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行車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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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都扣到了我們的頭上。
當我和牛長順表哥灰溜溜地從三十裡坡返回村莊的時候，一村子人的憤怒在那裡等着我們呢。
在村莊接煤車的曆史中，還是第一次沒接着人讓被接的人自始至終都是一個人将煤車拉回了家──這不等于沒接嗎？還讓你們騎着自行車瘋跑一天幹什麼？──連花爪舅舅和牛文海這時也忘了自己雜碎湯的責任，故意在那裡顯出車沒被接着而更加精疲力盡的誇張樣子給大家看。
這就從客觀上更增添了我們的罪過──其實我們也是多麼渴望能在三十裡坡接着他們在夕陽之下拉那煤車精神抖擻和威風八面地一塊進村讓人圍上來問三問四呀，接着我們就把車拉到了花爪舅舅家，劉賀江聾舅舅踱着方步來對我們問三礦和老馬，煤塊的大小和在前十五裡或是後十五裡的重逢。
而現在空手而歸的嚴酷事實，一下就把我們拋到寒冷的冰窟窿裡。
不用你們譴責我們心裡就已經夠難受的了，現在你們把責任一股腦地都加到我們身上反倒讓我們産生了逆反心理呢。
從此我和牛長順表哥，在村裡有三個月擡不起頭。
任何人碰到我們，我們都會敏感地感到背後有人在指指戳戳：「這是兩個沒接着煤車的人。
」 但這還不是事情的結束。
由于接車者是我和牛長順兩個人，人們在劃分完接車者和被接者的整體責任之後，他們的追究并沒有到此為止呢，他們的分析接着還要深入和細緻下去。
他們令人恐怖地還要在我和牛長順身上再劃分一下責任的大小、多少和輕重呢。
這樣一來，形勢明顯就對我十分地不利了。
因為牛長順在和我搭伴之前和别人搭伴接車的時候，從來都是接着的，每次都是重逢在三十裡坡，這次和我搭伴怎麼就接空了呢？于是邏輯分析和推理以鋒利的銳角像快速移動的蛇一樣向我直逼過來。
而在這種情況下，我的年齡和騎自行車的車齡是不是适合接車這樣的問題也開始在這個世界上被重新提起。
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牛長順是沒有什麼過錯的，主要還是吃了我的挂落。
牛長順在這次擦肩而過的事故中頂多占百分之二十的責任，剩下的百分之八十的責任重擔應該由我全部承當。
而且這個時候他們已經理智了，已經心平氣和了，他們不是用一種嚴曆譴責的口氣在批評我，而是在用一種輕描淡寫的口氣說： 「還是年輕呀，還是嘴上沒毛，辦事不牢呀。
」 這個時候我可就欲哭無淚了。
我在這個世界上的自信心，第一次遭受到毀滅性的打擊。
所以一直到３０年後，人們還總是說：「這個白石頭是怎麼回事嗎？怎麼每次見他，都是蔫不拉唧的呀。
」 有時打電話也說：「你怎麼跟沒睡醒一樣呀。
」 當人們說這話的時候，我身在蔫不拉唧和沒睡醒之中并沒有找到原因，現在當我寫到這裡的時候，我突然驚醒這是３０年前的一碗面條給我留下的後遺症。
親愛的朋友們，等你們下一次給我打電話的時候，我一定逐一向你們解釋清楚。
３０年沈痛的血淚史，一直無法告人──倒是突然發現這一點的時候，我的心又陡然地興奮起來了。
一下就不蔫和睡醒了。
──這時我在路途上的患難夥伴牛長順，也開始主動拋棄我了。
本來我們在接車的路上當我們的腳蹬子和車鍊子出了問題的時候，我們還能同甘共苦，我還用一根柴禾棍給你的車蹬子剜黑泥，但是到了我們在失敗中分手之後，沒想到他也從背後捅了我一刀。
本來大家分攤給他的責任隻有百分之二十，等他回過頭來卻連這百分之二十也不想承擔也要一股腦推到我的頭上。
這時他用的手法就是反咬一口和倒打一耙──他又重新抓住了面條，他在背後跟人說： 「本來我是不想下路的，都是白石頭想到十裡屯吃面條。
他在飯鋪吃面條，我就在外邊幹等着。
我當時就怕一下錯過接車，看看，現在果不其然吧？真是！」 牛長順表哥，你這裡所用的手法，比你所要達到目的的本身，對我還要惡毒呢。
你在我已經被人撕開的傷口上，又灑上一把你自己的私鹽。
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他所陳述的一切，在接車的過程中都确實是存在的：他在當時确實沒有吃面條。
但是如果把這個事實不是放到當時的曆史環境中而是放到他叙述人的口氣和人文環境中，事實就馬上發生了變化，就走了味和變了質，事實就變成另外一把刀子，一下紮到了我的心髒上──這話的惡毒和可惡性還在于他借助這種歪曲的叙述一下也模糊了他當時沒有吃面條是因為他舍不得花自己的體已錢這一事實而這一事實現在扭頭變成了他對錯過接車的一種具有先見之明的擔心──于是我變成了一個多麼固執和不考慮接車整體的人，那麼讓我去接車的提議本身，不就從芽裡錯和根裡歪了嗎？在他徹底擺脫責任的同時，一下就将我推向了絕境和懸崖。
