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的小說世界——《台北人》之主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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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筆觸傳達出發自他本人内心之無限感慨：要在我們現今世界活下去，我們最大的奢侈，大概也隻是對“過去”的偶然回顧吧！
三、沒有“過去”，或完全斬斷“過去”的人。
《台北人》中的這型人物，又可分二類，其一是年輕的一輩，也就是出生在台灣，或幼年時就來到台灣，而沒有真正接觸過或認識過中國大陸的外省青年男女。
他們是沒有“根”，沒有“過去”的中國人。
例如《冬夜》中的俊彥，《歲除》中的骊珠和俞欣，即屬于此類，他們因為沒能親眼看到國家之興衰，未曾親身體驗聯帶之個人悲歡，對于前一輩人的感觸與行為，他們或漠然，或不解，或缺乏同情，永遠隔一段不可越逾的距離。
另一類是“斬斷過去”的人。
例如《冬夜》中的邵子奇，《秋思》中之萬呂如珠，《梁父吟》之王家骥，就屬此類。
他們之斬斷過去，不是像朱青《一把青》那樣，由于“回顧”過于痛苦（朱青其實沒能真正斬斷），卻是因為他們的“理性”（rationality），促使他們全面接受現實，并為了加速腳步，趕上時代，毫不顧惜完全丢棄了“傳統之包袱”。
惟獨對于這種為了“今”而完全抛棄“昔”的人，白先勇有那麼一點兒責備的味道。
但是責備之中，又混雜着了解，好像不得不承認他們有道理：“當然，當然，分析起來，還是你對。
”也可以說，白先勇的“頭腦”贊成他們的作風。
但他的“心”，卻顯然與抱住“過去”的衆生同在。
讓我們比較一下《台北人》中兩個都是從外國回來的中年人：《梁父吟》之王家骥，和《思舊賦》之李家少爺，前者顯然是個很有理性，完全洋化，抛棄了中國傳統的人。
他的父親王盂養（革命元老）去世，他從美國回來辦喪事，卻對中國人的人情禮俗非常不耐煩，也不了解，把治喪委員會的人和他商量的事情，“一件件都給駁了回來”。
王家骥舍棄了傳統，失去了中國人的精神，但在現實世界中，他卻能成功，跟上時代潮流，不被淘汰。
李家少爺卻正相反：他也是中國舊式貴族家庭出身，父親當年也是轟轟烈烈的大将軍。
他出國後，顯然因為突然離了“根”，不能适應外界環境，終于變成了一個白癡，我們不清楚他在國外，是否遇到什麼特别事故，引發導緻他的精神崩潰。
但我們卻知，他之退縮到癡癫世界，根本原因還是他不能接受現實，隻肯回顧，不能前瞻。
一個作家，無論怎樣客觀地寫小說，他對自己筆下人物所懷的态度（同情或不同情，喜歡或不喜歡），卻都從他作品之“語氣”（tone）洩露出來。
我們讀《思舊賦》，可從其“語氣”感覺出白先勇對李少爺懷着無限憐惜之情。
這使我聯想起美國文豪威廉·福克納（WilliamFaulkner）。
在其巨作《聲音與憤怒（TheSoundandtheFury）中，他對坎普生家庭（TheCompsons）的那個白癡男子賓居（Benjy），也寄予同樣深厚的憐憫。
事實上，雖然白先勇和福克納的作品，有很多不同處（譬如作品之“語氣”，白先勇冷靜，福克納激昂），我卻覺得此二作家有幾點相似：一、他們都偏愛喜回顧，有“清”，但逃避現實的失敗者，在《聲音與憤怒》中，福克納憐愛賓居，也憐惜蔑視肉體“貞操”的凱蒂（Caddv），更悲憫與死神戀愛，對妹妹懷着某種亂倫感情而最後自殺的寬丁（Quentin）。
但他對坎普生家庭的兄弟姐妹中，惟一神經正常，有理性，抱現實主義的傑生（Jason），不但不同情，而且極端鄙視（白先勇對王家骥，倒無鄙視之意）。
二、他們都采用癡狂、堕落、死亡等現象，影射一個上流社會大家庭之崩潰，更進而影射一個文化之逐漸解體。
福克納所影射的，是美國南北戰争之後衰微下去的“南方文化”（SouthernCulture）。
這“南方文化”之精神，頗有點像中國舊社會文化：農業的，尊重傳統與榮譽的，講究人情的，紳士派頭的。
福克納對這被時代潮流所卷沒的舊文化舊秩序，也滿懷惦緬與鄉愁。
