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之對比反諷運用與小說氣氛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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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
“現在的男孩子，都想到國外去學理工”；吳柱國說得好，“這也是大勢所趨”。
餘教授自己的兩個男孩，大兒子已“出國學工程”，二兒子長得和父親年輕時一個樣子，可是毫無父親當年的“精神”，一心隻想得到加州大學物理系獎學金，并對美國的财富之多滿懷驚羨與仰慕。
确實，我們過去的精神文化，已完全被物質和機器取代。
餘欽磊的右腿，被“機器腳踏車”撞斷，也是一個暗喻（作者用“機器”腳踏車，不用“摩托車”，可見其用心）。
這，就是我們今日“自由世界”的時代現象。
這個時代，真正是中國知識人士的冬夜了。
吳柱國叙述的關于陸沖結局這幾句話，就寫作技巧方面來說，有一點值得注意。
那就是“對比”和“平行”兩種技巧的并用，以及由此而産生的強烈反諷效果。
我們注意到，清算陸沖事件，和五四運動，表面上頗有一些相似之處。
首先，發動領導的人，都是北大學生。
第二，都是一種使用暴力的學潮運動。
第三，“五四”要打倒“孔家店”，陸沖被指責“為孔教作怅”，都是反孔反傳統的運動。
外表如此相似，可是實情又多麼不同！當年北大的五四青年，是因愛國而使用暴力，為正義而使用暴力。
他們痛打的，是賣國求榮的駐日公使；要打倒孔家店，是為了掙脫傳統桎梏，求得精神解放。
反之，現在的北大學生，清算陸沖，是一種獸性的集團暴力，而清算的對象，非但不是賣國罪人，還是一個最關心中國文化的弘毅之士。
他們反孔反傳統，是在根本否認精神文化的價值，哪裡是基于浪漫觀念？ 如此，今昔北大學生這兩個學生運動，看來平行相似，其實對比對立。
吳柱國叙述的現今美國鬧學潮情形，和“五四”也有相似處，例如都放火燒建築物，都和警察打架。
可是其胡鬧與無目的之性質，和五四運動的固定理想互相比較，也是十分明顯的對照。
作者這種以“平行法”（parallelism）達企對比反諷的技巧，在《冬夜》裡還可找到其他例子。
譬如餘教授和拜倫，同樣跛足。
可是他早已在現實逼迫下喪失了浪漫精神，哪能再和拜倫相提并論？吳柱國“五四”時和警察打架，“把眼鏡也打掉了”；今日和餘教授談話，“卸下了他那副銀絲邊的眼鏡”。
今昔同樣，眼鏡離了眼睛，可是過去打掉眼鏡，暴露出來的是耿直進取的面目，今日拿開眼鏡，揭曉的是尴尬頹廢的面目。
賈宜生今昔都破過血管，以前是“割開手指，在牆上寫下了‘還我青島’的血書”，現在是“上半年他摔過一跤，摔破了血管”。
陳雄當年“穿了喪服，舉着‘曹陸章遺臭萬年’的挽聯，在街上遊行”，後來居然自己變成日本大漢好而遭槍斃，當然也是絕大反諷，仿佛他早先就是在替自己吊喪似的。
我曾多次提過，白先勇取用小說人名，常賦予暗示含義。
餘欽磊、吳柱國、賈宜生等名字，就富有暗示性的諷刺意味。
“磊”一字，形容正大光明，心胸朗闊。
“餘”，即我，所以這個名字，可解為“我是一個浪漫主義者”。
這，完全适合年輕時代的餘教授，但今日，就真正是“有名無實”了。
吳柱國最愛國，他年輕時代的理想，就是改造中國命運，使中國強盛起來。
可是他做到了嗎？柱起中國了嗎？沒有，所以他姓吳（無）。
賈宜生的生活最困苦，死得十分悲慘，那裡是“宜生”？所以，當然，他姓賈（假）。
人名之巧妙選用，并不限于上面幾個重要角色，一般人通常把英國浪漫詩人翻譯為“拜倫”，作者把“倫”改為“侖”，就不單是音譯，也有了意義。