村裡的小流氓從此會怎樣看我呢？本來讓我去接煤車是衆人中的一種超拔，怎麼現在落得個落湯雞的下場呢？本來我想把接車當作我人生跳躍和超拔的一個跳闆，現在怎麼一下跳到萬丈深淵裡去了呢？親愛的人兒，我告訴你，當時一個１１歲的少年，想用自己的褲腰帶上吊的心都有了。
面條，我操你個親娘！ ──當然這也是１９６９年春天的一時之見了。
從長遠考慮，度過艱難的一段歲月，接車事件本身，這是讓我從衆人中超拔出來了。
雖然當我第一次做一件超越自己年齡和能力的事情時不是旗開得勝而是兜頭夭折，但是作為一種新生，我還是從一幫小流氓中脫穎而出。
在大家的心目中和當時的人文環境中，我還是一個有提前量的人。
雖然一切都失敗了，但我還是一個接過煤車的人；就好象雖然這個将軍在打仗的過程中一塌糊塗和一敗塗地，一仗下來就成了别人的俘虜，但他畢竟還是一個将軍呀。
就是到了戰俘營裡，侍遇還是不一樣呀，還是不能和一幫土頭土腦的士兵和小流氓關到一個牢房；士兵到頭來成了被管制的對象而将軍依然很風光啊。
這才是問題的根本和它所蘊藏的長遠曆史意義呢。
不過當我們身在其中的時候，不但我在氣沖沖的情緒下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包括我的已經成年的鄉親們對它也沒有足夠的估計，更别說那些過去和我一塊玩接煤車遊戲現在開始對我幸災樂禍的小流氓們了。
在虛拟的遊戲中當然永遠不會錯過接車，接車永遠會在三十裡坡相遇，永遠不存在擦肩而過和曆史遺恨，可你到現實生活中去看一看，那才是陰差陽錯和舉步維艱呢。
隻是當這一場風波過去很久之後，當事物走到了它的極限接着又調轉頭往回走的時候，當這個事件的反面意義已經矯枉過正地開始顯示出它積極意義的一面時，小流氓們才突然感到有些措手不及，我才終于恍然大悟地從錯誤的泥潭中理直氣壯地站了起來──這時我身上反倒放射出多重的光輝。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過去所有把我推向錯誤極緻的人，所有把我推向懸崖和深淵的人，包括反戈一擊連百分二十的責任都不願承擔對我背後下刀子的牛長順表哥，其實都提前從反面幫了我的忙──為了這個，我還得感謝你們呢。
這時我才認識到事物的發展并不像你們想象的那樣是直線前進和一竿子插到底，後來還有一個曲線變化呢。
不要以為邏輯的毒蛇隻向我一個人撲來，當它向我撲來之後，接着還會扭頭撲向你們這些養蛇的人呢。
過去我和你們一樣幼稚，我能提前接車，卻沒有提前認識到可以把醫治自己創傷的任務交給時間。
當事情終于有一天開始向對我有利的方向轉折的時候，我也感到有些吃驚和措手不及呢。
這時人們已經把接車的後果漸漸給淡忘了，人們對接車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議論了幾十年和幾個月，事情已經像吐出的甘蔗一樣沒有任何汁液和價值了，我接車的曆史價值就開始重新擡頭和卷士重來了。
這時人們在頭腦中和印象裡已經将白石頭的接車和其它人一次次的接車混淆到了一起，這時他１１歲就提前接車的事實，就開始放射出它獨特的光輝。
當我心理上還是一片冬天的時候，誰知道灰蒙蒙的田野上已經出現一片嫩黃的青綠了呢？誰知道青草就要發芽了呢？誰知道堅冰就要打破了呢？誰知道水裡的春暖鴨子就先知了呢？誰知道花朵就要開放和燕子就要飛回來了呢？随着歲月的進一步流逝──我是多麼感謝歲月的流逝呀，人們又将這概念演化得更加簡單──說到底人們在頭腦中一天天拋棄的不都是事實留下來的不都是概念嗎？──那就是：每當我從村裡穿過。
人們不再對我接車的後果指指點點，不再說「這就是那個接車沒接着的人」，而是開始說： 「别看這個孩子又黑又瘦，１１歲就開始騎自行車接煤車了。
」 「别看這孩子貌不驚人,已經單獨騎車出過遠門了。
」接着出于對一個事情叙述起來要講究它的完整、轉折和效果驚人和藝術考慮，他們又本能地開始對故事的發展、誇張和合理想象。
一定要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要講究結尾的驚人效果──也許他們是純粹是為了完成自己的表達，講究表達的完美，但是在客觀上已經起到恢複我曆史的真面目和奠定我在１９６９年的曆史地位的作用。
兩個月後已經演變成： 「别看這孩子小，已經到過三十裡坡了。
」 「已經到過三礦了。
」 「已經見過老馬了。
」 「已經可以一眼分辨出煤塊的大小了。
」 …… 于是我在的短短幾個月裡，由一隻過去的灰溜溜的醜小鴨終于演變成了一隻美麗的天鵝──這才是幾個月之前花爪妗妗和俺娘因為一包偶爾的老鼠瘡藥而做出的重大決策的意義呀。
