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的小說世界——《台北人》之主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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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鵑花》），所珍貴而不能擺脫的過去，亦與他們的“青春”攸關：盧先生少年時與羅家姑娘的戀愛，王雄對他年少時在湖南鄉下定了親的“小妹仔”之不自覺的懷念。
（他們的悲劇，當然，在表面上，也是實際上，導源于民國之戰亂）。
這些小人物的“過去”，異于樸公、李将軍，在别人眼中，毫無曆史價值，但對他們本人，卻同樣是生命的全部意義。
《台北人》中的許多人物，不但“不能”擺脫過去，更令人憐憫的，他們“不肯”放棄過去，他們死命攀住“現在仍是過去”的幻覺，企圖在“抓回了過去”的自欺中，尋得生活的意義，如此，我們在《台北人》諸篇中，到處可以找到表面看似相同，但實質迥異的布設與場景，這種“外表”與“實質”之間的差異，是《台北人》一書中最主要的反諷（irony），卻也是白先勇最寄予同情，而使讀者油然生起恻憐之心的所在。
首先，白先勇稱這些中國大陸人為“台北人”，就是很有含義的。
這些大陸人，撤退來台多年，客居台北，看起來像台北人，其實并不是。
台北的花橋榮記，雖然同樣是小食店，卻非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的花橋榮記。
金大班最後摟着跳舞的青年，雖然同樣是個眉清目秀腼腆羞赦的男學生，卻不是當年她癡戀過的月如，《一把青》的叙述者遷居台北後，所住眷屬區“碰巧又叫做仁愛東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個卻毫不相幹”。
尹雪豔從來“不肯”把她公館的勢派降低于上海霞飛路的排場，但她的公館明明在台北，而非上海。
《歲除》的賴鳴升，在追憶往日國軍之光榮戰迹時，聽得“窗外一聲劃空的爆響，窗上閃了兩下強烈的白光”。
卻不是“台兒莊”之炮火沖天！而是除夕夜人們戲放之孔明燈。
《孤戀花》之娟娟，是五寶，又非五寶。
《秋思》之華夫人，花園裡種有幾十株白茸茸的“一捧雪”，卻非抗日勝利那年秋天在她南京住宅園中盛開的百多株“一捧雪”。
《冬夜》裡餘教授的兒子俊彥，長得和父親年輕時一模一樣，但他不是當年滿懷浪漫精神的餘欽磊，卻是個一心想去美國大學念物理的男學生。
窦夫人的遊園宴會，使錢夫人一時躍過時間的界限，回到自己在南京梅園新村公館替桂枝香請三十歲生日酒的情景。
但程參謀畢竟不是鄭彥青，而她自己，年華已逝，身分下降，也不再是往日享盡榮華富貴的錢将軍夫人。
白先勇對這些大陸人之“不肯”放棄過去，雖然有一點嘲諷的味道，但我認為卻是同情遠超過批評，憐憫遠超過譏诮。
所以。
我覺得，顔元叔在《白先勇的語言》一文中，說白先勇“是一位嘲諷作家”，容易引起誤解；而他說白先勇“冷酷分析……一個已經枯萎腐蝕而不自知的社會”，這“冷酷”二字，實在用辭不當。
當然，白先勇并不似顔先生所說，隻處理上流社會（白先勇筆下的下流社會，真正“下流”得驚人）。
但就是在處理上流社會時，他對其中人物之不能面對現實，懷着一種憐惜，一種同情，有時甚至一種敬仰之意。
譬如《梁父吟》。
我覺得，白先勇雖然刻畫出樸公與現實脫節的生活面貌，他對樸公卻是肅然起敬的。
葉維廉先生在《激流怎能為倒影造像》一文中，論白先勇的小說，寫道： 《梁父吟》裡的革命元老，叱咤風雲的樸公，現在己惺忪入暮年，他和雷委員對弈不到一個鐘就“垂着頭，已經矇然睡去了”。
不但是革命的元氣完全消失了，而且還斤斤計較王孟養（另一革命元老）後事的禮俗，而且迷信：合于樸公那一代的格調已不知不覺的被淹沒…… 我細讀《梁父吟》，卻和葉維廉有些不同的感受。
如果我沒錯解，我想白先勇主要想表達的，是樸公擇善固執、堅持傳統的孤傲與尊嚴。
從一開頭，白先勇描寫樸公之外貌，戴紫貂劑冒，穿黑緞長袍，“身材碩大，走動起來，胸前銀髯，臨風飄然……臉上的神色卻是十分的莊凝”，就使我們看到樸公的高貴氣質與凜然之威嚴。
