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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它通過對梁、魏社會現實的描寫，表現了庸君媚臣禮佛參禅，造成了奸佞得勢，英雄斥逐，朝政廢弛，煙塵四起的惡果。
以侯景之亂為結局，作品寫出了國家淪亡、生民塗炭的不幸，對梁武帝一心追求極樂世界，最終幽居宮禁、餓死台城的下場作了辛辣的諷刺，并在一定程度上總結了“幹戈四境尚談經，國破家亡佛不靈”的曆史教訓。
小說以鐘守淨為反面典型，揭露了上層僧侶貪财好色、傷風敗俗的醜行，暴露了他們口誦彌陀、心藏荊棘的陰險嘴臉，使人們看到被梁武帝定為國教的佛教教會勢力的黑暗面。
作品還通過對蕭梁、東魏、北齊諸國社會矛盾的描寫，使人們看到大江南北，到處都有害民的官府。
盤剝百姓的豪紳。
舉朝上下有牛進、周乾、桑皮筋、吳恢、蔣太守、湯思忠、甄雍一類貪官污吏為非作歹、殘害無辜，才促發了薛志義、缪一麟、杜伏威等英雄揭竿而起。
作者多處贊揚了他們的綠林高義，肯定了這些起義英雄剪戮豪強、濟困憐貧、替天行道的合理性與正義性，因而繼承了古典小說民主性思想的光彩。
曆史在這裡隻是現實的鏡子。
作者的用意不是駐足過去，而是指向現實。
我們很容易發現，小說的内容是相當明代化的。
例如，梁武帝拿問犯人，使喚的竟是明代的特務機關錦衣衛；處人的極刑是跟明代酷刑相一緻的剝皮揎草；唱的麗詞豔曲，大多是明代特有的民歌俗曲。
這種曆史失真現象，也表現出《禅真逸史》與明代現實生活的密切聯系。
所以作品揭露的上述矛盾，正是明代中後期昏君庸主崇釋好道，寵用奸佞，朝政腐敗，以至外族入侵、危機四起的現實矛盾的反映。
《凡例》所謂“欲期警世”者在此，徐良輔序所謂“其間挽回主張，寓有微意”者亦在此。
從這種現實性出發，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明代政治的、宗教的、民俗的、藝術的諸種生活的情狀。
其間“聖主賢臣、庸君媚子，義夫節婦、惡棍淫娼，清廉(女幸)直、貪鄙奸邪，蓋世英雄、麼麼小醜，真機将略、詐力陰謀，釋道儒風、幽期密約，以至世運轉移，人情翻覆，天文地理之征符，牛鬼蛇神之變幻，靡不畢具”。
這種駁雜斑斓的色調，有助于我們對明代的社會實際生活有更具體、廣泛的認識。
應該指出，《禅真逸史》也充塞着不少思想糟粕。
它有儒家的忠君思想，綱常名教的教條，順天知命的天命論觀點，也有釋、道兩家根深蒂固的虛無主義、無為主義，生死輪回、因果報應等等教義，和發源于宗教迷信的神仙法術，真是處處可見，無孔不入，使小說籠罩了一層宗教性的迷霧。
不僅如此，作者從儒家的天命觀和綱常倫理觀念出發，在主要人物身上，鼓吹急流勇退、順天安命的妥協精神；從道、釋二家清心寡欲、委棄紅塵的教義出發，安排了修真慕道、飛升霞舉的歸宿。
這樣，作品所描述的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就被弓；上一條投降的道路，并以失敗而告終。
作者對投降主義的漚歌與提倡，集中暴露了作者政治思想的階級屬性。
總之，由于《禅真逸史》在思想上把儒、釋、道主教合為一體，這就必然給作品帶來它們固有的消極思想。
《禅真逸史》出現于明代末期，這時，《三國演義》、《水浒傳》、《西遊記》、《金瓶梅》等都已相繼問世，傳統的曆史小說、英雄傳奇、神魔小說和人情小說的藝術成就，都得到高度的發展。