讓我私下感到不好意思的是，而這一切僅僅是因為我在前幾個月沒有勇氣上吊對事實的後果不敢負責厚顔無恥活下來的結果，這倒讓我幼稚的當時還沒有磨出老繭的鮮紅的心感到有些慚愧和黯然傷神──３０年後看，當時我是一個多麼可愛天真的少年呀，當你３０年後懷揣着一顆傷痕累累的長滿老繭的破碎的心的時候。
接着曆史的果實就挂滿了枝頭。
人們開始将他們的藝術判斷應用到生活之中。
過去我是一個不令人放心的人，現在人們開始說： 「這個孩子穩重、老實、可靠，把事情交給他沒錯。
」 「他辦事讓人放心。
」 「你辦事，我放心。
」 「他跟一個大人沒什麼區别。
」 …… 感謝生活，以至于等白石頭長大以後，這種概念和評價還在持續延續着。
這時白石頭就又想起了３０年前的提前接車。
因為花爪妗妗的娘家爹腿根上的一窪老鼠瘡，誰知道就提前成就了一個人呢。
──這年麥收的時候，白石頭就有了在村裡大出風頭的機會。
３０年後在村莊的曆史上再一次演變成了民間傳說。
３０年後白石頭功成名就衣錦還鄉──你可以屎殼郎戴眼鏡充大眼燈了──的時候，故鄉還圍着他說起了他童年的趣事呢。
這時那些昔日超拔過他雖然在這之前也曾将屎盆子一股腦扣到他頭上的成年人現在個個患了癡呆症的老者都記起了自己的超拔而忘記了之前的屎盆子，誇張地捋着自己的山羊胡子說： 「三歲知老，早就看出白石頭是個能成氣候的人。
」 「當年１１歲的時候，就和牛長順到三十裡坡接過煤車。
」 「不是１１歲，是１０歲。
」 「不是１０歲，是８歲，８歲就到過三礦見過老馬和他的飯盒了。
」 雖然白石頭到現在還沒有見過老馬，聽村裡人說老馬現在也早已因為肝硬化不在人世了，但是成年的白石頭，又突然像童年一樣想念起遠方的老馬。
他在世界上和誰肝膽相照呢？也就是一個從來沒有謀過面的老馬了。
──當１９６９年夏天焦麥炸豆的時候，正是白石頭超拔人生的概念在村裡橫行的時候，由于超拔概念的橫行，于是曆史再一次給他提供了超拔自我的機會。
這時他就再一次地不是他而是别人了。
一而再再而三地超升也就奠定了他３０年後衣錦還鄉的人生基礎。
當時人們正在村莊的四周──南地、北地、西地和東地收割麥子，一排一排随風起伏的麥子是多麼地茂密啊──以至３０年後，每當白石頭聽到「豐收的喜訊到處傳」這句歌詞時，就好象聽到「北京城裡的毛主席，雖然我們沒有見過你」一樣怦然心動。
也正是因為這樣，他才第一次覺得，我們并沒有跟毛主席生活在一個時代，雖然我們在時間上重疊過１８年──等待着人去收割。
而一排排拉開架式在收割麥子的成年人，「唰」，「唰」，「唰唰」──男人們腰裡都紮着藍布帶子，女人們頭上都紮着花頭巾，這時白石頭就想起了他姥娘年輕時候的樣子──當然也是民間傳說了，老年的他姥娘也自豪地承認着這一點： 「我年輕的時候，三裡長的麥趟子，割到頭都不直腰！」 遙想當年，我的姥娘和我的姥爺──姥爺也不是一個渾渾噩噩虛度光陰的人，當年他是我們故鄉駕馭牲口的明星，再難纏調皮哪怕你難纏得像某些婦女和男人一樣的騾兒馬，到了他老人家的鞭下，也得老老實實地拉着套兒按既定路線往前走──如同２０世紀９０年代的歐洲球星；俱樂部的老闆，在買我姥娘和我姥爺的時候，還得考慮一下他們的脾氣和轉會費呢──一個優秀的家族，往往是有遺傳性的，白石頭又找到了另一個曆史支點。
１９６９年麥收季節，一開始我還雜在一群小流氓中，出演的還是一個跑龍套的配角，在一排排割麥子、鏟麥子、摟麥子、捆麥子的大人背後──在曆史的演出都已經過了半場快到終場的時候，才輪得着我們這群小流氓們登場呢──雜在一群小流氓中無精打采地戴着一頂草帽提着一個籃子撿麥穗。
我們贊賞着成年人在前邊割麥子的腳步，我們欣賞着大姑娘小媳婦撅起的豐滿的圓圓的屁股，我們看他們說割起一地麥子就割起一地麥子，說摟起一地的麥子就摟起一地的麥子，我們看一捆麥子打了個滾接着就立起了個子。
但是這一切都和我們沒有關系，我們隻是跟着别人屁股後頭撿别人留下的曆史的渣滓──童年的自卑，再一次出現在我們心頭。
但轉機恰恰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我們看到生産隊長劉賀江聾舅舅在前邊割着割着，突然直起了腰杆，打量着前方突然又皺起了眉頭──曆史花朵的開放和果實的采摘就在劉賀江聾舅舅的這一颦一笑之間──說： 「看來摟麥子的人手不夠嘛！」 馬上就有幾個漢子和婦女接話： 「是不夠哇隊長！」 接着事情發展得就對我越來越有利了，劉賀江聾舅舅問：「還有人手沒有了呢？」 衆漢子和婦女說：「大家都在這裡了，哪裡還有人手？」 這時麻臉路之信表哥竟說──謝謝你路之信表哥，你也是我一生要等待的人呢──： 「撿麥子的孩子中不是有白石頭嗎？讓他也來摟麥算了！」 劉賀江聾舅舅還有些懷疑：「他還是一隻小公雞，他能行嗎？」 但正在村莊和市面上流行的對我超拔的概念現在就幫了我的大忙，衆人馬上就想起了我輝煌的過去，于是馬上有人提醒劉賀江：「公雞雖是公雞，但他今年春上去三礦接過煤車呀！」 甚至還有人在反問:「就是,剛才怎麼沒想到這一點呢？」 又有人下了判定：「煤車都能接，更别說摟麥子了！」 我的聾舅舅劉賀江對三礦和煤車也是有感情的，一想到這一點，他馬上就笑了──感謝你，三礦──看來決定一個人的命運也就在談笑之間；劉賀江聾舅舅接着就痛快地拍了闆──甚至還對自己有些反問呢： 「就是，我怎麼沒想起這一點呢？既然他以前到過三礦，可見他就不是小公雞了，既然這樣，不要讓他撿麥穗了，讓他過來摟麥子！」 于是，接車事件幾個月後，我在衆多小流氓仇恨和嫉妒的眼光之中，再一次從他們中間超拔出來和離開了他們。
