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橋榮記》的寫實架構與主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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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開頭，一直穿流到小說的末尾。
試看小說開始幾句： 提起我們花橋榮記，那塊招牌是響當當的。
當然，我是指從前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我們爺爺開的那家米粉店。
再看小說結尾幾句： 我好指（照片）給他們看，從前我爺爺開的那間花橋榮記，就在漓江邊，花橋橋頭，那個路口子上。
如此，小說以爺爺的花橋榮記開始，又以爺爺的花橋榮記結束。
首尾都是有關花橋的光榮過去的記述，難怪作者取名為《花橋榮記》。
小說的起點和終點，如此好似合在一起，比如繞一個圓圈，又回返到原來的地方。
而循着情節的圓周，潛流于内的，就是“想當年”的感慨意識和鄉愁意識。
确實，這一主題意識，即“今不如昔”的感觸，在小說裡一再起伏出現。
我在這篇論文開頭，已經提過，《花橋榮記》一篇，采用比較明顯的方式呈示主題。
我們确可輕易從文中拾得一大把今昔對比的明顯例子。
小說開頭，在介紹爺爺那家“誰人不知？那個不曉？”的花橋榮記之後，叙述者很快就指出：“我自己開的這家花橋榮記可沒有那些風光了”。
而她現在這麼個“春夢婆”，當然不比在桂林時那“有名的美人”。
來飯店包飯的李老頭子，“從前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人都叫他‘李半城’，說是城裡的房子，他占了一半”。
可是現在流落在台北，又老又病，被兒子遺棄，最後上吊一死，另一個秦癫子，“在廣西榮縣當縣長時，還讨過兩個小老婆”，可是現在，在市政府調戲女職員，被開除，又去摸一個賣菜婆的奶，吃一重棍，打得他額頭開花，最後跌進陰溝裡淹死。
老闆娘一心向往代表“過去”的桂林，瞧不起代表“現在”的台北： 我們那裡，到處青的山，綠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膚也洗得細白了。
幾時見過台北這種地方？今年台風，明年地震，任你是個大美人胎子，也經不起這些風雨的折磨哪！ 我已提過，就盧先生而言，“今”與“昔”的界線，是他來台十五年後理想之破滅。
而我已詳細讨論，理想破滅之前之後的他，是怎樣的相反不同。
就再以他帶領學生過街這同一件事，來比較今昔：從前他極有耐心，像一隻溫馴的、會帶小雞的公雞；後來他變得暴躁易怒，甚至動手打人。
盧先生之前後判若二人，當然就是這篇小說今昔對比主題的最有力的呈現。
小說結尾，老闆娘很偶然的看到一幅盧先生少年時期和羅小姐合照的相片。
“盧先生還穿着一身學生裝，清清秀秀，幹幹淨淨的，戴着一頂學生鴨嘴帽。
”這樣年輕純潔的模樣，和老闆娘初見盧先生時所見的“一頭頭發先花白了……眼角子兩抓深深的皺紋”之模樣，之間就已有一大段差距，如果我們再拿他堕落以後染發抹膏的小醜模樣來相較，這一尖銳對比，刺激得令人心酸。
過去，盧先生心靈戀愛的羅家姑娘，長得“一身的水秀，一雙靈透靈透的鳳眼，看着實在叫人疼憐”。
這樣一個昔日的女孩，和今日他的肉體終于姘上的“肉彈彈”潑辣浪婦，真是有天地的差别。
總而言之，作者在這篇小說裡，表達“今昔對比”主題的方式，是多方面進行的： 一、藉盧先生的故事來呈現主題。
二、藉叙述者本人的身世遭遇來呈現主題。
三、藉李老頭子、秦癫子等配角遭遇來呈現主題。
四、藉叙述者的唠叨和她對人對事的主觀評語來呈現主題。
而今與昔的對比，就是肉與靈的對比，就是俗垢與純淨的對比。
由于時光不斷流逝，不肯暫停，沒有人能長保青春，不受年歲的腐蝕污染，花橋榮記位于“長春”路底。
盧先生在“長春”國校教書，當然是作者有意的反諷。
另有一點，也順便說一下。
像這篇小說的這樣一個結尾内容，即以一張年輕時的照片來引發今昔之感，如果處理得不好，很容易流于“感傷過度”（sentimentality）。
白先勇卻十分機巧地回避了這個陷阱。
他回避的妙法，是用叙述者的現實态度，來中和題材的感傷性，我說過，老闆娘來盧先生住所的動機，完全現實，便是想拿盧先生的東西，來抵押他欠的飯錢。
她看到這幅照片，全是出于偶然的。
她根本無意尋找“紀念品”。
而她對這幅照片發生興趣，也隻因相片的背景，恰好是桂林水東門外的花橋。
盡管她很仔細的檢視相片裡的兩個後生（如此我們才見到盧先生少年時的樣子，而得以比較今昔），并對這一對桂林出身的少年男女之長相“不由的暗暗喝起彩來”，可是她對照片人物的這份興趣，是一時的，鑒賞性的，無關痛癢的。
要不是裡面的背景，能讓她日後向廣西同鄉炫示自己的過去，誇耀她爺爺那家“招牌響當當”的花橋榮記，那麼，盧先生房裡就是真的“什麼值錢的東西也搜不出”，她也不會想到要把這幅照片帶走的。
其實，說起來，不僅是小說結尾，而是盧先生的整個悲劇故事，單就題材本身來說，過于感傷化（sentimental），過于戲劇化（melodramatic）。