“拜侖”，比如崇拜昆侖山，暗喻崇拜精神之高升。
這當然就是這位詩人所代表的浪漫主義之真谛。
此外，“陸沖”可解為“與大陸犯沖”，“陳雄”可解為“過去的英雄”，“俊彥”則亦顯然有反諷的意思。
《冬夜》情節裡，另一反諷，即兩個主角最後無形中的身分對換。
餘欽磊在台灣教了二十年書，現在打算出國，吳柱國在美國教了二十年書，現在打算回來，而兩人的動機，都是現實生活的問題，和理想無關。
餘教授是因為要積錢還債，吳柱國是因為“穎芬不在了，飲食很不方便，胃病常常翻”。
關于這篇小說的反諷，還有一點，我覺得應該說一下。
我們讨論過這麼多篇《台北人》小說，早已知道《台北人》作者是一個十分尊重中國傳統和癡戀中國文化的人，如此，我們不難想像，五四運動的某些面，恐怕不是他所能完全同意的。
大概就因如此，作者讓餘、吳二人追叙五四運動，特别隻強調浪漫精神和愛國情操，卻對打倒孔家店、提倡“賽先生”等方面，以反諷口氣略提而過。
談到陸沖被清算的事， “隻是人生的諷刺也未免太大了，”吳柱國啼噓道，“當年陸沖還是個打倒‘孔家店’的人物呢。
” 談到現在男孩子都出國學理工， “從前我們不是拼命提倡‘賽先生’嗎？現在‘賽先生’差點把我們的飯碗都搶跑了，”餘教授說着跟吳柱國兩人都無奈的笑了起來。
如此而已。
此外，餘教授的腿傷，西醫西藥完全無效，針灸一治，才能起身走動，中國膏藥一貼，也就能減輕麻痛，亦是作者有意的反諷。
五四提倡“賽先生”，主張全盤西化，中醫中藥被列為落伍象征之一。
魯迅就為文痛低過中醫。
可是中國人的病（身體的病或象征性的病），西洋方法不一定治得好。
如此，餘欽磊的腳傷，對他本人，和對五四運動，都是一種諷刺。
顯然的，在白先勇心目中，五四運動的光榮，主要就是“精神”——追求解放的高闊胸懷，和耿直愛國的憨勇情操。
以上，我們已經相當詳細地讨論了《冬夜》裡的對比和反諷，并得知此篇小說之反諷意味及效果，多靠對比與平行技巧而産生。
然而此篇之反諷，異于《永遠的尹雪豔》之反諷，一點“刺”都沒有，一點也不“冷”。
是低回的，緩和的，諒解的，帶着無限惆怅的。
“無可奈何”四字，可以說是作者寫作此篇時對人生的基本感觸，和要表達的意思。
餘、吳二友談話間，三番四次“無奈的笑了起來”；笑的時候，吳柱國或搖搖頭，或低下頭，而餘欽磊則搖一搖或搔一搔“他那十分光秃的惱袋”。
這種溫和壓抑的描寫筆觸，就是作者有效控制小說氣氛的一個例子。
小說從頭至尾，籠罩在一層無止無盡的惆怅氣氛裡。
綿綿下絕的冷雨，便是一個極好的象征。
在台北這個下着綿綿冷雨的冬夜，一對相别了二十年的老朋友，得以在一棟殘破卻溫暖的大學宿舍短時相聚。
他們二人，在年歲和現實生活逼迫下，都早已擱下了年輕時代的理想，但他們心懷慰藉，以為放下理想的隻是自己，以為對方的精神依然如故，一直做着有意義的工作，過着有意義的生活。
可是，在談話過程中，這最後的慰藉，最後的幻想，也一點一點被剝開，被奪走，于是他們不得不面對彼此赤裸裸的真況，和尴尬處境。
兩人相互的醒悟和失望，引起的不是怨懑，卻是無限的惆怅和壓抑的感傷。
大概，他們終于明白，人生就是如此。
現實總是赢的，一切無可奈何。
今日這個時代，是現實的，冷酷的。
精神理想已經枯萎，肉體物質決定一切。
被迫活在這樣一個世界，我們還有救嗎？人類還有救嗎？ 《冬夜》的作者，雖然滿懷低回的感傷，對此問題顯然尚未絕望。
是的，人類還能得救。
還有機會得救。
而得救的惟一方法，就是保留下一點點人間相互的關懷諒解，和對過去理想的記憶。
就隻一點點的“情”——奢望是無用的。
然而人類隻要不“絕”情，留下一點兒，給人一點兒，那麼，縱使在現實逼迫下所能給出的是那樣微少，那樣無濟于事，卻也對靈魂進行了贖救。