雖然摟起麥子比彎腰撿麥穗要累得多，但我在摟麥子的時候，卻努力地保持着昂首闊步。
──一天麥子摟下來，也把我累壞喽。
３０年後白石頭對鄉親們說。
──但從此以後，摟麥子的優勢，白石頭保持了３０年。
３０年中，白石頭就有了超常規的發展。
３０年後，老成持重，沈默如金──小劉兒像當年的小流氓一樣懷揣着嫉妒對他的評價是：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當面一盆火，背後一把刀，世上的事情都讓他做絕了──這曆史的惡之源和惡之花是誰培養的呢？就是那個老鼠瘡、花爪舅母和他普普通通的娘了。
就是那個１９６９年的柏油路和自行車了，就是那個煤車和麥子了，就是那個三礦和老馬了，就是那個飯盒和面條了，就是那兩碗添了六次湯的雜碎和幹糧了，就是那個飯鋪老闆拒絕添湯時說出的真理： 「這湯還是别添了。
你不活，我還活呢。
」 附錄: １９６９年下半年，我姥娘賣了７０斤黃豆，花４５塊錢給我買了一輛自行車。
自行車呈綠色──從當時顔色的特殊看，可能是郵局淘汰下來的。
正因為它具有特殊的标志，就讓我覺得它不是一輛普通的自行車。
當我騎着它在新修的柏油路上飛行的時候，就感到特别的自尊──如果不是有特殊的關系，你能夠買到郵局淘汰下來的東西嗎？但它确确實實就是俺爹拿着俺姥娘賣豆的４８塊錢，在集上賣舊貨的市場──記得那是一個大坑──讨價還價用４５塊錢給買下的。
據俺爹将自行車推回來驕傲地說，一開始要六十塊──賣自行車的也并不是一個郵局的人──最後還到５５塊，還到５０塊，這時俺爹用自己的狡猾搭上自己的尊嚴──一下将賣豆的４８塊錢都從兜裡掏了出來，還将自己夾襖的兜子底朝天地翻出來讓人看和檢查，其實他貼着腿裆的大褲衩子裡還卷着另外的不是這次賣豆而是上次賣羊的８塊錢呢──于是價錢就又降到了可邊可沿的４８塊。
俺爹這時通紅着眼睛握着賣自行車人的手知心的說： 「知道虧了大哥，可是身上再沒有錢了。
」 一下弄得賣自行車的人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他隻好承認現實地說： 「那就隻好這樣了。
」 但是到了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時候──直到現在，我還佩服俺的爹爹，俺爹這時又出了一個夭蛾子，當他出賣了自己的尊嚴之後，接着又耍了一個很有限度的花招──他又從４８塊錢裡抽出三塊錢，恬着臉在那裡笑着說： 「跑了一天還沒有吃飯，這三塊錢，隻好留着咱哥倆去喝雜碎湯了。
」 看着對方要惱羞成怒，俺爹馬上将自己作為人的一切榮譽和尊嚴全部一掃帚掃到底，說： 「我現在跟一個要飯的差不多了。
」 對方苦惱地舔了舔舌頭，沒說出什麼；又舔了舔，還是沒說出什麼。
躊躇無措之後，隻好在那裡搖頭苦笑。
「我今天出門沒挑好日子。
雜碎湯我不喝了，還是你自己去喝去罷！」 當然，當我一個人騎着這個讨價還價還牽涉到一個為爹的尊嚴和另一場雜碎湯最後還加上他戰勝世界的洋洋自得花了４５塊錢買下的綠色的郵局淘汰下來的自行車的時候，我還是将這一切買賣的過程人為地省略了，甚至更加惡毒地将自行車的特殊标志誇張和藝術化了──我騎在這車上，動不動就對人說： 「俺舅爺在郵局送信，這輛車是郵局淘汰下來讓我騎的。
舅爺有了新車，還留着這破車幹什麼呢？他說：『不是聽說白石頭會騎自行車了嗎？這車就送給他騎吧！』」 …… １９６９年的那輛綠色自行車，記得它前邊的輪子有些聾，騎起來四下撒歡；但是後邊的輪子不聾。
前邊有擋泥闆，後邊光着屁股，而且沒有座架。
有時俺姥娘讓我馱着糧食到鎮上去磨面，我隻好将一口袋糧食搭在前梁上。
前邊有閘，後邊沒閘，遇到情況要雙腳着地，抑制它飛行的速度。
這車子我從１９６９年騎到１９７３年。
當我要出門遠行的時候，我把他交給了我的大弟弟，後來我的大弟弟又把他交給了小弟弟──嚴格說起來，我們都是在這輛自行車上長大的。
１９７８年，當小弟弟也要出門遠行的時候，俺爹又把它推到了集市的大坑裡賣了３１塊錢。
本來隻能賣２５塊，但俺爹故伎重演，一步步往上蹭，２６，２７，２８，２９，都到了這份上，何不湊一個整數呢？于是，３０塊。
到了一手交錢和一手交貨的時候，俺爹又要喝雜碎湯，于是在買主的搖頭苦笑下，就成了３１塊。
上次買車的時候俺爹拿着白繞的三塊錢沒有去喝雜碎湯，這次拿着戰勝世界的一塊錢，就真的去喝了一次雜碎湯。
