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之對比反諷運用與小說氣氛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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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免被解聘，為升級，“隔兩年，我便擠出一本〔書〕來，如果不必出版著作，我是一本也不會寫了的”。
二十年的講課吹噓。
幾十萬字的學術著作。
“都是空話啊”！ 這一苦悶郁結，他深鎖内心一隅，不向人發抒，自己平時大概也無暇去想。
為了在現實中生存下去，他忙碌于自認為空虛無用的工作，“這些年，我都是在世界各地演講開會度過去的，看起來熱鬧得很”。
可是現在，坐在台北溫州街餘教授家咀，沉浸在舊日友情和往事回憶的溫暖中，這一郁結突然逐漸舒松争開。
我們注意到，二友談話過程中，吳柱國仿佛被一股力量驅使，非向餘教授“認罪自白”不可，非把自己的“面具”一層層剝開不可。
如此，在此短暫的時間内，吳柱國揭露了自己都不願面對的“自我”。
而這個揭開了面具的赤裸裸的吳柱國，和他平日呈現于世的面貌完全不同。
作者十分巧妙地用衣裝的解脫，來暗示“面具”的解脫。
我們記得吳柱國抵達松山機場時，穿黑呢大衣，戴銀絲邊眼鏡，手持煙鬥。
他一到餘宅。
先就脫下了大衣，而他悲痛說起五四運動被美國學生無情地“重新估價”之經驗，他“把煙鬥擱在茶幾上，卸下了他那副銀絲邊的眼鏡”。
除了衣服飾物的裝戴和解脫，吳柱國的整個神态儀表，給世人的印象和此刻揭露的“真我”之間，也成一個強烈對比。
在飛機場時他梳理得“雪亮”的一頭銀白頭發，進入餘教授家“都讓他揩得蓬松零亂起來”。
那份“恂恂儒雅”“從容不迫”的風度也消失不見，話說急時，他會迫促地“掙開餘教授的手”，聲音會變得“激動”“痛苦”，并“用手捏了一捏他那緊皺的眉心”。
衣飾和儀表的改變與對比，當然都是影射吳柱國在現實世界裡所表現的生活态度，和他隐諱在内心的精神狀态，之間的大差距。
五四時代，他滿腔熱血，敢做敢當，表裡如一。
為達理想，他耿直不屈，不求妥協。
可是如今，由于現實情勢的逼迫，現實生活的壓力，他把真正的自己掩藏起來，把“精神”榨擠一角，而和現世取得了妥協，從他的談話内容與口氣，我們很可以感覺到他現今這種妥協的生活态度。
回台後，他忙于參加應酬，就是一個例子。
以前他最“直”，現在變得甚“圓”；邵子奇請客，“我根本沒有下箸”，但大概因為他做官，是政府要人，他還是要赴約敷衍交際一下（餘教授則保留住某種憨直，還是“方”型人物，“不會講虛套”，因而和邵子奇斷絕了來往）。
告别的時候，吳柱國說次日一早還要到政治大學去演講。
作者用“政治”大學，而不用台大或師大，似亦存心傳達某種暗示。
不錯——盡管吳柱國内心藏着深切的悲痛，時間畢竟也改變了他，無可挽回地改變了他。
和餘欽磊的遭遇一樣，“現在”總征服“過去”，“現實”總征服“理想”。
在飛機場上他從容不迫應對記者的訪問——他必須撐住現在的臉面。
餘欽磊到底是屬于過去的人，他怎麼能不顧現在而奔向過去？所以，在歡迎的人群中看到餘欽磊，他也隻能悄悄在他耳邊說一句：“還是過兩天，我來看你吧。
”在餘教授的舊情溫暖中，他的内心郁結得以一弛，可是起身告辭時，他又已經回到了現實，說他後日便要飛西德參加一個漢學會議，“你不要來送我了”。
他不要餘教授去機場送行，當然也是關懷他跛足行走不便等等，可是顯然也因為他知道，在記者和政府要人擁圍中，他将無暇顧及這個舊日的老友。