這，就是《冬夜》小說的最終主題。
而此主題含義，作者細心織入小說之叙述語言，十分和諧地化溶在全文惆怅無盡感傷綿綿的迷漫氣氛裡。
“現在的男孩子，都想到國外去學理工”；吳柱國說得好，“這也是大勢所趨”。
餘教授自己的兩個男孩，大兒子已“出國學工程”，二兒子長得和父親年輕時一個樣子，可是毫無父親當年的“精神”，一心隻想得到加州大學物理系獎學金，并對美國的财富之多滿懷驚羨與仰慕。
确實，我們過去的精神文化，已完全被物質和機器取代。
餘欽磊的右腿，被“機器腳踏車”撞斷，也是一個暗喻（作者用“機器”腳踏車，不用“摩托車”，可見其用心）。
這，就是我們今日“自由世界”的時代現象。
這個時代，真正是中國知識人士的冬夜了。
吳柱國叙述的關于陸沖結局這幾句話，就寫作技巧方面來說，有一點值得注意。
那就是“對比”和“平行”兩種技巧的并用，以及由此而産生的強烈反諷效果。
我們注意到，清算陸沖事件，和五四運動，表面上頗有一些相似之處。
首先，發動領導的人，都是北大學生。
第二，都是一種使用暴力的學潮運動。
第三，“五四”要打倒“孔家店”，陸沖被指責“為孔教作怅”，都是反孔反傳統的運動。
外表如此相似，可是實情又多麼不同！當年北大的五四青年，是因愛國而使用暴力，為正義而使用暴力。
他們痛打的，是賣國求榮的駐日公使；要打倒孔家店，是為了掙脫傳統桎梏，求得精神解放。
反之，現在的北大學生，清算陸沖，是一種獸性的集團暴力，而清算的對象，非但不是賣國罪人，還是一個最關心中國文化的弘毅之士。
他們反孔反傳統，是在根本否認精神文化的價值，哪裡是基于浪漫觀念？ 如此，今昔北大學生這兩個學生運動，看來平行相似，其實對比對立。
吳柱國叙述的現今美國鬧學潮情形，和“五四”也有相似處，例如都放火燒建築物，都和警察打架。
可是其胡鬧與無目的之性質，和五四運動的固定理想互相比較，也是十分明顯的對照。
作者這種以“平行法”（parallelism）達企對比反諷的技巧，在《冬夜》裡還可找到其他例子。
譬如餘教授和拜倫，同樣跛足。
可是他早已在現實逼迫下喪失了浪漫精神，哪能再和拜倫相提并論？吳柱國“五四”時和警察打架，“把眼鏡也打掉了”；今日和餘教授談話，“卸下了他那副銀絲邊的眼鏡”。
今昔同樣，眼鏡離了眼睛，可是過去打掉眼鏡，暴露出來的是耿直進取的面目，今日拿開眼鏡，揭曉的是尴尬頹廢的面目。
賈宜生今昔都破過血管，以前是“割開手指，在牆上寫下了‘還我青島’的血書”，現在是“上半年他摔過一跤，摔破了血管”。
陳雄當年“穿了喪服，舉着‘曹陸章遺臭萬年’的挽聯，在街上遊行”，後來居然自己變成日本大漢好而遭槍斃，當然也是絕大反諷，仿佛他早先就是在替自己吊喪似的。
我曾多次提過，白先勇取用小說人名，常賦予暗示含義。
餘欽磊、吳柱國、賈宜生等名字，就富有暗示性的諷刺意味。
“磊”一字，形容正大光明，心胸朗闊。
“餘”，即我，所以這個名字，可解為“我是一個浪漫主義者”。
這，完全适合年輕時代的餘教授，但今日，就真正是“有名無實”了。
吳柱國最愛國，他年輕時代的理想，就是改造中國命運，使中國強盛起來。
可是他做到了嗎？柱起中國了嗎？沒有，所以他姓吳（無）。
賈宜生的生活最困苦，死得十分悲慘，那裡是“宜生”？所以，當然，他姓賈（假）。
人名之巧妙選用，并不限于上面幾個重要角色，一般人通常把英國浪漫詩人翻譯為“拜倫”，作者把“倫”改為“侖”，就不單是音譯，也有了意義。
“拜侖”，比如崇拜昆侖山，暗喻崇拜精神之高升。
這當然就是這位詩人所代表的浪漫主義之真谛。
此外，“陸沖”可解為“與大陸犯沖”，“陳雄”可解為“過去的英雄”，“俊彥”則亦顯然有反諷的意思。