所不同的，美國南方文化，不過一二百年的曆史。
而白先勇所背負的，卻是個五千年的重荷！ 靈肉之争 靈肉之争，其實也就是今昔之争，因為在《台北人》世界中，“靈”與“昔”互相印證，“肉”與“今”互相認同。
靈是愛情，理想，精神。
肉是性欲，現實，肉體。
而在白先勇的小說世界中，靈與肉之間的張力與扯力，極端強烈，兩方彼此撕鬥，全然沒有妥協的餘地。
《花橋榮記》之盧先生，來台多年，卻緊抱“過去”，一心一意要和他少年時期在桂林戀愛過而留居大陸的“靈透靈透”的羅家姑娘成親。
這一理想是他生命的全部意義，有了它，他不在乎也看不見現實生活的艱辛痛苦，因為他的“靈”把他的“肉”踩壓控制着，然而，當現實之重棒擊碎了理想，使他再也沒有寸步餘地攀住他那夢幻，“靈”立刻敗亡，“肉”立刻大勝，于是他搞上一個大奶大臀唯肉無靈的洗衣婦阿春，整日耽溺于性欲之發洩：既失去“過去”，就絕望地想抓住“現在”。
但當他連醜陋的“現在”也抓不住時（阿春在盧先生房裡偷人，他回去捉好，反被阿春“連撕帶扯”咬掉大半個耳朵），他馬上整個崩潰，而死于“心髒麻痹”。
他之死，他之“心髒麻痹”，可以說是他的靈肉沖突引緻的悲劇。
《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之王雄，和盧先生的故事旨意，基本上很相似。
王雄是個男傭，顯然沒受過什麼教育，對于自己的行為與感情，完全沒有了解力，反省力，但我們可從白先勇幾句輕描淡寫的對話叙述中，窺知這男主角對麗兒如此癡戀的原因：他要在麗兒身上捕捉“過去”。
麗兒之影像，與他少年時代湖南鄉下定了親的“小妹仔”，合而為一，他今日對麗兒之迷戀，其實正是他對“過去”的迷戀。
如此，在他不自覺中，“過去”之魅影統攝着他——“靈”的勝利。
這期間，“肉”也起來反抗，企圖将王雄拉往相反方向：那“肥壯”“肉顫顫”的下女喜妹，就是王雄體内的“肉”之象征，但“靈”的力量太強，擠壓“肉”于一角，“肉”完全擡不起頭，卻想伺機報複，這種靈與肉的對峙對敵，白先勇在幾句叙述中點出： 舅媽說，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沖，王雄一來便和她成了死對頭，王雄每次一看見她就避得遠遠的，但是喜妹偏偏卻又喜歡去撩撥他，每逢她逗得他紅頭赤臉的當兒，她就大樂起來。
然而時間不能永駐，麗兒必須長
《台北人》中的這型人物，又可分二類，其一是年輕的一輩，也就是出生在台灣，或幼年時就來到台灣，而沒有真正接觸過或認識過中國大陸的外省青年男女。
他們是沒有“根”，沒有“過去”的中國人。
例如《冬夜》中的俊彥，《歲除》中的骊珠和俞欣，即屬于此類，他們因為沒能親眼看到國家之興衰，未曾親身體驗聯帶之個人悲歡，對于前一輩人的感觸與行為，他們或漠然，或不解，或缺乏同情，永遠隔一段不可越逾的距離。
另一類是“斬斷過去”的人。
例如《冬夜》中的邵子奇，《秋思》中之萬呂如珠，《梁父吟》之王家骥，就屬此類。
他們之斬斷過去，不是像朱青《一把青》那樣，由于“回顧”過于痛苦（朱青其實沒能真正斬斷），卻是因為他們的“理性”（rationality），促使他們全面接受現實，并為了加速腳步，趕上時代，毫不顧惜完全丢棄了“傳統之包袱”。
惟獨對于這種為了“今”而完全抛棄“昔”的人，白先勇有那麼一點兒責備的味道。
但是責備之中，又混雜着了解，好像不得不承認他們有道理：“當然，當然，分析起來，還是你對。
”也可以說，白先勇的“頭腦”贊成他們的作風。
但他的“心”，卻顯然與抱住“過去”的衆生同在。
讓我們比較一下《台北人》中兩個都是從外國回來的中年人：《梁父吟》之王家骥，和《思舊賦》之李家少爺，前者顯然是個很有理性，完全洋化，抛棄了中國傳統的人。
他的父親王盂養（革命元老）去世，他從美國回來辦喪事，卻對中國人的人情禮俗非常不耐煩，也不了解，把治喪委員會的人和他商量的事情，“一件件都給駁了回來”。
王家骥舍棄了傳統，失去了中國人的精神，但在現實世界中，他卻能成功，跟上時代潮流，不被淘汰。
李家少爺卻正相反：他也是中國舊式貴族家庭出身，父親當年也是轟轟烈烈的大将軍。