而樸公事實上之“脫離現實”，恰好給予這篇小說适度之反諷，卻不傷害作者對主角的同情與敬意。
樸公與雷委員對弈，“矇然睡去”之前，卻先将雷委員的一角“打圍起來，勒死了”。
而他被喚醒後，知道身體不支，卻不肯輕易放棄，他說： 也好，那麼你把今天的譜子記住。
改日你來，我們再收拾這盤殘局吧。
此篇最末一段，白先勇描寫樸公住宅院子裡的景色：“……蘭花已經盛開過了，一些枯褐的莖梗上，隻剩下三五朵殘苞在幽幽的發着一絲冷香。
可是那些葉子卻一條條的發得十分蒼碧。
”盛開過的蘭花與殘苞，顯然影射樸公老朽的肉身。
而“一條條的發得十分蒼碧”的葉子，應該就是樸公用以創建民國的那種不屈不撓，貫徹始終的精神吧！ 《台北人》中之人物，我們大約可分為三類： 一、完全或幾乎完全活在“過去”的人。
《台北人》之主要角色，多半屬于這一型，明顯的如尹雪豔、賴鳴升、順恩嫂、樸公、盧先生、華夫人、“教主”、錢夫人、秦義方等人。
不明顯而以變型行态表征的，如《一把青》之朱青與《那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之王雄。
這兩人都“停滞”在他們的生活慘變（朱青之喪夫，王雄之被人截去打日本鬼）發生之前，于是朱青變得“愛吃‘童子雞’，專喜歡空軍裡的小夥子”；而王雄對麗兒之癡戀，卻是他不自覺中對過去那好吃懶做，長得白白胖胖的湖南“小妹子”之追尋。
白先勇冷靜刻畫這些不能或不肯面對現實的人之與現世脫節，并明示或暗示他們必将敗亡。
但他對這類型的人，給予最多的同情與悲憫。
二、保持對“過去”之記憶，卻能接受“現在”的人。
《台北人》角色中，能不完全放棄過去而接受現實的，有劉營長夫婦《歲除》、金大班，《一把青》之“師娘”，《花橋榮記》之老闆娘，《冬夜》這餘欽磊與吳國柱等。
他們也各有一段難忘的過去，但被現實所逼，而放棄大部分過去、大部分理想。
剩下的隻是偶然的回憶。
如此，負擔既減輕，他們乃有餘力挑起“現實”的擔子，雖然有時絆腳，至少還能慢步在現實世界中前行。
這些角色對于自己被迫舍棄“過去”之事實，自覺程度各有不同，像“師娘”，就沒有自覺之怅恨，但餘欽磊與吳柱國，卻對自己為了生存不得不采的态度，懷着一種說不出的無可奈何之惆怅。
這份無限的感傷，反映在《冬夜》之結語中： 台北的冬夜愈來愈深了，窗外的冷雨，卻仍舊綿綿不絕的下着。
白先勇對于這類型的人，也是深具同情之心的。
而且，他
（他們的悲劇，當然，在表面上，也是實際上，導源于民國之戰亂）。
這些小人物的“過去”，異于樸公、李将軍，在别人眼中，毫無曆史價值，但對他們本人，卻同樣是生命的全部意義。
《台北人》中的許多人物，不但“不能”擺脫過去，更令人憐憫的，他們“不肯”放棄過去，他們死命攀住“現在仍是過去”的幻覺，企圖在“抓回了過去”的自欺中，尋得生活的意義，如此，我們在《台北人》諸篇中，到處可以找到表面看似相同，但實質迥異的布設與場景，這種“外表”與“實質”之間的差異，是《台北人》一書中最主要的反諷（irony），卻也是白先勇最寄予同情，而使讀者油然生起恻憐之心的所在。
首先，白先勇稱這些中國大陸人為“台北人”，就是很有含義的。
這些大陸人，撤退來台多年，客居台北，看起來像台北人，其實并不是。
台北的花橋榮記，雖然同樣是小食店，卻非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的花橋榮記。
金大班最後摟着跳舞的青年，雖然同樣是個眉清目秀腼腆羞赦的男學生，卻不是當年她癡戀過的月如，《一把青》的叙述者遷居台北後，所住眷屬區“碰巧又叫做仁愛東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個卻毫不相幹”。
尹雪豔從來“不肯”把她公館的勢派降低于上海霞飛路的排場，但她的公館明明在台北，而非上海。
《歲除》的賴鳴升，在追憶往日國軍之光榮戰迹時，聽得“窗外一聲劃空的爆響，窗上閃了兩下強烈的白光”。
卻不是“台兒莊”之炮火沖天！而是除夕夜人們戲放之孔明燈。
《孤戀花》之娟娟，是五寶，又非五寶。
《秋思》之華夫人，花園裡種有幾十株白茸茸的“一捧雪”，卻非抗日勝利那年秋天在她南京住宅園中盛開的百多株“一捧雪”。