吳柱國對五四運動時代老朋友所懷的愧怍心理，也十分值得注意，他深知中國人的問題，隻能靠中國人自己來解決（餘教授談到針灸治療時也說“中國人的毛病……洋法子未必奏效”），可是他自己卻“在國外做了幾十年的逃兵”。
于是他覺得對不起五四時代的理想，五四時代的朋友。
他說起陸沖在大陸跳樓自殺的事，感慨唏噓，即為一證。
在這次相聚談話之前，他一直以為餘欽磊和賈宜生二人堅持着過去的精神，不顧生活清苦而守住自己“崗位”。
他說： “你不知道，欽磊，我在國外，一想到你和賈宜生，就不禁覺得内愧。
生活那麼清苦，你們還能在國内守在教育的崗位上，教導我們自己的青年——”吳柱國說着，聲音都微微顫抖了…… 他明白自己早被現實擊倒，卻以為老朋友還抱持理想，他的慚愧心情可想而知。
談話過程中，餘欽磊每次提到他自己或賈宜生的窮困處境，吳柱國的回應和歎息總是“含糊”、“暧昧”的，這也暗示他内心的罪咎感。
然而，愧怍的心情，不論多麼令他難受，到底抵禦不住現實的逼求。
當他最後得悉餘欽磊因債務償還不清而打算出國，“吳柱國舉起手來，想說什麼，可是他的嘴唇動了一下，又默然了”，他想說又沒說的，是什麼？作者并沒說明。
但我們可以想像推測，在這一片刻，他差一點說出要替餘教授還債，使他能繼續“守住崗位”。
但他及時把話吞了下去，因為，他怎能不顧現實？再一年他就要退休了，退休以後的日子。
沒錢怎麼過得去？ 如此，恰似餘欽磊為自身現實需要而顧不得賈宜生，沒有出讓獎金，吳柱國在“情、理”正面沖突下，同樣選擇了“理”，犧牲了“情”。
以上，我們已詳細看到，時間和現實環境如何無情地改變了小說裡的兩個主角。
現在讓我們看看，作者又如何把五四時代和今日時代做為對比，以強調引發“不堪回首”的今昔感觸。
概括言之，作者視野中的五四時代，是浪漫的，單純的，熱情的，追求精神解放的。
今日時代，是理性的，機械化的，冷酷的，追求物欲滿足的。
作者當然自己不說，也沒讓小說人物說出這樣的話，卻藉由餘，吳二人所叙述的自身遭遇，有力呈現出來。
哈佛大學畢業生對五四運動的“重新估價”，就是一個好例子。
這個從未到過中國，從未親身體會過五四經驗的美國小夥子，單單憑着書本上記載的客觀曆史事實，分析歸納，振振有詞下結論道： 這批狂熱的中國知識青年，在一陣反傳統、打倒偶像的運動中，将在中國實行了二千多年的孔制徹底推翻。
這些青年，昧于中國國情，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迷信西方民主科學，造成了中國思想界空前的大混亂。
但是這批在父權中心社會成長的青年，既沒有獨立的思想體系，又沒有堅定的意志力，當孔制傳統一旦崩潰，他們頓時便失去了精神的依賴，于是彷徨、迷失，如同一群弑父的逆子——他們打倒了他們的精神之父孔子——背負着重大的罪孽，開始了他們精神上的自我放逐：有的投入極權懷抱，有的重新回頭擁抱他們早已殘破不堪的傳統，有的奔逃海外，做了明哲保身的隐士。
他們的運動瓦解了，變質了。
有些中國學者把“五四”比作中國的“文藝複興”，我認為，這隻能算是一個流産了的“文藝複興”。
他這個結論，若憑純理性觀點來說，或許每一句都是對的。
惟一的嚴重錯誤，便是他完全忽略了“精神”問題，認為天下萬事隻要用科學頭腦做理性分析，就能達獲真理，究得真情。
這其實也怪不得他，因為現今這個時代，就是這樣，精神已經泯沒，一切以物質為重。
論文題目《五四運動的重新估價》，“估價”二字，就有諷刺性的暗示含義。
仿佛世上一切都能估計标價來售購似的！ 物質壓倒精神的現象，不限于美國社會，在台灣也一樣。
浪漫時代早成過去。
餘欽磊也說：“就是把拜倫譯出來，恐怕現在也不會有多少人看了。
”現代人的“浪漫”觀念，不再是追求精神的解放，卻隻涉及肉體和色欲。
難怪餘教授的學生，得知拜倫跛足而不肯相信，考試回答“拜倫的浪漫精神”，在卷子上也隻寫得出一大堆拜倫情婦的名字。