他出國後，顯然因為突然離了“根”，不能适應外界環境，終于變成了一個白癡，我們不清楚他在國外，是否遇到什麼特别事故，引發導緻他的精神崩潰。
但我們卻知，他之退縮到癡癫世界，根本原因還是他不能接受現實，隻肯回顧，不能前瞻。
一個作家，無論怎樣客觀地寫小說，他對自己筆下人物所懷的态度（同情或不同情，喜歡或不喜歡），卻都從他作品之“語氣”（tone）洩露出來。
我們讀《思舊賦》，可從其“語氣”感覺出白先勇對李少爺懷着無限憐惜之情。
這使我聯想起美國文豪威廉·福克納（WilliamFaulkner）。
在其巨作《聲音與憤怒（TheSoundandtheFury）中，他對坎普生家庭（TheCompsons）的那個白癡男子賓居（Benjy），也寄予同樣深厚的憐憫。
事實上，雖然白先勇和福克納的作品，有很多不同處（譬如作品之“語氣”，白先勇冷靜，福克納激昂），我卻覺得此二作家有幾點相似：一、他們都偏愛喜回顧，有“清”，但逃避現實的失敗者，在《聲音與憤怒》中，福克納憐愛賓居，也憐惜蔑視肉體“貞操”的凱蒂（Caddv），更悲憫與死神戀愛，對妹妹懷着某種亂倫感情而最後自殺的寬丁（Quentin）。
但他對坎普生家庭的兄弟姐妹中，惟一神經正常，有理性，抱現實主義的傑生（Jason），不但不同情，而且極端鄙視（白先勇對王家骥，倒無鄙視之意）。
二、他們都采用癡狂、堕落、死亡等現象，影射一個上流社會大家庭之崩潰，更進而影射一個文化之逐漸解體。
福克納所影射的，是美國南北戰争之後衰微下去的“南方文化”（SouthernCulture）。
這“南方文化”之精神，頗有點像中國舊社會文化：農業的，尊重傳統與榮譽的，講究人情的，紳士派頭的。
福克納對這被時代潮流所卷沒的舊文化舊秩序，也滿懷惦緬與鄉愁。
所不同的，美國南方文化，不過一二百年的曆史。
而白先勇所背負的，卻是個五千年的重荷！ 靈肉之争 靈肉之争，其實也就是今昔之争，因為在《台北人》世界中，“靈”與“昔”互相印證，“肉”與“今”互相認同。
靈是愛情，理想，精神。
肉是性欲，現實，肉體。
而在白先勇的小說世界中，靈與肉之間的張力與扯力，極端強烈，兩方彼此撕鬥，全然沒有妥協的餘地。
《花橋榮記》之盧先生，來台多年，卻緊抱“過去”，一心一意要和他少年時期在桂林戀愛過而留居大陸的“靈透靈透”的羅家姑娘成親。
這一理想是他生命的全部意義，有了它，他不在乎也看不見現實生活的艱辛痛苦，因為他的“靈”把他的“肉”踩壓控制着，然而，當現實之重棒擊碎了理想，使他再也沒有寸步餘地攀住他那夢幻，“靈”立刻敗亡，“肉”立刻大勝，于是他搞上一個大奶大臀唯肉無靈的洗衣婦阿春，整日耽溺于性欲之發洩：既失去“過去”，就絕望地想抓住“現在”。
但當他連醜陋的“現在”也抓不住時（阿春在盧先生房裡偷人，他回去捉好，反被阿春“連撕帶扯”咬掉大半個耳朵），他馬上整個崩潰，而死于“心髒麻痹”。
他之死，他之“心髒麻痹”，可以說是他的靈肉沖突引緻的悲劇。
《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之王雄，和盧先生的故事旨意，基本上很相似。
王雄是個男傭，顯然沒受過什麼教育，對于自己的行為與感情，完全沒有了解力，反省力，但我們可從白先勇幾句輕描淡寫的對話叙述中，窺知這男主角對麗兒如此癡戀的原因：他要在麗兒身上捕捉“過去”。
麗兒之影像，與他少年時代湖南鄉下定了親的“小妹仔”，合而為一，他今日對麗兒之迷戀，其實正是他對“過去”的迷戀。
如此，在他不自覺中，“過去”之魅影統攝着他——“靈”的勝利。
這期間，“肉”也起來反抗，企圖将王雄拉往相反方向：那“肥壯”“肉顫顫”的下女喜妹，就是王雄體内的“肉”之象征，但“靈”的力量太強，擠壓“肉”于一角，“肉”完全擡不起頭，卻想伺機報複，這種靈與肉的對峙對敵，白先勇在幾句叙述中點出： 舅媽說，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沖，王雄一來便和她成了死對頭，王雄每次一看見她就避得遠遠的，但是喜妹偏偏卻又喜歡去撩撥他，每逢她逗得他紅頭赤臉的當兒，她就大樂起來。
然而時間不能永駐，麗兒必須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