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之對比反諷運用與小說氣氛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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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吃着你炖的雞呢。
”金大班應聲戲答：“我還沒宰你這頭小童子雞，哪裡來的雞炖給他吃？”就是在《遊園驚夢》那麼一篇雅緻作品裡，我們也能找到類似的暗示。
程參謀向錢夫人敬酒，一連喝下三杯，臉上頓現酒暈，“額頭發出了亮光，鼻尖上也冒出幾顆汗珠子來”。
這臉神描寫，和當年鄭彥青與她肉體交歡時的臉神描寫，頗為相近，所以作者雖未點明，我們卻可想像，錢夫人這時，至少在潛意識裡，閃過一絲對于過去那次性交的記憶。
而就在同一個時候，“程參謀替錢夫人拈了一隻貴妃雞的肉翅，自己也挾了一個雞頭來過酒”。
如此，餘教授的太太，要打牌赢錢“買隻雞來炖給你吃”，就不單表示她關心丈夫肉身的健康，亦暗示她心裡明白餘教授需要她肉體所能給予他的性欲滿足。
盡管餘教授滿心懷念雅馨，那“随風飄去”的“淩波仙子”，他的肉體卻必須活下去，在現實中活下去。
他不得不吃，不得不睡，而在吃飯睡覺與照顧肉體生命的忙碌中，靈性的光輝逐漸黯淡，往日的理想逐漸消亡。
不錯——“現在”總戰勝“過去”，“現實”總戰勝，“理想”，正如餘教授每次想阻止太太打牌，“他太大總是赢的”。
人，若要長保靈性，惟一的方法，恐怕就是擺脫肉體，像雅馨那樣早日“随風飄去”。
雅馨就是因為早死，才能在餘教授心目中成為“靈”的永恒象征，她仿佛毫無肉性，所以，當然，二十年前在北平替吳柱國餞行，她做的是“挂爐鴨”，而不是炖雞之類。
餘教授的理想被現實擊敗的一大證據，便是他停止翻譯《拜倫詩集》。
從二友談話中，我們得知餘欽磊早年立志譯完拜倫詩集，吳柱國原以為他早已譯畢，問起在台灣是否暢銷，才知并未譯完，“這七八年，我沒譯過一個字”。
餘教授不但停止譯作，教書也不再熱心，不似吳柱國想像那樣“守住崗位”。
卻一心設法争取外國贈送的研究獎金出國。
他想出國，完全是被現實生活需要所逼，因為他送大兒子留學，借過一大筆債，無法還清，便打算出國積留些錢，償清債務。
五年前，他好不容易争得哈佛大學一個福特獎金，卻在赴美的前幾天被一輛機器腳踏車撞斷了腿，不得不住院治療。
他明明知道生活窮困異常的賈宜生，也申請了這項獎金，如果自己宣布放棄，賈宜生可能就會得到，可是他一直攀住不肯放棄，在醫院一躺五個月，哈佛就取消了這項獎金，餘教授對賈宜生的深厚友誼，是不容置疑的，這從他談及他時的感傷語氣，為他到處奔走籌治喪費與撫恤金的事實，替他整理校對未完成的《中國思想史》之苦心，都可以看出來。
可是，顯然，當友情與自身現實的迫切需要起了正面沖突時，被犧牲的總是友情。
現實，終是勝利的一方。
吳柱國告辭，餘教授陪他走出巷口。
正當吳柱國要踏入計程車，兩人握别的時候，餘教授突然聲音微顫道： “柱國，有一件事，我一直不好意思向你開口——” “嗯？” “你可不可以替我推薦一下，美國有什麼大學要請人教書，我還是想出去教一兩年。
” “可是——恐怕他們不會請中國人教英國文學哩。
” “當然，當然，”餘教授咳了一下，幹笑道，“我不會到美國去教拜倫了——我是說有學校需要人教教中文什麼的。
” “哦——”吳柱國遲疑了一下，說道，“好的，我替你去試試吧。
” 以上這幾句對白，是小說最後的一個高xdx潮，呈示并強調出現實的全面勝利，理想的全然敗潰。