當年發動“五四”那批學生，多是關心中國文化的知識青年，餘、吳等人所學，就都是文史和哲學思想方面的課程。
可是現在，念文科的隻剩些女學生，餘教授班上，“上學期，一個男生也沒
二十年的講課吹噓。
幾十萬字的學術著作。
“都是空話啊”！ 這一苦悶郁結，他深鎖内心一隅，不向人發抒，自己平時大概也無暇去想。
為了在現實中生存下去，他忙碌于自認為空虛無用的工作，“這些年，我都是在世界各地演講開會度過去的，看起來熱鬧得很”。
可是現在，坐在台北溫州街餘教授家咀，沉浸在舊日友情和往事回憶的溫暖中，這一郁結突然逐漸舒松争開。
我們注意到，二友談話過程中，吳柱國仿佛被一股力量驅使，非向餘教授“認罪自白”不可，非把自己的“面具”一層層剝開不可。
如此，在此短暫的時間内，吳柱國揭露了自己都不願面對的“自我”。
而這個揭開了面具的赤裸裸的吳柱國，和他平日呈現于世的面貌完全不同。
作者十分巧妙地用衣裝的解脫，來暗示“面具”的解脫。
我們記得吳柱國抵達松山機場時，穿黑呢大衣，戴銀絲邊眼鏡，手持煙鬥。
他一到餘宅。
先就脫下了大衣，而他悲痛說起五四運動被美國學生無情地“重新估價”之經驗，他“把煙鬥擱在茶幾上，卸下了他那副銀絲邊的眼鏡”。
除了衣服飾物的裝戴和解脫，吳柱國的整個神态儀表，給世人的印象和此刻揭露的“真我”之間，也成一個強烈對比。
在飛機場時他梳理得“雪亮”的一頭銀白頭發，進入餘教授家“都讓他揩得蓬松零亂起來”。
那份“恂恂儒雅”“從容不迫”的風度也消失不見，話說急時，他會迫促地“掙開餘教授的手”，聲音會變得“激動”“痛苦”，并“用手捏了一捏他那緊皺的眉心”。
衣飾和儀表的改變與對比，當然都是影射吳柱國在現實世界裡所表現的生活态度，和他隐諱在内心的精神狀态，之間的大差距。
五四時代，他滿腔熱血，敢做敢當，表裡如一。
為達理想，他耿直不屈，不求妥協。
可是如今，由于現實情勢的逼迫，現實生活的壓力，他把真正的自己掩藏起來，把“精神”榨擠一角，而和現世取得了妥協，從他的談話内容與口氣，我們很可以感覺到他現今這種妥協的生活态度。
回台後，他忙于參加應酬，就是一個例子。
以前他最“直”，現在變得甚“圓”；邵子奇請客，“我根本沒有下箸”，但大概因為他做官，是政府要人，他還是要赴約敷衍交際一下（餘教授則保留住某種憨直，還是“方”型人物，“不會講虛套”，因而和邵子奇斷絕了來往）。
告别的時候，吳柱國說次日一早還要到政治大學去演講。
作者用“政治”大學，而不用台大或師大，似亦存心傳達某種暗示。
不錯——盡管吳柱國内心藏着深切的悲痛，時間畢竟也改變了他，無可挽回地改變了他。
和餘欽磊的遭遇一樣，“現在”總征服“過去”，“現實”總征服“理想”。
在飛機場上他從容不迫應對記者的訪問——他必須撐住現在的臉面。
餘欽磊到底是屬于過去的人，他怎麼能不顧現在而奔向過去？所以，在歡迎的人群中看到餘欽磊，他也隻能悄悄在他耳邊說一句：“還是過兩天，我來看你吧。
”在餘教授的舊情溫暖中，他的内心郁結得以一弛，可是起身告辭時，他又已經回到了現實，說他後日便要飛西德參加一個漢學會議，“你不要來送我了”。
他不要餘教授去機場送行，當然也是關懷他跛足行走不便等等，可是顯然也因為他知道，在記者和政府要人擁圍中，他将無暇顧及這個舊日的老友。
吳柱國對五四運動時代老朋友所懷的愧怍心理，也十分值得注意，他深知中國人的問題，隻能靠中國人自己來解決（餘教授談到針灸治療時也說“中國人的毛病……洋法子未必奏效”），可是他自己卻“在國外做了幾十年的逃兵”。
于是他覺得對不起五四時代的理想，五四時代的朋友。
他說起陸沖在大陸跳樓自殺的事，感慨唏噓，即為一證。
在這次相聚談話之前，他一直以為餘欽磊和賈宜生二人堅持着過去的精神，不顧生活清苦而守住自己“崗位”。
