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葬》的象征性、悲悼性與神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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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靈”的存在。
首先，小說主角李将軍，就是已經脫離了肉體的“靈”。
小說情節發展的地點，是“靈”堂。
而“殡儀館”、“白簇簇”“祭奠的花圈”、“牌坊”、“靈台”、，“遺像”、“緻祭”、“黑布鞋”、“白發如雪”、“白須白髯”、“陰霾……冷峭”、“哀樂”、“啟靈”、“靈柩”、“靈車”、“黑色……汽車”、“白菊”、“白麻孝帶”、“靈堂裡黑壓壓”、“凝神摒氣”、“交通已經斷絕”，等等的文字，一再的使我們感觸到死亡，或靈與肉的永别。
挂滿于靈堂四壁的挽聯，“拖到地面，給風吹得飄拂了起來”；靈台的正中，懸着一幅“李浩然将軍穿軍禮服滿身佩挂勳章的遺像”；“香筒裡的檀香，早已氤氲的升了起來了”。
這樣的描寫，使人覺得李将軍的靈魂，好像真的遊回在空氣裡，統攝着整個靈堂，統攝着整篇小說。
《國葬》的神秘性質或氣氛，主要成因固然就是李将軍已經去世的事實，和作者的文字技巧，但還有其他情節上的因素，譬如秦義方住在台南榮民醫院，一夜夢見李将軍騎馬奔過來，向他喊道：“秦副官，我的指揮刀不見了。
”吓得他一身冷汗滾下床，心裡就知道：“長官不好了！”我們記得，李将軍到中山陵去谒陵時，“一柄閃亮的指揮刀斜挂在腰際”，指揮刀影射生命的活力，所以指揮刀之遺失，即暗示生命之喪亡。
李将軍的靈魂托夢向秦副官告别，亦增添小說的神秘性質。
比這個夢更具有重要意義的神秘情節，就是老和尚劉行奇的突然出現于靈堂，以及随後的突然飄逝。
和尚“滿面悲容”，“身披玄色袈裟，足登芒鞋，脖子上挂着一串殷紅念珠，站在靈台前端，合掌三拜，翻身便走了出去”。
秦義方追上去，和他招呼談話，他卻隻吐出兩半句話，掉下幾滴眼淚，搖一搖頭，歎息一聲，便“頭也不回，一襲玄色袈裟，在寒風裡飄飄曳曳，轉瞬間，隻剩下了一團黑影”。
如此之描寫，暗示這個和尚，已經解脫成仙。
因為他自己親身經曆過極端痛苦考驗，他體悟到人世之無限悲苦，于是生出菩薩心腸，以廣大的慈悲，憫憐受苦的衆生。
這位老和尚，到最後一篇《國葬》才出現，是深具含義的。
這指示出《台北人》的作者自己，在寫作這本小說的過程中，心靈上的發展和轉變。
我們記得，《台北人》首篇之尹雪豔，也不是凡人，也是超自然的“靈”，可是她冰冷無情，毫無慈悲心腸，所以她是死神，而非菩薩。
白先勇開始寫作《台北人》的時候，心情可能就像尹雪豔，打算冷冷地，完全客觀地，高高在上而不付予絲毫感情地，寫幾個諷刺社會的小說。
可是才寫完第一篇，他就已經心軟；接着一篇篇下來，在文學創作過程中，他一次又一次，随同小說人物，在心理上親曆了他們個人的生命悲劇，終于徹悟人生是茫無邊際的苦海。
如此，寫至最後一篇《國葬》時，作者仿佛已看破紅塵，超升解脫而變得大慈大悲。
正如老和尚劉行奇，在兩半句話和幾滴眼淚裡，替芸芸衆生擔當着無限的憂苦。
所以，《國葬》這篇小說，題材雖然和《永遠的尹雪豔》同樣涉及死亡，兩篇小說的含義、語調和氣氛，卻都迥然不同。
《永遠的尹雪豔》冷酷而悲觀地呈示出人類的卑微；《國葬》則溫和而達觀地呈示出人類的尊嚴。
李将軍一生，倔強不屈，保住人性尊嚴，所以雖然身死，精神尚存，堅留不去。
正如章健挽聯上所題，“豈容青史盡成灰”。
如此，李浩然的死亡，異于尹雪豔魔掌下客人之死亡，不令人頹廢喪氣，卻予人一種壯烈的悲劇感。
有生必有死。
這是絕對改變不了的事實。
由于時光永不休止地流逝，“世事無常”是必然的現象：年輕的人終将老死，貴族之家終将沒落，興盛的國家終将衰亡，燦爛的文化終将失色。
在這無可奈何的自然定律控制下，我們人類，隻要能夠畢生保持住一點靈性的光輝，不喪失人性的尊嚴，也就算是沒有在人世在活了一場。
死神，當然，是無可抗拒的，然而死神的魔力，隻能操縱結束我們的肉體生命，未必管轄控制得了我們的精神生命。