餘教授要去美國，要停止教拜倫，即意味了在現實生活逼迫下，終于完全擱下了一生的理想。
他不再教浪漫文學，也暗示他那一度光輝燦爛的浪漫精神之熄滅。
如果吳柱國還對餘教授抱着一絲幻想，臨别時的這幾句話，把他最後這絲幻想也奪走了。
可是有一點，我們卻也不能忽略。
餘欽磊被現實所逼，打算出國，隻要去“一兩年”，并沒有要移民到美國永居的意思。
這表示他還要回到自己的家，自己的國，自己的“崗位”。
所以，我們不宜說他“放棄”了理想，“屈服”于現實；隻能說他“擱下”了理想，“接受”了現實。
可歎的是，他可能沒想到，現實的壓力并不是暫時的，而是愈積愈重。
他也許以為“暫時”擱下理想，可是如此一擱，重新拾起的希望就愈來愈渺茫了。
現在讓我們轉過來，看看吳柱國和他的處境。
吳柱國是《冬夜》小說的第二主角，作者對他的處理，份量不及餘教授，可是從作者對他那麼一點的客觀描繪裡，特别從吳柱國本人的談話内容和語氣裡，我們同樣活生生的看到他，并感染到他内心深處的困苦。
基本上，他的故事和餘欽磊相似——都是現實戰勝理想的無可奈何的悲哀故事。
在小說開頭描述部分，作者藉由餘教授的回想，描寫吳柱國這次回國抵達松山機場時之外貌與風度： ……那天吳柱國穿着一件黑呢大衣，戴着一副銀絲邊的眼鏡，一頭頭發白得雪亮了；他手上持着煙鬥，從容不迫，應對那些記者的訪問。
他那份恂恂儒雅，那份令人肅然起敬的學者風範，好像随着歲月，變得愈更醇厚了一般。
這樣的描繪，制造一種印象，使人覺得時間和吳柱國，并非“逆行”，而是“順行”。
使人覺得歲月并沒有能改變他。
可是實際上如何？ 他的改變，不如餘教授的改變那樣明顯。
一大原因即他并非首要主角，作者沒把他年輕時候的面貌長相，呈現介紹給讀者，因而在外形上，我們無法比較他的今昔（不像餘教授，有秃頭與濃發等之今昔對比）。
作者對吳柱國的興趣，和要表現的重點，是他心情上和生活态度上，由于現實情勢的逼迫而造成的轉變。
吳柱國是在一九四八年出國留學的。
他本拟次年返國，卻因大陸易幟而留居美國，轉眼二十年，這些年内，他在美國大學教中國曆史，寫過幾本關于唐代政治曆史的書，成為國際有名的東方曆史權威。
客觀說來，這樣的成就，确實是很不錯的了。
他應該可以自豪，至少，他在國際間宣揚了一點中國文化！在松山機場上他表現的那種“學者風範”，和他在學術上的成就是十分相配的，可是，在二老友深入談話過程中，我們窺知這位“從容不迫”“恂恂儒雅”的學者，内心卻迫壓着深沉的痛苦、愧作，和空虛的感覺。
從小說對白，我們得知五四運動時，北大青年打入趙家樓，下監獄那群學生當中，領頭打駐日公使章宗祥的，便是吳柱國。
他又扛大旗領隊遊行，跟警察打架，足見當年他是一個熱血奔騰，志氣高昂，不肯妥協的愛國青年。
他的愛國情操，深植于他心中，盡管久居國外，久未接觸祖國土地，在他那國際學者的形貌下，卻一直珍留着中國靈魂。
抵達餘教授家的時候，他脫下大衣，“裡面卻穿着一件中國絲棉短襖”，就是作者的一個暗示。
他留在美國教書，成為權威教授。
從表面上看來，也就是從他實際活動表現評論起來，他都十分成功地适應了新環境。
可是他心底深處，卻埋藏着一份不肯說出口的隐痛。
所以，他在國外大學教課，“大多止于唐宋，民國史我是從來不開的”，“我們過去的光榮，到底容易講些”。
當年他是五四運動的領導者，五四是他的光榮，五四精神沒人能比他更了解。
但當哈佛大學一個剛畢業的美國學生，在東方曆史學會宣讀論文，用純理性觀點把五四運動批評得體無完膚，他卻一句辯駁話也不說，默默離開了會場。
最深痛的悲哀是說不出口的。
要說出口而受得了，就得扭曲一下，例如當笑話來講。
在美國任教二十年，吳柱國隻一次向學生提到五四運動，那是因為看到美國學生鬧學潮而引起的話題，“也不過是逗着他們玩玩，當笑話講罷了”。