他說： “你不知道，欽磊，我在國外，一想到你和賈宜生，就不禁覺得内愧。
生活那麼清苦，你們還能在國内守在教育的崗位上，教導我們自己的青年——”吳柱國說着，聲音都微微顫抖了…… 他明白自己早被現實擊倒，卻以為老朋友還抱持理想，他的慚愧心情可想而知。
談話過程中，餘欽磊每次提到他自己或賈宜生的窮困處境，吳柱國的回應和歎息總是“含糊”、“暧昧”的，這也暗示他内心的罪咎感。
然而，愧怍的心情，不論多麼令他難受，到底抵禦不住現實的逼求。
當他最後得悉餘欽磊因債務償還不清而打算出國，“吳柱國舉起手來，想說什麼，可是他的嘴唇動了一下，又默然了”，他想說又沒說的，是什麼？作者并沒說明。
但我們可以想像推測，在這一片刻，他差一點說出要替餘教授還債，使他能繼續“守住崗位”。
但他及時把話吞了下去，因為，他怎能不顧現實？再一年他就要退休了，退休以後的日子。
沒錢怎麼過得去？ 如此，恰似餘欽磊為自身現實需要而顧不得賈宜生，沒有出讓獎金，吳柱國在“情、理”正面沖突下，同樣選擇了“理”，犧牲了“情”。
以上，我們已詳細看到，時間和現實環境如何無情地改變了小說裡的兩個主角。
現在讓我們看看，作者又如何把五四時代和今日時代做為對比，以強調引發“不堪回首”的今昔感觸。
概括言之，作者視野中的五四時代，是浪漫的，單純的，熱情的，追求精神解放的。
今日時代，是理性的，機械化的，冷酷的，追求物欲滿足的。
作者當然自己不說，也沒讓小說人物說出這樣的話，卻藉由餘，吳二人所叙述的自身遭遇，有力呈現出來。
哈佛大學畢業生對五四運動的“重新估價”，就是一個好例子。
這個從未到過中國，從未親身體會過五四經驗的美國小夥子，單單憑着書本上記載的客觀曆史事實，分析歸納，振振有詞下結論道： 這批狂熱的中國知識青年，在一陣反傳統、打倒偶像的運動中，将在中國實行了二千多年的孔制徹底推翻。
這些青年，昧于中國國情，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迷信西方民主科學，造成了中國思想界空前的大混亂。
但是這批在父權中心社會成長的青年，既沒有獨立的思想體系，又沒有堅定的意志力，當孔制傳統一旦崩潰，他們頓時便失去了精神的依賴，于是彷徨、迷失，如同一群弑父的逆子——他們打倒了他們的精神之父孔子——背負着重大的罪孽，開始了他們精神上的自我放逐：有的投入極權懷抱，有的重新回頭擁抱他們早已殘破不堪的傳統，有的奔逃海外，做了明哲保身的隐士。
他們的運動瓦解了，變質了。
有些中國學者把“五四”比作中國的“文藝複興”，我認為，這隻能算是一個流産了的“文藝複興”。
他這個結論，若憑純理性觀點來說，或許每一句都是對的。
惟一的嚴重錯誤，便是他完全忽略了“精神”問題，認為天下萬事隻要用科學頭腦做理性分析，就能達獲真理，究得真情。
這其實也怪不得他，因為現今這個時代，就是這樣，精神已經泯沒，一切以物質為重。
論文題目《五四運動的重新估價》，“估價”二字，就有諷刺性的暗示含義。
仿佛世上一切都能估計标價來售購似的！ 物質壓倒精神的現象，不限于美國社會，在台灣也一樣。
浪漫時代早成過去。
餘欽磊也說：“就是把拜倫譯出來，恐怕現在也不會有多少人看了。
”現代人的“浪漫”觀念，不再是追求精神的解放，卻隻涉及肉體和色欲。
難怪餘教授的學生，得知拜倫跛足而不肯相信，考試回答“拜倫的浪漫精神”，在卷子上也隻寫得出一大堆拜倫情婦的名字。
當年發動“五四”那批學生，多是關心中國文化的知識青年，餘、吳等人所學，就都是文史和哲學思想方面的課程。
可是現在，念文科的隻剩些女學生，餘教授班上，“上學期，一個男生也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