當然喝的時候少不了添湯，将那碗理直氣壯地伸過去： 「大哥，日子不過了，再給添一碗湯。
」 一碗。
兩碗。
三碗。
到了第四碗的時候，賣雜碎的終于用鐵勺将碗擋住：「别添了，你不過，俺還過哩。
」
當我和牛長順表哥灰溜溜地從三十裡坡返回村莊的時候，一村子人的憤怒在那裡等着我們呢。
在村莊接煤車的曆史中，還是第一次沒接着人讓被接的人自始至終都是一個人将煤車拉回了家──這不等于沒接嗎？還讓你們騎着自行車瘋跑一天幹什麼？──連花爪舅舅和牛文海這時也忘了自己雜碎湯的責任，故意在那裡顯出車沒被接着而更加精疲力盡的誇張樣子給大家看。
這就從客觀上更增添了我們的罪過──其實我們也是多麼渴望能在三十裡坡接着他們在夕陽之下拉那煤車精神抖擻和威風八面地一塊進村讓人圍上來問三問四呀，接着我們就把車拉到了花爪舅舅家，劉賀江聾舅舅踱着方步來對我們問三礦和老馬，煤塊的大小和在前十五裡或是後十五裡的重逢。
而現在空手而歸的嚴酷事實，一下就把我們拋到寒冷的冰窟窿裡。
不用你們譴責我們心裡就已經夠難受的了，現在你們把責任一股腦地都加到我們身上反倒讓我們産生了逆反心理呢。
從此我和牛長順表哥，在村裡有三個月擡不起頭。
任何人碰到我們，我們都會敏感地感到背後有人在指指戳戳：「這是兩個沒接着煤車的人。
」 但這還不是事情的結束。
由于接車者是我和牛長順兩個人，人們在劃分完接車者和被接者的整體責任之後，他們的追究并沒有到此為止呢，他們的分析接着還要深入和細緻下去。
他們令人恐怖地還要在我和牛長順身上再劃分一下責任的大小、多少和輕重呢。
這樣一來，形勢明顯就對我十分地不利了。
因為牛長順在和我搭伴之前和别人搭伴接車的時候，從來都是接着的，每次都是重逢在三十裡坡，這次和我搭伴怎麼就接空了呢？于是邏輯分析和推理以鋒利的銳角像快速移動的蛇一樣向我直逼過來。
而在這種情況下，我的年齡和騎自行車的車齡是不是适合接車這樣的問題也開始在這個世界上被重新提起。
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牛長順是沒有什麼過錯的，主要還是吃了我的挂落。
牛長順在這次擦肩而過的事故中頂多占百分之二十的責任，剩下的百分之八十的責任重擔應該由我全部承當。
而且這個時候他們已經理智了，已經心平氣和了，他們不是用一種嚴曆譴責的口氣在批評我，而是在用一種輕描淡寫的口氣說： 「還是年輕呀，還是嘴上沒毛，辦事不牢呀。
」 這個時候我可就欲哭無淚了。
我在這個世界上的自信心，第一次遭受到毀滅性的打擊。
所以一直到３０年後，人們還總是說：「這個白石頭是怎麼回事嗎？怎麼每次見他，都是蔫不拉唧的呀。
」 有時打電話也說：「你怎麼跟沒睡醒一樣呀。
」 當人們說這話的時候，我身在蔫不拉唧和沒睡醒之中并沒有找到原因，現在當我寫到這裡的時候，我突然驚醒這是３０年前的一碗面條給我留下的後遺症。
親愛的朋友們，等你們下一次給我打電話的時候，我一定逐一向你們解釋清楚。
３０年沈痛的血淚史，一直無法告人──倒是突然發現這一點的時候，我的心又陡然地興奮起來了。
一下就不蔫和睡醒了。
──這時我在路途上的患難夥伴牛長順，也開始主動拋棄我了。
本來我們在接車的路上當我們的腳蹬子和車鍊子出了問題的時候，我們還能同甘共苦，我還用一根柴禾棍給你的車蹬子剜黑泥，但是到了我們在失敗中分手之後，沒想到他也從背後捅了我一刀。
本來大家分攤給他的責任隻有百分之二十，等他回過頭來卻連這百分之二十也不想承擔也要一股腦推到我的頭上。
這時他用的手法就是反咬一口和倒打一耙──他又重新抓住了面條，他在背後跟人說： 「本來我是不想下路的，都是白石頭想到十裡屯吃面條。
他在飯鋪吃面條，我就在外邊幹等着。
我當時就怕一下錯過接車，看看，現在果不其然吧？真是！」 牛長順表哥，你這裡所用的手法，比你所要達到目的的本身，對我還要惡毒呢。
你在我已經被人撕開的傷口上，又灑上一把你自己的私鹽。
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他所陳述的一切，在接車的過程中都确實是存在的：他在當時确實沒有吃面條。
但是如果把這個事實不是放到當時的曆史環境中而是放到他叙述人的口氣和人文環境中，事實就馬上發生了變化，就走了味和變了質，事實就變成另外一把刀子，一下紮到了我的心髒上──這話的惡毒和可惡性還在于他借助這種歪曲的叙述一下也模糊了他當時沒有吃面條是因為他舍不得花自己的體已錢這一事實而這一事實現在扭頭變成了他對錯過接車的一種具有先見之明的擔心──于是我變成了一個多麼固執和不考慮接車整體的人，那麼讓我去接車的提議本身，不就從芽裡錯和根裡歪了嗎？在他徹底擺脫責任的同時，一下就将我推向了絕境和懸崖。
村裡的小流氓從此會怎樣看我呢？本來讓我去接煤車是衆人中的一種超拔，怎麼現在落得個落湯雞的下場呢？本來我想把接車當作我人生跳躍和超拔的一個跳闆，現在怎麼一下跳到萬丈深淵裡去了呢？親愛的人兒，我告訴你，當時一個１１歲的少年，想用自己的褲腰帶上吊的心都有了。