在一個個藝術高峰面前，作者既缺乏才力，又缺乏膽識，不能另辟蹊徑，而是力圖把傳統小說的不同内容和藝術手法融合在
以侯景之亂為結局，作品寫出了國家淪亡、生民塗炭的不幸，對梁武帝一心追求極樂世界，最終幽居宮禁、餓死台城的下場作了辛辣的諷刺，并在一定程度上總結了“幹戈四境尚談經，國破家亡佛不靈”的曆史教訓。
小說以鐘守淨為反面典型，揭露了上層僧侶貪财好色、傷風敗俗的醜行，暴露了他們口誦彌陀、心藏荊棘的陰險嘴臉，使人們看到被梁武帝定為國教的佛教教會勢力的黑暗面。
作品還通過對蕭梁、東魏、北齊諸國社會矛盾的描寫，使人們看到大江南北，到處都有害民的官府。
盤剝百姓的豪紳。
舉朝上下有牛進、周乾、桑皮筋、吳恢、蔣太守、湯思忠、甄雍一類貪官污吏為非作歹、殘害無辜，才促發了薛志義、缪一麟、杜伏威等英雄揭竿而起。
作者多處贊揚了他們的綠林高義，肯定了這些起義英雄剪戮豪強、濟困憐貧、替天行道的合理性與正義性，因而繼承了古典小說民主性思想的光彩。
曆史在這裡隻是現實的鏡子。
作者的用意不是駐足過去，而是指向現實。
我們很容易發現，小說的内容是相當明代化的。
例如，梁武帝拿問犯人，使喚的竟是明代的特務機關錦衣衛；處人的極刑是跟明代酷刑相一緻的剝皮揎草；唱的麗詞豔曲，大多是明代特有的民歌俗曲。
這種曆史失真現象，也表現出《禅真逸史》與明代現實生活的密切聯系。
所以作品揭露的上述矛盾，正是明代中後期昏君庸主崇釋好道，寵用奸佞，朝政腐敗，以至外族入侵、危機四起的現實矛盾的反映。
《凡例》所謂“欲期警世”者在此，徐良輔序所謂“其間挽回主張，寓有微意”者亦在此。
從這種現實性出發，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明代政治的、宗教的、民俗的、藝術的諸種生活的情狀。
其間“聖主賢臣、庸君媚子，義夫節婦、惡棍淫娼，清廉(女幸)直、貪鄙奸邪，蓋世英雄、麼麼小醜，真機将略、詐力陰謀，釋道儒風、幽期密約，以至世運轉移，人情翻覆，天文地理之征符，牛鬼蛇神之變幻，靡不畢具”。
這種駁雜斑斓的色調，有助于我們對明代的社會實際生活有更具體、廣泛的認識。
應該指出，《禅真逸史》也充塞着不少思想糟粕。
它有儒家的忠君思想，綱常名教的教條，順天知命的天命論觀點，也有釋、道兩家根深蒂固的虛無主義、無為主義，生死輪回、因果報應等等教義，和發源于宗教迷信的神仙法術，真是處處可見，無孔不入，使小說籠罩了一層宗教性的迷霧。
不僅如此，作者從儒家的天命觀和綱常倫理觀念出發，在主要人物身上，鼓吹急流勇退、順天安命的妥協精神；從道、釋二家清心寡欲、委棄紅塵的教義出發，安排了修真慕道、飛升霞舉的歸宿。
這樣，作品所描述的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就被弓；上一條投降的道路，并以失敗而告終。
作者對投降主義的漚歌與提倡，集中暴露了作者政治思想的階級屬性。
總之，由于《禅真逸史》在思想上把儒、釋、道主教合為一體，這就必然給作品帶來它們固有的消極思想。
《禅真逸史》出現于明代末期，這時，《
在一個個藝術高峰面前，作者既缺乏才力，又缺乏膽識，不能另辟蹊徑，而是力圖把傳統小說的不同内容和藝術手法融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