《冬夜》情節裡，另一反諷，即兩個主角最後無形中的身分對換。
餘欽磊在台灣教了二十年書，現在打算出國，吳柱國在美國教了二十年書，現在打算回來，而兩人的動機，都是現實生活的問題，和理想無關。
餘教授是因為要積錢還債，吳柱國是因為“穎芬不在了，飲食很不方便，胃病常常翻”。
關于這篇小說的反諷，還有一點，我覺得應該說一下。
我們讨論過這麼多篇《台北人》小說，早已知道《台北人》作者是一個十分尊重中國傳統和癡戀中國文化的人，如此，我們不難想像，五四運動的某些面，恐怕不是他所能完全同意的。
大概就因如此，作者讓餘、吳二人追叙五四運動，特别隻強調浪漫精神和愛國情操，卻對打倒孔家店、提倡“賽先生”等方面，以反諷口氣略提而過。
談到陸沖被清算的事， “隻是人生的諷刺也未免太大了，”吳柱國啼噓道，“當年陸沖還是個打倒‘孔家店’的人物呢。
” 談到現在男孩子都出國學理工， “從前我們不是拼命提倡‘賽先生’嗎？現在‘賽先生’差點把我們的飯碗都搶跑了，”餘教授說着跟吳柱國兩人都無奈的笑了起來。
如此而已。
此外，餘教授的腿傷，西醫西藥完全無效，針灸一治，才能起身走動，中國膏藥一貼，也就能減輕麻痛，亦是作者有意的反諷。
五四提倡“賽先生”，主張全盤西化，中醫中藥被列為落伍象征之一。
魯迅就為文痛低過中醫。
可是中國人的病（身體的病或象征性的病），西洋方法不一定治得好。
如此，餘欽磊的腳傷，對他本人，和對五四運動，都是一種諷刺。
顯然的，在白先勇心目中，五四運動的光榮，主要就是“精神”——追求解放的高闊胸懷，和耿直愛國的憨勇情操。
以上，我們已經相當詳細地讨論了《冬夜》裡的對比和反諷，并得知此篇小說之反諷意味及效果，多靠對比與平行技巧而産生。
然而此篇之反諷，異于《永遠的尹雪豔》之反諷，一點“刺”都沒有，一點也不“冷”。
是低回的，緩和的，諒解的，帶着無限惆怅的。
“無可奈何”四字，可以說是作者寫作此篇時對人生的基本感觸，和要表達的意思。
餘、吳二友談話間，三番四次“無奈的笑了起來”；笑的時候，吳柱國或搖搖頭，或低下頭，而餘欽磊則搖一搖或搔一搔“他那十分光秃的惱袋”。
這種溫和壓抑的描寫筆觸，就是作者有效控制小說氣氛的一個例子。
小說從頭至尾，籠罩在一層無止無盡的惆怅氣氛裡。
綿綿下絕的冷雨，便是一個極好的象征。
在台北這個下着綿綿冷雨的冬夜，一對相别了二十年的老朋友，得以在一棟殘破卻溫暖的大學宿舍短時相聚。
他們二人，在年歲和現實生活逼迫下，都早已擱下了年輕時代的理想，但他們心懷慰藉，以為放下理想的隻是自己，以為對方的精神依然如故，一直做着有意義的工作，過着有意義的生活。
可是，在談話過程中，這最後的慰藉，最後的幻想，也一點一點被剝開，被奪走，于是他們不得不面對彼此赤裸裸的真況，和尴尬處境。
兩人相互的醒悟和失望，引起的不是怨懑，卻是無限的惆怅和壓抑的感傷。
大概，他們終于明白，人生就是如此。
現實總是赢的，一切無可奈何。
今日這個時代，是現實的，冷酷的。
精神理想已經枯萎，肉體物質決定一切。
被迫活在這樣一個世界，我們還有救嗎？人類還有救嗎？ 《冬夜》的作者，雖然滿懷低回的感傷，對此問題顯然尚未絕望。
是的，人類還能得救。
還有機會得救。
而得救的惟一方法，就是保留下一點點人間相互的關懷諒解，和對過去理想的記憶。
就隻一點點的“情”——奢望是無用的。
然而人類隻要不“絕”情，留下一點兒，給人一點兒，那麼，縱使在現實逼迫下所能給出的是那樣微少，那樣無濟于事，卻也對靈魂進行了贖救。
這，就是《冬夜》小說的最終主題。
而此主題含義，作者細心織入小說之叙述語言，十分和諧地化溶在全文惆怅無盡感傷綿綿的迷漫氣氛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