面條，我操你個親娘！ ──當然這也是１９６９年春天的一時之見了。
從長遠考慮，度過艱難的一段歲月，接車事件本身，這是讓我從衆人中超拔出來了。
雖然當我第一次做一件超越自己年齡和能力的事情時不是旗開得勝而是兜頭夭折，但是作為一種新生，我還是從一幫小流氓中脫穎而出。
在大家的心目中和當時的人文環境中，我還是一個有提前量的人。
雖然一切都失敗了，但我還是一個接過煤車的人；就好象雖然這個将軍在打仗的過程中一塌糊塗和一敗塗地，一仗下來就成了别人的俘虜，但他畢竟還是一個将軍呀。
就是到了戰俘營裡，侍遇還是不一樣呀，還是不能和一幫土頭土腦的士兵和小流氓關到一個牢房；士兵到頭來成了被管制的對象而将軍依然很風光啊。
這才是問題的根本和它所蘊藏的長遠曆史意義呢。
不過當我們身在其中的時候，不但我在氣沖沖的情緒下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包括我的已經成年的鄉親們對它也沒有足夠的估計，更别說那些過去和我一塊玩接煤車遊戲現在開始對我幸災樂禍的小流氓們了。
在虛拟的遊戲中當然永遠不會錯過接車，接車永遠會在三十裡坡相遇，永遠不存在擦肩而過和曆史遺恨，可你到現實生活中去看一看，那才是陰差陽錯和舉步維艱呢。
隻是當這一場風波過去很久之後，當事物走到了它的極限接着又調轉頭往回走的時候，當這個事件的反面意義已經矯枉過正地開始顯示出它積極意義的一面時，小流氓們才突然感到有些措手不及，我才終于恍然大悟地從錯誤的泥潭中理直氣壯地站了起來──這時我身上反倒放射出多重的光輝。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過去所有把我推向錯誤極緻的人，所有把我推向懸崖和深淵的人，包括反戈一擊連百分二十的責任都不願承擔對我背後下刀子的牛長順表哥，其實都提前從反面幫了我的忙──為了這個，我還得感謝你們呢。
這時我才認識到事物的發展并不像你們想象的那樣是直線前進和一竿子插到底，後來還有一個曲線變化呢。
不要以為邏輯的毒蛇隻向我一個人撲來，當它向我撲來之後，接着還會扭頭撲向你們這些養蛇的人呢。
過去我和你們一樣幼稚，我能提前接車，卻沒有提前認識到可以把醫治自己創傷的任務交給時間。
當事情終于有一天開始向對我有利的方向轉折的時候，我也感到有些吃驚和措手不及呢。
這時人們已經把接車的後果漸漸給淡忘了，人們對接車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議論了幾十年和幾個月，事情已經像吐出的甘蔗一樣沒有任何汁液和價值了，我接車的曆史價值就開始重新擡頭和卷士重來了。
這時人們在頭腦中和印象裡已經将白石頭的接車和其它人一次次的接車混淆到了一起，這時他１１歲就提前接車的事實，就開始放射出它獨特的光輝。
當我心理上還是一片冬天的時候，誰知道灰蒙蒙的田野上已經出現一片嫩黃的青綠了呢？誰知道青草就要發芽了呢？誰知道堅冰就要打破了呢？誰知道水裡的春暖鴨子就先知了呢？誰知道花朵就要開放和燕子就要飛回來了呢？随着歲月的進一步流逝──我是多麼感謝歲月的流逝呀，人們又将這概念演化得更加簡單──說到底人們在頭腦中一天天拋棄的不都是事實留下來的不都是概念嗎？──那就是：每當我從村裡穿過。
人們不再對我接車的後果指指點點，不再說「這就是那個接車沒接着的人」，而是開始說： 「别看這個孩子又黑又瘦，１１歲就開始騎自行車接煤車了。
」 「别看這孩子貌不驚人,已經單獨騎車出過遠門了。
」接着出于對一個事情叙述起來要講究它的完整、轉折和效果驚人和藝術考慮，他們又本能地開始對故事的發展、誇張和合理想象。
一定要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要講究結尾的驚人效果──也許他們是純粹是為了完成自己的表達，講究表達的完美，但是在客觀上已經起到恢複我曆史的真面目和奠定我在１９６９年的曆史地位的作用。
兩個月後已經演變成： 「别看這孩子小，已經到過三十裡坡了。
」 「已經到過三礦了。
」 「已經見過老馬了。
」 「已經可以一眼分辨出煤塊的大小了。
」 …… 于是我在的短短幾個月裡，由一隻過去的灰溜溜的醜小鴨終于演變成了一隻美麗的天鵝──這才是幾個月之前花爪妗妗和俺娘因為一包偶爾的老鼠瘡藥而做出的重大決策的意義呀。
讓我私下感到不好意思的是，而這一切僅僅是因為我在前幾個月沒有勇氣上吊對事實的後果不敢負責厚顔無恥活下來的結果，這倒讓我幼稚的當時還沒有磨出老繭的鮮紅的心感到有些慚愧和黯然傷神──３０年後看，當時我是一個多麼可愛天真的少年呀，當你３０年後懷揣着一顆傷痕累累的長滿老繭的破碎的心的時候。
接着曆史的果實就挂滿了枝頭。
人們開始将他們的藝術判斷應用到生活之中。
