
曾經風華絕代的客人們，狂熱的互相厮殺（表面意思指打麻将），互相宰割”，我們好像隐約聽到發自黑暗古墓後面的白先勇的歎息：“唉，可憐，真正可憐的人類！如此執迷不悟！卻不知終歸于死！”人，皆不免一死。
死神，一如尹雪豔，耐性地，笑吟吟地，居高臨下，俯視芸芸衆生，看着他們互相厮殺，互相宰割。
然後，不偏不袒，鐵面無私，将他們一個一個納入她冰冷的懷抱。
女此，《永遠的尹雪豔》，除了表面上構成“社會衆生相”之一圖外，另又深具寓意，是作者隐形之“開場白”。
這使我聯想起《紅樓夢》第一回中，亦有含義相差不遠的“預言”。
即“跛足道人”口裡念着的：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隻有金銀忘不了！終朝隻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隻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隻有兒孫忘不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子孫誰見了？ 但曹雪芹的“預言”是“明說”。
白先勇的“預言”是采用現代文學技巧的“暗喻”。
與尹雪豔同樣深具含義的，是最後一篇《國葬》，中，突然出現于靈堂的老和尚劉行奇。
這和尚也不是“人”。
他對着李浩然将軍的靈柩，合掌三拜，走了出去，回了秦義方兩半句話，掉了幾滴眼淚，便“頭也不回，一襲玄色袈裟，在寒風裡飄飄曳曳，轉瞬間，隻剩下了一團黑影”。
尹雪豔如果是幽靈，劉行奇便是個菩薩，他悲天憫人——由于親身經曆過極端痛苦，而超越解脫，而能對衆生之痛苦，懷無限之悲憫。
而老和尚那種因恸于世人之悲苦，連活都說不出來的胸懷，也正是《台北人》作者本人的胸懷。
不錯——自先勇是尹雪豔，也是劉行奇。
既冷眼旁觀，又悲天憫人。
是幽靈、是禅師、是魔、是仙。
另一方面，我覺得白先勇也抱一種“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的類似道家哲學之思想。
憑着常人的理性與邏輯，“過去”應該代表死亡，“現在”應該代表生命。
但在白先勇視界中，“昔”象征生命，“今”象征死亡。
這一特殊看法之根結，在于白先勇将“精神”，或“靈”，與生命認同，而将“肉體”與死亡印證。
如此，當王雄自殺，毀了自己肉身，他就真正又活起來，擺脫了肉體的桎梏，回到麗兒花園裡澆杜鵑花。
郭轸與朱青的逝去了的愛情，是生命；但埋葬了“過去”的朱青，卻隻是行屍走肉。
朱焰“隻活了三年”，因為随着他“藝術生命”之死亡，他也同時死亡。
最後，我想借此讨論《台北人》生死主題之機會，同時探讨一下白先勇對人類命數的看法。
我覺得他是個相當消極的宿命論者。
也就是說，他顯然不相信一個人的命運，操在自己手中。
讀《台北人》，我們常碰到“冤”、“孽”等字眼，以及“八字沖犯”等論調：會預蔔兇吉的吳家阿婆，稱尹雪豔為“妖孽”。
金大班稱朱風肚裡的胎兒“小孽種”。
麗兒的母親戲稱她“小魔星”，又說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沖”。
順恩嫂得知李長官家庭沒落情形，兩次喊“造孽”，而羅伯娘解之為“他們家的祖墳，風水不好”，樸公關心王孟養“殺孽重”。
娟娟唱歌像“訴冤一樣”，“總司令”拿她的“生辰八字去批過幾次，都說是犯了大兇”。
朱焰第一眼就知道林萍是個“不祥之物”。
藍田玉“長錯了一根骨頭”，是“前世的冤孽”。
我必須趕快指出，我上面舉的例子，若非出自作品中人物之對話，即是出自他們的意識，絕對不就代表白先勇本人的意思。
事實上，這種談話内容，或思想方式，完全符合白先勇客觀描繪的中國舊式社會之實際情況。
然而讀《台北人》中的某些篇，如《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或，更明顯的，如《孤戀花》，我們确切感覺出作者對“孽”之濃厚興趣，或蠱惑。
白先勇似乎相信，人之“孽”主要是祖先遺傳而來，出生就已注定，根本無法擺脫。