吳柱國内心的空虛無用之感，如此之沉重，把他靈魂壓得麻痹了。
于是他任由自己像個機器人似的活在現實世界，習慣地向外國學生吹噓李唐王朝的強盛，并
”金大班應聲戲答：“我還沒宰你這頭小童子雞，哪裡來的雞炖給他吃？”就是在《遊園驚夢》那麼一篇雅緻作品裡，我們也能找到類似的暗示。
程參謀向錢夫人敬酒，一連喝下三杯，臉上頓現酒暈，“額頭發出了亮光，鼻尖上也冒出幾顆汗珠子來”。
這臉神描寫，和當年鄭彥青與她肉體交歡時的臉神描寫，頗為相近，所以作者雖未點明，我們卻可想像，錢夫人這時，至少在潛意識裡，閃過一絲對于過去那次性交的記憶。
而就在同一個時候，“程參謀替錢夫人拈了一隻貴妃雞的肉翅，自己也挾了一個雞頭來過酒”。
如此，餘教授的太太，要打牌赢錢“買隻雞來炖給你吃”，就不單表示她關心丈夫肉身的健康，亦暗示她心裡明白餘教授需要她肉體所能給予他的性欲滿足。
盡管餘教授滿心懷念雅馨，那“随風飄去”的“淩波仙子”，他的肉體卻必須活下去，在現實中活下去。
他不得不吃，不得不睡，而在吃飯睡覺與照顧肉體生命的忙碌中，靈性的光輝逐漸黯淡，往日的理想逐漸消亡。
不錯——“現在”總戰勝“過去”，“現實”總戰勝，“理想”，正如餘教授每次想阻止太太打牌，“他太大總是赢的”。
人，若要長保靈性，惟一的方法，恐怕就是擺脫肉體，像雅馨那樣早日“随風飄去”。
雅馨就是因為早死，才能在餘教授心目中成為“靈”的永恒象征，她仿佛毫無肉性，所以，當然，二十年前在北平替吳柱國餞行，她做的是“挂爐鴨”，而不是炖雞之類。
餘教授的理想被現實擊敗的一大證據，便是他停止翻譯《拜倫詩集》。
從二友談話中，我們得知餘欽磊早年立志譯完拜倫詩集，吳柱國原以為他早已譯畢，問起在台灣是否暢銷，才知并未譯完，“這七八年，我沒譯過一個字”。
餘教授不但停止譯作，教書也不再熱心，不似吳柱國想像那樣“守住崗位”。
卻一心設法争取外國贈送的研究獎金出國。
他想出國，完全是被現實生活需要所逼，因為他送大兒子留學，借過一大筆債，無法還清，便打算出國積留些錢，償清債務。
五年前，他好不容易争得哈佛大學一個福特獎金，卻在赴美的前幾天被一輛機器腳踏車撞斷了腿，不得不住院治療。
他明明知道生活窮困異常的賈宜生，也申請了這項獎金，如果自己宣布放棄，賈宜生可能就會得到，可是他一直攀住不肯放棄，在醫院一躺五個月，哈佛就取消了這項獎金，餘教授對賈宜生的深厚友誼，是不容置疑的，這從他談及他時的感傷語氣，為他到處奔走籌治喪費與撫恤金的事實，替他整理校對未完成的《中國思想史》之苦心，都可以看出來。
可是，顯然，當友情與自身現實的迫切需要起了正面沖突時，被犧牲的總是友情。
現實，終是勝利的一方。
吳柱國告辭，餘教授陪他走出巷口。
正當吳柱國要踏入計程車，兩人握别的時候，餘教授突然聲音微顫道： “柱國，有一件事，我一直不好意思向你開口——” “嗯？” “你可不可以替我推薦一下，美國有什麼大學要請人教書，我還是想出去教一兩年。
” “可是——恐怕他們不會請中國人教英國文學哩。
” “當然，當然，”餘教授咳了一下，幹笑道，“我不會到美國去教拜倫了——我是說有學校需要人教教中文什麼的。
” “哦——”吳柱國遲疑了一下，說道，“好的，我替你去試試吧。
” 以上這幾句對白，是小說最後的一個高xdx潮，呈示并強調出現實的全面勝利，理想的全然敗潰。
餘教授要去美國，要停止教拜倫，即意味了在現實生活逼迫下，終于完全擱下了一生的理想。
他不再教浪漫文學，也暗示他那一度光輝燦爛的浪漫精神之熄滅。
如果吳柱國還對餘教授抱着一絲幻想，臨别時的這幾句話，把他最後這絲幻想也奪走了。
可是有一點，我們卻也不能忽略。