白先勇卻十分巧妙地藉由叙述者現實、輕松、風趣的“語氣”或“語調”（tone）控制抵擋住這兩種趨向。
大凡一個小說作者，寫作成敗的主要關鍵，不在于選用什麼樣的題材，而在于如何處理他所選用的題材。
試看小說開始幾句： 提起我們花橋榮記，那塊招牌是響當當的。
當然，我是指從前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我們爺爺開的那家米粉店。
再看小說結尾幾句： 我好指（照片）給他們看，從前我爺爺開的那間花橋榮記，就在漓江邊，花橋橋頭，那個路口子上。
如此，小說以爺爺的花橋榮記開始，又以爺爺的花橋榮記結束。
首尾都是有關花橋的光榮過去的記述，難怪作者取名為《花橋榮記》。
小說的起點和終點，如此好似合在一起，比如繞一個圓圈，又回返到原來的地方。
而循着情節的圓周，潛流于内的，就是“想當年”的感慨意識和鄉愁意識。
确實，這一主題意識，即“今不如昔”的感觸，在小說裡一再起伏出現。
我在這篇論文開頭，已經提過，《花橋榮記》一篇，采用比較明顯的方式呈示主題。
我們确可輕易從文中拾得一大把今昔對比的明顯例子。
小說開頭，在介紹爺爺那家“誰人不知？那個不曉？”的花橋榮記之後，叙述者很快就指出：“我自己開的這家花橋榮記可沒有那些風光了”。
而她現在這麼個“春夢婆”，當然不比在桂林時那“有名的美人”。
來飯店包飯的李老頭子，“從前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人都叫他‘李半城’，說是城裡的房子，他占了一半”。
可是現在流落在台北，又老又病，被兒子遺棄，最後上吊一死，另一個秦癫子，“在廣西榮縣當縣長時，還讨過兩個小老婆”，可是現在，在市政府調戲女職員，被開除，又去摸一個賣菜婆的奶，吃一重棍，打得他額頭開花，最後跌進陰溝裡淹死。
老闆娘一心向往代表“過去”的桂林，瞧不起代表“現在”的台北： 我們那裡，到處青的山，綠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膚也洗得細白了。
幾時見過台北這種地方？今年台風，明年地震，任你是個大美人胎子，也經不起這些風雨的折磨哪！ 我已提過，就盧先生而言，“今”與“昔”的界線，是他來台十五年後理想之破滅。
而我已詳細讨論，理想破滅之前之後的他，是怎樣的相反不同。
就再以他帶領學生過街這同一件事，來比較今昔：從前他極有耐心，像一隻溫馴的、會帶小雞的公雞；後來他變得暴躁易怒，甚至動手打人。
盧先生之前後判若二人，當然就是這篇小說今昔對比主題的最有力的呈現。
小說結尾，老闆娘很偶然的看到一幅盧先生少年時期和羅小姐合照的相片。
“盧先生還穿着一身學生裝，清清秀秀，幹幹淨淨的，戴着一頂學生鴨嘴帽。
”這樣年輕純潔的模樣，和老闆娘初見盧先生時所見的“一頭頭發先花白了……眼角子兩抓深深的皺紋”之模樣，之間就已有一大段差距，如果我們再拿他堕落以後染發抹膏的小醜模樣來相較，這一尖銳對比，刺激得令人心酸。
過去，盧先生心靈戀愛的羅家姑娘，長得“一身的水秀，一雙靈透靈透的鳳眼，看着實在叫人疼憐”。
這樣一個昔日的女孩，和今日他的肉體終于姘上的“肉彈彈”潑辣浪婦，真是有天地的差别。
總而言之，作者在這篇小說裡，表達“今昔對比”主題的方式，是多方面進行的： 一、藉盧先生的故事來呈現主題。
二、藉叙述者本人的身世遭遇來呈現主題。
三、藉李老頭子、秦癫子等配角遭遇來呈現主題。
四、藉叙述者的唠叨和她對人對事的主觀評語來呈現主題。
而今與昔的對比，就是肉與靈的對比，就是俗垢與純淨的對比。
由于時光不斷流逝，不肯暫停，沒有人能長保青春，不受年歲的腐蝕污染，花橋榮記位于“長春”路底。
盧先生在“長春”國校教書，當然是作者有意的反諷。
另有一點，也順便說一下。
像這篇小說的這樣一個結尾内容，即以一張年輕時的照片來引發今昔之感，如果處理得不好，很容易流于“感傷過度”（sentimentality）。
白先勇卻十分機巧地回避了這個陷阱。
他回避的妙法，是用叙述者的現實态度，來中和題材的感傷性，我說過，老闆娘來盧先生住所的動機，完全現實，便是想拿盧先生的東西，來抵押他欠的飯錢。
她看到這幅照片，全是出于偶然的。
她根本無意尋找“紀念品”。
而她對這幅照片發生興趣，也隻因相片的背景，恰好是桂林水東門外的花橋。
盡管她很仔細的檢視相片裡的兩個後生（如此我們才見到盧先生少年時的樣子，而得以比較今昔），并對這一對桂林出身的少年男女之長相“不由的暗暗喝起彩來”，可是她對照片人物的這份興趣，是一時的，鑒賞性的，無關痛癢的。
要不是裡面的背景，能讓她日後向廣西同鄉炫示自己的過去，誇耀她爺爺那家“招牌響當當”的花橋榮記，那麼，盧先生房裡就是真的“什麼值錢的東西也搜不出”，她也不會想到要把這幅照片帶走的。
其實，說起來，不僅是小說結尾，而是盧先生的整個悲劇故事，單就題材本身來說，過于感傷化（sentimental），過于戲劇化（melodramatic）。
白先勇卻十分巧妙地藉由叙述者現實、輕松、風趣的“語氣”或“語調”（tone）控制抵擋住這兩種趨向。
大凡一個小說作者，寫作成敗的主要關鍵，不在于選用什麼樣的題材，而在于如何處理他所選用的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