他好像也相信“再生”之說：前世之冤魂，會再回來，讨債報複。
《孤戀花》中的娟娟，身上載有遺傳得來的瘋癫，亂倫引緻的罪孽；她“命”已注定，絕對逃不了悲慘結局。
白先勇确實有意把娟娟寫成五寶再世。
五寶是此篇叙述者（總司令）在上海萬春樓當酒家女時的“同事”，也是她同性戀愛的對象。
五寶和“總司令”唱戲，“總愛配一出‘再生緣’”。
後來她被一個叫華三的流氓客，肉體虐待，自殺身死，死前口口聲聲說：“我要變鬼去找尋他！”十五年後，在台北五月花，“總司令”結識娟娟，長得酷似五寶，同樣三角臉，短下巴，“兩個人都長着那麼一副飄落的薄命相”。
她把她帶回家裡同居。
後來娟娟結識柯老雄（與華三同樣下流，皆有毒瘾），“魂魄都好像遭他攝走了一般”，任他萬般施虐。
然而，在“七月十五，中元節這天”，娟娟突然用一隻黑鐵熨鬥，将柯老雄的頭顱擊碎，腦漿灑得滿地。
白先勇用非常靈活的“鏡頭急轉”之技巧，混淆今昔，使娟娟與五寶的意象合而為一，傳達出娟娟即五寶的鬼之旨意。
娟娟殺死柯老雄後，完全瘋掉，但她已報前世之冤孽，也仿佛一并拔法了今世新招之孽根，雖隻剩下一空殼，也好像沒什麼遺憾了似的。
白先勇小說人物之“冤孽”，常與性欲有關，而且也常牽涉暴力。
但我覺得白先勇亦存心将他的冤孽觀，引申而影射到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個文化。
如果人的全部理性、都無法控制與生俱來的冤孽，那麼，同樣，一切人為之努力，皆無法左右命中注定的文化之盛衰，國家之興亡，社會之甯亂。
此種哲學理論固然成立，但畢竟太消極些，隻能适用于“昔”，不能合乎幹“今”。
然而這種基于實用社會學觀點的價值判斷，卻絕對不能介入文學批評之範疇内。
因為實用社會學所針對的，是終将成為“過去”的“現在”，而文學藝術，惟有文學藝術，是不受時空限制，融彙“今”“昔”的，我就至少知道一位諾貝爾文學獎金得主，威廉·福克納，對人類命運的看法，與白先勇相差不遠。
在他作品中，doom（命、劫數）curse（孽，天譴）等字，一次又一次地出現。
曾經風華絕代的客人們，狂熱的互相厮殺（表面意思指打麻将），互相宰割”，我們好像隐約聽到發自黑暗古墓後面的白先勇的歎息：“唉，可憐，真正可憐的人類！如此執迷不悟！卻不知終歸于死！”人，皆不免一死。
死神，一如尹雪豔，耐性地，笑吟吟地，居高臨下，俯視芸芸衆生，看着他們互相厮殺，互相宰割。
然後，不偏不袒，鐵面無私，将他們一個一個納入她冰冷的懷抱。
女此，《永遠的尹雪豔》，除了表面上構成“社會衆生相”之一圖外，另又深具寓意，是作者隐形之“開場白”。
這使我聯想起《
即“跛足道人”口裡念着的：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隻有金銀忘不了！終朝隻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隻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隻有兒孫忘不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子孫誰見了？ 但曹雪芹的“預言”是“明說”。
白先勇的“預言”是采用現代文學技巧的“暗喻”。
與尹雪豔同樣深具含義的，是最後一篇《國葬》，中，突然出現于靈堂的老和尚劉行奇。
這和尚也不是“人”。
他對着李浩然将軍的靈柩，合掌三拜，走了出去，回了秦義方兩半句話，掉了幾滴眼淚，便“頭也不回，一襲玄色袈裟，在寒風裡飄飄曳曳，轉瞬間，隻剩下了一團黑影”。
尹雪豔如果是幽靈，劉行奇便是個菩薩，他悲天憫人——由于親身經曆過極端痛苦，而超越解脫，而能對衆生之痛苦，懷無限之悲憫。
而老和尚那種因恸于世人之悲苦，連活都說不出來的胸懷，也正是《台北人》作者本人的胸懷。
不錯——自先勇是尹雪豔，也是劉行奇。
既冷眼旁觀，又悲天憫人。
是幽靈、是禅師、是魔、是仙。
另一方面，我覺得白先勇也抱一種“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的類似道家哲學之思想。