《冬夜》裡餘教授的兒子俊彥，長得和父親年輕時一模一樣，但他不是當年滿懷浪漫精神的餘欽磊，卻是個一心想去美國大學念物理的男學生。
窦夫人的遊園宴會，使錢夫人一時躍過時間的界限，回到自己在南京梅園新村公館替桂枝香請三十歲生日酒的情景。
但程參謀畢竟不是鄭彥青，而她自己，年華已逝，身分下降，也不再是往日享盡榮華富貴的錢将軍夫人。
白先勇對這些大陸人之“不肯”放棄過去，雖然有一點嘲諷的味道，但我認為卻是同情遠超過批評，憐憫遠超過譏诮。
所以。
我覺得，顔元叔在《白先勇的語言》一文中，說白先勇“是一位嘲諷作家”，容易引起誤解；而他說白先勇“冷酷分析……一個已經枯萎腐蝕而不自知的社會”，這“冷酷”二字，實在用辭不當。
當然，白先勇并不似顔先生所說，隻處理上流社會（白先勇筆下的下流社會，真正“下流”得驚人）。
但就是在處理上流社會時，他對其中人物之不能面對現實，懷着一種憐惜，一種同情，有時甚至一種敬仰之意。
譬如《梁父吟》。
我覺得，白先勇雖然刻畫出樸公與現實脫節的生活面貌，他對樸公卻是肅然起敬的。
葉維廉先生在《激流怎能為倒影造像》一文中，論白先勇的小說，寫道： 《梁父吟》裡的革命元老，叱咤風雲的樸公，現在己惺忪入暮年，他和雷委員對弈不到一個鐘就“垂着頭，已經矇然睡去了”。
不但是革命的元氣完全消失了，而且還斤斤計較王孟養（另一革命元老）後事的禮俗，而且迷信：合于樸公那一代的格調已不知不覺的被淹沒…… 我細讀《梁父吟》，卻和葉維廉有些不同的感受。
如果我沒錯解，我想白先勇主要想表達的，是樸公擇善固執、堅持傳統的孤傲與尊嚴。
從一開頭，白先勇描寫樸公之外貌，戴紫貂劑冒，穿黑緞長袍，“身材碩大，走動起來，胸前銀髯，臨風飄然……臉上的神色卻是十分的莊凝”，就使我們看到樸公的高貴氣質與凜然之威嚴。
而樸公事實上之“脫離現實”，恰好給予這篇小說适度之反諷，卻不傷害作者對主角的同情與敬意。
樸公與雷委員對弈，“矇然睡去”之前，卻先将雷委員的一角“打圍起來，勒死了”。
而他被喚醒後，知道身體不支，卻不肯輕易放棄，他說： 也好，那麼你把今天的譜子記住。
改日你來，我們再收拾這盤殘局吧。
此篇最末一段，白先勇描寫樸公住宅院子裡的景色：“……蘭花已經盛開過了，一些枯褐的莖梗上，隻剩下三五朵殘苞在幽幽的發着一絲冷香。
可是那些葉子卻一條條的發得十分蒼碧。
”盛開過的蘭花與殘苞，顯然影射樸公老朽的肉身。
而“一條條的發得十分蒼碧”的葉子，應該就是樸公用以創建民國的那種不屈不撓，貫徹始終的精神吧！ 《台北人》中之人物，我們大約可分為三類： 一、完全或幾乎完全活在“過去”的人。
《台北人》之主要角色，多半屬于這一型，明顯的如尹雪豔、賴鳴升、順恩嫂、樸公、盧先生、華夫人、“教主”、錢夫人、秦義方等人。
不明顯而以變型行态表征的，如《一把青》之朱青與《那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之王雄。
這兩人都“停滞”在他們的生活慘變（朱青之喪夫，王雄之被人截去打日本鬼）發生之前，于是朱青變得“愛吃‘童子雞’，專喜歡空軍裡的小夥子”；而王雄對麗兒之癡戀，卻是他不自覺中對過去那好吃懶做，長得白白胖胖的湖南“小妹子”之追尋。
白先勇冷靜刻畫這些不能或不肯面對現實的人之與現世脫節，并明示或暗示他們必将敗亡。
但他對這類型的人，給予最多的同情與悲憫。
二、保持對“過去”之記憶，卻能接受“現在”的人。
《台北人》角色中，能不完全放棄過去而接受現實的，有劉營長夫婦《歲除》、金大班，《一把青》之“師娘”，《花橋榮記》之老闆娘，《冬夜》這餘欽磊與吳國柱等。
他們也各有一段難忘的過去，但被現實所逼，而放棄大部分過去、大部分理想。
剩下的隻是偶然的回憶。
如此，負擔既減輕，他們乃有餘力挑起“現實”的擔子，雖然有時絆腳，至少還能慢步在現實世界中前行。
這些角色對于自己被迫舍棄“過去”之事實，自覺程度各有不同，像“師娘”，就沒有自覺之怅恨，但餘欽磊與吳柱國，卻對自己為了生存不得不采的态度，懷着一種說不出的無可奈何之惆怅。
這份無限的感傷，反映在《冬夜》之結語中： 台北的冬夜愈來愈深了，窗外的冷雨，卻仍舊綿綿不絕的下着。
白先勇對于這類型的人，也是深具同情之心的。
而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