比如白先勇。
和大家一樣，他的血肉之軀很快就會化為白骨灰燼，可是他的精神，由于《台北人》這一部偉大小說的創作，已經超越時間的限制，達企了永恒。
首先，小說主角李将軍，就是已經脫離了肉體的“靈”。
小說情節發展的地點，是“靈”堂。
而“殡儀館”、“白簇簇”“祭奠的花圈”、“牌坊”、“靈台”、，“遺像”、“緻祭”、“黑布鞋”、“白發如雪”、“白須白髯”、“陰霾……冷峭”、“哀樂”、“啟靈”、“靈柩”、“靈車”、“黑色……汽車”、“白菊”、“白麻孝帶”、“靈堂裡黑壓壓”、“凝神摒氣”、“交通已經斷絕”，等等的文字，一再的使我們感觸到死亡，或靈與肉的永别。
挂滿于靈堂四壁的挽聯，“拖到地面，給風吹得飄拂了起來”；靈台的正中，懸着一幅“李浩然将軍穿軍禮服滿身佩挂勳章的遺像”；“香筒裡的檀香，早已氤氲的升了起來了”。
這樣的描寫，使人覺得李将軍的靈魂，好像真的遊回在空氣裡，統攝着整個靈堂，統攝着整篇小說。
《國葬》的神秘性質或氣氛，主要成因固然就是李将軍已經去世的事實，和作者的文字技巧，但還有其他情節上的因素，譬如秦義方住在台南榮民醫院，一夜夢見李将軍騎馬奔過來，向他喊道：“秦副官，我的指揮刀不見了。
”吓得他一身冷汗滾下床，心裡就知道：“長官不好了！”我們記得，李将軍到中山陵去谒陵時，“一柄閃亮的指揮刀斜挂在腰際”，指揮刀影射生命的活力，所以指揮刀之遺失，即暗示生命之喪亡。
李将軍的靈魂托夢向秦副官告别，亦增添小說的神秘性質。
比這個夢更具有重要意義的神秘情節，就是老和尚劉行奇的突然出現于靈堂，以及随後的突然飄逝。
和尚“滿面悲容”，“身披玄色袈裟，足登芒鞋，脖子上挂着一串殷紅念珠，站在靈台前端，合掌三拜，翻身便走了出去”。
秦義方追上去，和他招呼談話，他卻隻吐出兩半句話，掉下幾滴眼淚，搖一搖頭，歎息一聲，便“頭也不回，一襲玄色袈裟，在寒風裡飄飄曳曳，轉瞬間，隻剩下了一團黑影”。
如此之描寫，暗示這個和尚，已經解脫成仙。
因為他自己親身經曆過極端痛苦考驗，他體悟到人世之無限悲苦，于是生出菩薩心腸，以廣大的慈悲，憫憐受苦的衆生。
這位老和尚，到最後一篇《國葬》才出現，是深具含義的。
這指示出《台北人》的作者自己，在寫作這本小說的過程中，心靈上的發展和轉變。
我們記得，《台北人》首篇之尹雪豔，也不是凡人，也是超自然的“靈”，可是她冰冷無情，毫無慈悲心腸，所以她是死神，而非菩薩。
白先勇開始寫作《台北人》的時候，心情可能就像尹雪豔，打算冷冷地，完全客觀地，高高在上而不付予絲毫感情地，寫幾個諷刺社會的小說。
可是才寫完第一篇，他就已經心軟；接着一篇篇下來，在文學創作過程中，他一次又一次，随同小說人物，在心理上親曆了他們個人的生命悲劇，終于徹悟人生是茫無邊際的苦海。
如此，寫至最後一篇《國葬》時，作者仿佛已看破紅塵，超升解脫而變得大慈大悲。
正如老和尚劉行奇，在兩半句話和幾滴眼淚裡，替芸芸衆生擔當着無限的憂苦。
所以，《國葬》這篇小說，題材雖然和《永遠的尹雪豔》同樣涉及死亡，兩篇小說的含義、語調和氣氛，卻都迥然不同。
《永遠的尹雪豔》冷酷而悲觀地呈示出人類的卑微；《國葬》則溫和而達觀地呈示出人類的尊嚴。
李将軍一生，倔強不屈，保住人性尊嚴，所以雖然身死，精神尚存，堅留不去。
正如章健挽聯上所題，“豈容青史盡成灰”。
如此，李浩然的死亡，異于尹雪豔魔掌下客人之死亡，不令人頹廢喪氣，卻予人一種壯烈的悲劇感。
有生必有死。
這是絕對改變不了的事實。
由于時光永不休止地流逝，“世事無常”是必然的現象：年輕的人終将老死，貴族之家終将沒落，興盛的國家終将衰亡，燦爛的文化終将失色。
在這無可奈何的自然定律控制下，我們人類，隻要能夠畢生保持住一點靈性的光輝，不喪失人性的尊嚴，也就算是沒有在人世在活了一場。
死神，當然，是無可抗拒的，然而死神的魔力，隻能操縱結束我們的肉體生命，未必管轄控制得了我們的精神生命。
比如白先勇。
和大家一樣，他的血肉之軀很快就會化為白骨灰燼，可是他的精神，由于《台北人》這一部偉大小說的創作，已經超越時間的限制，達企了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