過去我是一個不令人放心的人，現在人們開始說： 「這個孩子穩重、老實、可靠，把事情交給他沒錯。
」 「他辦事讓人放心。
」 「你辦事，我放心。
」 「他跟一個大人沒什麼區别。
」 …… 感謝生活，以至于等白石頭長大以後，這種概念和評價還在持續延續着。
這時白石頭就又想起了３０年前的提前接車。
因為花爪妗妗的娘家爹腿根上的一窪老鼠瘡，誰知道就提前成就了一個人呢。
──這年麥收的時候，白石頭就有了在村裡大出風頭的機會。
３０年後在村莊的曆史上再一次演變成了民間傳說。
３０年後白石頭功成名就衣錦還鄉──你可以屎殼郎戴眼鏡充大眼燈了──的時候，故鄉還圍着他說起了他童年的趣事呢。
這時那些昔日超拔過他雖然在這之前也曾将屎盆子一股腦扣到他頭上的成年人現在個個患了癡呆症的老者都記起了自己的超拔而忘記了之前的屎盆子，誇張地捋着自己的山羊胡子說： 「三歲知老，早就看出白石頭是個能成氣候的人。
」 「當年１１歲的時候，就和牛長順到三十裡坡接過煤車。
」 「不是１１歲，是１０歲。
」 「不是１０歲，是８歲，８歲就到過三礦見過老馬和他的飯盒了。
」 雖然白石頭到現在還沒有見過老馬，聽村裡人說老馬現在也早已因為肝硬化不在人世了，但是成年的白石頭，又突然像童年一樣想念起遠方的老馬。
他在世界上和誰肝膽相照呢？也就是一個從來沒有謀過面的老馬了。
──當１９６９年夏天焦麥炸豆的時候，正是白石頭超拔人生的概念在村裡橫行的時候，由于超拔概念的橫行，于是曆史再一次給他提供了超拔自我的機會。
這時他就再一次地不是他而是别人了。
一而再再而三地超升也就奠定了他３０年後衣錦還鄉的人生基礎。
當時人們正在村莊的四周──南地、北地、西地和東地收割麥子，一排一排随風起伏的麥子是多麼地茂密啊──以至３０年後，每當白石頭聽到「豐收的喜訊到處傳」這句歌詞時，就好象聽到「北京城裡的毛主席，雖然我們沒有見過你」一樣怦然心動。
也正是因為這樣，他才第一次覺得，我們并沒有跟毛主席生活在一個時代，雖然我們在時間上重疊過１８年──等待着人去收割。
而一排排拉開架式在收割麥子的成年人，「唰」，「唰」，「唰唰」──男人們腰裡都紮着藍布帶子，女人們頭上都紮着花頭巾，這時白石頭就想起了他姥娘年輕時候的樣子──當然也是民間傳說了，老年的他姥娘也自豪地承認着這一點： 「我年輕的時候，三裡長的麥趟子，割到頭都不直腰！」 遙想當年，我的姥娘和我的姥爺──姥爺也不是一個渾渾噩噩虛度光陰的人，當年他是我們故鄉駕馭牲口的明星，再難纏調皮哪怕你難纏得像某些婦女和男人一樣的騾兒馬，到了他老人家的鞭下，也得老老實實地拉着套兒按既定路線往前走──如同２０世紀９０年代的歐洲球星；俱樂部的老闆，在買我姥娘和我姥爺的時候，還得考慮一下他們的脾氣和轉會費呢──一個優秀的家族，往往是有遺傳性的，白石頭又找到了另一個曆史支點。
１９６９年麥收季節，一開始我還雜在一群小流氓中，出演的還是一個跑龍套的配角，在一排排割麥子、鏟麥子、摟麥子、捆麥子的大人背後──在曆史的演出都已經過了半場快到終場的時候，才輪得着我們這群小流氓們登場呢──雜在一群小流氓中無精打采地戴着一頂草帽提着一個籃子撿麥穗。
我們贊賞着成年人在前邊割麥子的腳步，我們欣賞着大姑娘小媳婦撅起的豐滿的圓圓的屁股，我們看他們說割起一地麥子就割起一地麥子，說摟起一地的麥子就摟起一地的麥子，我們看一捆麥子打了個滾接着就立起了個子。
但是這一切都和我們沒有關系，我們隻是跟着别人屁股後頭撿别人留下的曆史的渣滓──童年的自卑，再一次出現在我們心頭。
但轉機恰恰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我們看到生産隊長劉賀江聾舅舅在前邊割着割着，突然直起了腰杆，打量着前方突然又皺起了眉頭──曆史花朵的開放和果實的采摘就在劉賀江聾舅舅的這一颦一笑之間──說： 「看來摟麥子的人手不夠嘛！」 馬上就有幾個漢子和婦女接話： 「是不夠哇隊長！」 接着事情發展得就對我越來越有利了，劉賀江聾舅舅問：「還有人手沒有了呢？」 衆漢子和婦女說：「大家都在這裡了，哪裡還有人手？」 這時麻臉路之信表哥竟說──謝謝你路之信表哥，你也是我一生要等待的人呢──： 「撿麥子的孩子中不是有白石頭嗎？讓他也來摟麥算了！」 劉賀江聾舅舅還有些懷疑：「他還是一隻小公雞，他能行嗎？」 但正在村莊和市面上流行的對我超拔的概念現在就幫了我的大忙，衆人馬上就想起了我輝煌的過去，于是馬上有人提醒劉賀江：「公雞雖是公雞，但他今年春上去三礦接過煤車呀！」 甚至還有人在反問:「就是,剛才怎麼沒想到這一點呢？」 又有人下了判定：「煤車都能接，更别說摟麥子了！」 我的聾舅舅劉賀江對三礦和煤車也是有感情的，一想到這一點，他馬上就笑了──感謝你，三礦──看來決定一個人的命運也就在談笑之間；劉賀江聾舅舅接着就痛快地拍了闆──甚至還對自己有些反問呢： 「就是，我怎麼沒想起這一點呢？既然他以前到過三礦，可見他就不是小公雞了，既然這樣，不要讓他撿麥穗了，讓他過來摟麥子！」 于是，接車事件幾個月後，我在衆多小流氓仇恨和嫉妒的眼光之中，再一次從他們中間超拔出來和離開了他們。