餘欽磊被現實所逼，打算出國，隻要去“一兩年”，并沒有要移民到美國永居的意思。
這表示他還要回到自己的家，自己的國，自己的“崗位”。
所以，我們不宜說他“放棄”了理想，“屈服”于現實；隻能說他“擱下”了理想，“接受”了現實。
可歎的是，他可能沒想到，現實的壓力并不是暫時的，而是愈積愈重。
他也許以為“暫時”擱下理想，可是如此一擱，重新拾起的希望就愈來愈渺茫了。
現在讓我們轉過來，看看吳柱國和他的處境。
吳柱國是《冬夜》小說的第二主角，作者對他的處理，份量不及餘教授，可是從作者對他那麼一點的客觀描繪裡，特别從吳柱國本人的談話内容和語氣裡，我們同樣活生生的看到他，并感染到他内心深處的困苦。
基本上，他的故事和餘欽磊相似——都是現實戰勝理想的無可奈何的悲哀故事。
在小說開頭描述部分，作者藉由餘教授的回想，描寫吳柱國這次回國抵達松山機場時之外貌與風度： ……那天吳柱國穿着一件黑呢大衣，戴着一副銀絲邊的眼鏡，一頭頭發白得雪亮了；他手上持着煙鬥，從容不迫，應對那些記者的訪問。
他那份恂恂儒雅，那份令人肅然起敬的學者風範，好像随着歲月，變得愈更醇厚了一般。
這樣的描繪，制造一種印象，使人覺得時間和吳柱國，并非“逆行”，而是“順行”。
使人覺得歲月并沒有能改變他。
可是實際上如何？ 他的改變，不如餘教授的改變那樣明顯。
一大原因即他并非首要主角，作者沒把他年輕時候的面貌長相，呈現介紹給讀者，因而在外形上，我們無法比較他的今昔（不像餘教授，有秃頭與濃發等之今昔對比）。
作者對吳柱國的興趣，和要表現的重點，是他心情上和生活态度上，由于現實情勢的逼迫而造成的轉變。
吳柱國是在一九四八年出國留學的。
他本拟次年返國，卻因大陸易幟而留居美國，轉眼二十年，這些年内，他在美國大學教中國曆史，寫過幾本關于唐代政治曆史的書，成為國際有名的東方曆史權威。
客觀說來，這樣的成就，确實是很不錯的了。
他應該可以自豪，至少，他在國際間宣揚了一點中國文化！在松山機場上他表現的那種“學者風範”，和他在學術上的成就是十分相配的，可是，在二老友深入談話過程中，我們窺知這位“從容不迫”“恂恂儒雅”的學者，内心卻迫壓着深沉的痛苦、愧作，和空虛的感覺。
從小說對白，我們得知五四運動時，北大青年打入趙家樓，下監獄那群學生當中，領頭打駐日公使章宗祥的，便是吳柱國。
他又扛大旗領隊遊行，跟警察打架，足見當年他是一個熱血奔騰，志氣高昂，不肯妥協的愛國青年。
他的愛國情操，深植于他心中，盡管久居國外，久未接觸祖國土地，在他那國際學者的形貌下，卻一直珍留着中國靈魂。
抵達餘教授家的時候，他脫下大衣，“裡面卻穿着一件中國絲棉短襖”，就是作者的一個暗示。
他留在美國教書，成為權威教授。
從表面上看來，也就是從他實際活動表現評論起來，他都十分成功地适應了新環境。
可是他心底深處，卻埋藏着一份不肯說出口的隐痛。
所以，他在國外大學教課，“大多止于唐宋，民國史我是從來不開的”，“我們過去的光榮，到底容易講些”。
當年他是五四運動的領導者，五四是他的光榮，五四精神沒人能比他更了解。
但當哈佛大學一個剛畢業的美國學生，在東方曆史學會宣讀論文，用純理性觀點把五四運動批評得體無完膚，他卻一句辯駁話也不說，默默離開了會場。
最深痛的悲哀是說不出口的。
要說出口而受得了，就得扭曲一下，例如當笑話來講。
在美國任教二十年，吳柱國隻一次向學生提到五四運動，那是因為看到美國學生鬧學潮而引起的話題，“也不過是逗着他們玩玩，當笑話講罷了”。
吳柱國内心的空虛無用之感，如此之沉重，把他靈魂壓得麻痹了。
于是他任由自己像個機器人似的活在現實世界，習慣地向外國學生吹噓李唐王朝的強盛，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