憑着常人的理性與邏輯，“過去”應該代表死亡，“現在”應該代表生命。
但在白先勇視界中，“昔”象征生命，“今”象征死亡。
這一特殊看法之根結，在于白先勇将“精神”，或“靈”，與生命認同，而将“肉體”與死亡印證。
如此，當王雄自殺，毀了自己肉身，他就真正又活起來，擺脫了肉體的桎梏，回到麗兒花園裡澆杜鵑花。
郭轸與朱青的逝去了的愛情，是生命；但埋葬了“過去”的朱青，卻隻是行屍走肉。
朱焰“隻活了三年”，因為随着他“藝術生命”之死亡，他也同時死亡。
最後，我想借此讨論《台北人》生死主題之機會，同時探讨一下白先勇對人類命數的看法。
我覺得他是個相當消極的宿命論者。
也就是說，他顯然不相信一個人的命運，操在自己手中。
讀《台北人》，我們常碰到“冤”、“孽”等字眼，以及“八字沖犯”等論調：會預蔔兇吉的吳家阿婆，稱尹雪豔為“妖孽”。
金大班稱朱風肚裡的胎兒“小孽種”。
麗兒的母親戲稱她“小魔星”，又說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沖”。
順恩嫂得知李長官家庭沒落情形，兩次喊“造孽”，而羅伯娘解之為“他們家的祖墳，風水不好”，樸公關心王孟養“殺孽重”。
娟娟唱歌像“訴冤一樣”，“總司令”拿她的“生辰八字去批過幾次，都說是犯了大兇”。
朱焰第一眼就知道林萍是個“不祥之物”。
藍田玉“長錯了一根骨頭”，是“前世的冤孽”。
我必須趕快指出，我上面舉的例子，若非出自作品中人物之對話，即是出自他們的意識，絕對不就代表白先勇本人的意思。
事實上，這種談話内容，或思想方式，完全符合白先勇客觀描繪的中國舊式社會之實際情況。
然而讀《台北人》中的某些篇，如《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或，更明顯的，如《孤戀花》，我們确切感覺出作者對“孽”之濃厚興趣，或蠱惑。
白先勇似乎相信，人之“孽”主要是祖先遺傳而來，出生就已注定，根本無法擺脫。
他好像也相信“再生”之說：前世之冤魂，會再回來，讨債報複。
《孤戀花》中的娟娟，身上載有遺傳得來的瘋癫，亂倫引緻的罪孽；她“命”已注定，絕對逃不了悲慘結局。
白先勇确實有意把娟娟寫成五寶再世。
五寶是此篇叙述者（總司令）在上海萬春樓當酒家女時的“同事”，也是她同性戀愛的對象。
五寶和“總司令”唱戲，“總愛配一出‘再生緣’”。
後來她被一個叫華三的流氓客，肉體虐待，自殺身死，死前口口聲聲說：“我要變鬼去找尋他！”十五年後，在台北五月花，“總司令”結識娟娟，長得酷似五寶，同樣三角臉，短下巴，“兩個人都長着那麼一副飄落的薄命相”。
她把她帶回家裡同居。
後來娟娟結識柯老雄（與華三同樣下流，皆有毒瘾），“魂魄都好像遭他攝走了一般”，任他萬般施虐。
然而，在“七月十五，中元節這天”，娟娟突然用一隻黑鐵熨鬥，将柯老雄的頭顱擊碎，腦漿灑得滿地。
白先勇用非常靈活的“鏡頭急轉”之技巧，混淆今昔，使娟娟與五寶的意象合而為一，傳達出娟娟即五寶的鬼之旨意。
娟娟殺死柯老雄後，完全瘋掉，但她已報前世之冤孽，也仿佛一并拔法了今世新招之孽根，雖隻剩下一空殼，也好像沒什麼遺憾了似的。
白先勇小說人物之“冤孽”，常與性欲有關，而且也常牽涉暴力。
但我覺得白先勇亦存心将他的冤孽觀，引申而影射到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個文化。
如果人的全部理性、都無法控制與生俱來的冤孽，那麼，同樣，一切人為之努力，皆無法左右命中注定的文化之盛衰，國家之興亡，社會之甯亂。
此種哲學理論固然成立，但畢竟太消極些，隻能适用于“昔”，不能合乎幹“今”。
然而這種基于實用社會學觀點的價值判斷，卻絕對不能介入文學批評之範疇内。
因為實用社會學所針對的，是終将成為“過去”的“現在”，而文學藝術，惟有文學藝術，是不受時空限制，融彙“今”“昔”的，我就至少知道一位諾貝爾文學獎金得主，威廉·福克納，對人類命運的看法，與白先勇相差不遠。
在他作品中，doom（命、劫數）curse（孽，天譴）等字，一次又一次地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