雖然摟起麥子比彎腰撿麥穗要累得多，但我在摟麥子的時候，卻努力地保持着昂首闊步。
──一天麥子摟下來，也把我累壞喽。
３０年後白石頭對鄉親們說。
──但從此以後，摟麥子的優勢，白石頭保持了３０年。
３０年中，白石頭就有了超常規的發展。
３０年後，老成持重，沈默如金──小劉兒像當年的小流氓一樣懷揣着嫉妒對他的評價是：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當面一盆火，背後一把刀，世上的事情都讓他做絕了──這曆史的惡之源和惡之花是誰培養的呢？就是那個老鼠瘡、花爪舅母和他普普通通的娘了。
就是那個１９６９年的柏油路和自行車了，就是那個煤車和麥子了，就是那個三礦和老馬了，就是那個飯盒和面條了，就是那兩碗添了六次湯的雜碎和幹糧了，就是那個飯鋪老闆拒絕添湯時說出的真理： 「這湯還是别添了。
你不活，我還活呢。
」 附錄: １９６９年下半年，我姥娘賣了７０斤黃豆，花４５塊錢給我買了一輛自行車。
自行車呈綠色──從當時顔色的特殊看，可能是郵局淘汰下來的。
正因為它具有特殊的标志，就讓我覺得它不是一輛普通的自行車。
當我騎着它在新修的柏油路上飛行的時候，就感到特别的自尊──如果不是有特殊的關系，你能夠買到郵局淘汰下來的東西嗎？但它确确實實就是俺爹拿着俺姥娘賣豆的４８塊錢，在集上賣舊貨的市場──記得那是一個大坑──讨價還價用４５塊錢給買下的。
據俺爹将自行車推回來驕傲地說，一開始要六十塊──賣自行車的也并不是一個郵局的人──最後還到５５塊，還到５０塊，這時俺爹用自己的狡猾搭上自己的尊嚴──一下将賣豆的４８塊錢都從兜裡掏了出來，還将自己夾襖的兜子底朝天地翻出來讓人看和檢查，其實他貼着腿裆的大褲衩子裡還卷着另外的不是這次賣豆而是上次賣羊的８塊錢呢──于是價錢就又降到了可邊可沿的４８塊。
俺爹這時通紅着眼睛握着賣自行車人的手知心的說： 「知道虧了大哥，可是身上再沒有錢了。
」 一下弄得賣自行車的人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他隻好承認現實地說： 「那就隻好這樣了。
」 但是到了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時候──直到現在，我還佩服俺的爹爹，俺爹這時又出了一個夭蛾子，當他出賣了自己的尊嚴之後，接着又耍了一個很有限度的花招──他又從４８塊錢裡抽出三塊錢，恬着臉在那裡笑着說： 「跑了一天還沒有吃飯，這三塊錢，隻好留着咱哥倆去喝雜碎湯了。
」 看着對方要惱羞成怒，俺爹馬上将自己作為人的一切榮譽和尊嚴全部一掃帚掃到底，說： 「我現在跟一個要飯的差不多了。
」 對方苦惱地舔了舔舌頭，沒說出什麼；又舔了舔，還是沒說出什麼。
躊躇無措之後，隻好在那裡搖頭苦笑。
「我今天出門沒挑好日子。
雜碎湯我不喝了，還是你自己去喝去罷！」 當然，當我一個人騎着這個讨價還價還牽涉到一個為爹的尊嚴和另一場雜碎湯最後還加上他戰勝世界的洋洋自得花了４５塊錢買下的綠色的郵局淘汰下來的自行車的時候，我還是将這一切買賣的過程人為地省略了，甚至更加惡毒地将自行車的特殊标志誇張和藝術化了──我騎在這車上，動不動就對人說： 「俺舅爺在郵局送信，這輛車是郵局淘汰下來讓我騎的。
舅爺有了新車，還留着這破車幹什麼呢？他說：『不是聽說白石頭會騎自行車了嗎？這車就送給他騎吧！』」 …… １９６９年的那輛綠色自行車，記得它前邊的輪子有些聾，騎起來四下撒歡；但是後邊的輪子不聾。
前邊有擋泥闆，後邊光着屁股，而且沒有座架。
有時俺姥娘讓我馱着糧食到鎮上去磨面，我隻好将一口袋糧食搭在前梁上。
前邊有閘，後邊沒閘，遇到情況要雙腳着地，抑制它飛行的速度。
這車子我從１９６９年騎到１９７３年。
當我要出門遠行的時候，我把他交給了我的大弟弟，後來我的大弟弟又把他交給了小弟弟──嚴格說起來，我們都是在這輛自行車上長大的。
１９７８年，當小弟弟也要出門遠行的時候，俺爹又把它推到了集市的大坑裡賣了３１塊錢。
本來隻能賣２５塊，但俺爹故伎重演，一步步往上蹭，２６，２７，２８，２９，都到了這份上，何不湊一個整數呢？于是，３０塊。
到了一手交錢和一手交貨的時候，俺爹又要喝雜碎湯，于是在買主的搖頭苦笑下，就成了３１塊。
上次買車的時候俺爹拿着白繞的三塊錢沒有去喝雜碎湯，這次拿着戰勝世界的一塊錢，就真的去喝了一次雜碎湯。
當然喝的時候少不了添湯，将那碗理直氣壯地伸過去： 「大哥，日子不過了，再給添一碗湯。
」 一碗。
兩碗。
三碗。
到了第四碗的時候，賣雜碎的終于用鐵勺将碗擋住：「别添了，你不過，俺還過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