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行車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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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９年，我學會了騎自行車。
那個時候村莊的房子大部分還是土房，村北的村西的土崗下還殘存着過去的寨牆。
寨牆的上部長着茂盛的青苔和雜草，寨牆的下部不斷向下掉着被風雨剝蝕的無力的細土。
當風雨襲來的時候，在霹靂雷電的不斷閃射下，村莊一下就縮小得看不見了，如同激光的迪士高舞廳中人們的抽動一樣，村莊也在那裡無力地抽搐。
陽光燦爛的日子裡，我所有的鄉親和親人們，我的大舅、二舅是或表哥們，我的姥娘、舅媽或是表姐們，又在那裡上演着一場和煦溫情的鄉村社會中表面霧氣和靜水之下的刀光劍影的宏偉話劇。
美好的朝霞或是夕陽是暫時的，更加持久和耐心的是陰雨連綿的天氣或是烈日當頭我們在地裡割毛豆的時候。
還有我們那些以小做大的父母呢。
這就是我們對世界恐懼和永遠擔心的童年和少年的開始。
世界上永遠不存在歡樂的童年和少年。
因為世界永遠在成年人手裡握着。
大人一闆臉，我們就害怕。
隻有等我們也長大成人以後，我們才發現過去大人對我們的訓斥和教育原來是那麼可笑和可悲。
他們更多的是不懂裝懂和裝腔作勢。
但這個時候我們也已經蛻化成這樣的人了。
世界就是這樣倒着腳步在前進的，你讓我們這些孩子怎麼辦呢？這裡說的刀光劍影還不是簡單明了的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那是一目了然的，那是顯而易見的，那是秃子頭上的虱子明擺着的，而是在風和日麗和和風細雨之中，看着平穩的水面什麼也沒有發生，是溫暖的所謂家之中或是電影散場時在急着相互喊叫和尋覓的親人們之間，那些表面看沒什麼一切都是笑語歡聲而在靜水深流之下潛藏着的永遠抹不去的險惡的記憶。
不是一種大起大伏的千軍萬馬的奔騰到來，而是在一個個人内心之中陰雨連綿的不斷──那些說不清道不白的永遠的恩恩怨怨和是是非非。
日常的憋屈比劇烈的沖突還讓人難耐。
這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毫不例外的日常擔心。
我們想喝農藥的心都有了。
當我們撇開這些的時候，當我們隻看到世界上大的事情和外在矛盾的時候，我們還覺得我們的一生是那麼地光明和獻身，但是當我們細想起身邊的每一分鐘時，我們就覺得在水下憋屈着的一個人能頂上一個世界了。
我們是多麼想從深流和潛流中爬到水面透上一口氣呀，我們是多麼想把自已的矛盾往外引和把自己的苦水往外倒呀，我們多麼地想把自己的矛盾擴大成階級矛盾呀，我們又多麼地想把這階級矛盾擴大成民族矛盾呀，我們是多麼地想從此離開這家和這個村莊坐上火車到遠處去從軍呀，這個時候村莊倒是一下子顯得親熱了，嬸子大娘把煮好的紅皮雞蛋塞到了你的軍用挎包裡。
──但就是這樣，我們還是力圖想從過去的童年中找到一些可供我們回憶的細節和可供我們放下一個叫溫暖的地方。
那樣的一個情景，那樣的一個表情，那樣的一個動作和那樣一個溫暖的笑容，那樣的人生故事的遞進和嬗變，于是無時無刻不出現在我們的夢中。
我們在夢中甚至還說： 「娘，我要撒尿。
」 …… 或者是為了一個錯誤，娘不可避免地打了我們一脖兒拐，接着你哭了，娘也哭了。
還有寨牆上掉落的那些無力的細土，或是早已在１９６９年就被我們打死的一條秃尾巴狗，或是早年的一聲偶爾的蝈蝈或是青蟲的叫聲，你在３０年後你家的陽台上或是一首無意的音樂中偶爾聽到了，一下把你推回到３０年前──一棵青草或一束野花，漫地的星星草，你家後院的那棵老棗樹或是大楝樹，你都想重新與它們對話。
３０年前的對話不過是一個剛剛犯了錯誤挨了打光着黑瘦身子的兒童或少年在喃喃自語，但是現在在你的心頭，卻共鳴和弦出那巨大溫情的音樂的篇章了。
甚至成了你和你所親愛的人之間的一種談資。
當然這一方面說明我們一代一代的遞進是多麼地相像和重複，同時也說明我們是多麼地健忘和好了傷疤忘了疼。
當我們對娘厭惡從心理上要拋棄她們的時候，作為男孩我們成年之後就留成了長發作為女孩就挫起了短發，當我們要拋棄爹的時候作為男孩我們就推成了闆寸作為女孩我們就留起了飄逸的長發。
當爹娘都該拋棄的時候我們就隻好留一個光頭了。
還有更不幸的呢，我們甚至被他們生錯了我們長大以後急着要做變性手術。
就是因為這樣──本書作者白石頭說，我要在這張揚的《故鄉面和花朵》飛舞和飄動了三卷之後──你是三個大氣球嗎？現在要墜一個現實的對故鄉一個固定年份的規定性考察為鉛铊。
或者哪怕它是一個空桶呢，現在要在這空桶裡裝滿水，去墜住那在天空中任意飄蕩的三個氣球或是幹脆就是風筝，不使它們像成年之後的人一樣過于張揚和飛向天外或魂飛天外，自作主張或張腔作勢──那就不知道自已吃幾碗幹飯或家裡的狗窩裡還剩下幾塊幹馍喽。
你就是一個狗窩裡放不住剩馍的人呀──白石頭說，我就用這個，來做你們所有回憶錄的序言吧。
雷電之下的村莊，畢竟托起過我們童年和少年的夢想；在我們成年之後的夢境裡，他總是一個不變的背景；當我們出門遠行走到一個陌生地段時，我們總拿它來較正我們的方向和丈量他們的距離，這時我們就已經在重回和溫故我們的村莊了。
說起陌生地方的三裡五裡，我們就想起了村莊到集上的路程；說起四十五十裡，我們就想到了村莊到縣城的距離──如果用步行的速度，恐怕得走一晌呢。
──寫到這裡白石頭接到遠在天邊的朋友女兔唇──這個時候就不好叫女兔唇了，已經在巴黎做了縫合手術，鼻子下沒留一點傷疤──的一封來信，她在信裡說，她又要從巴黎回到中國了，她想在上海開一個法式酒吧；又說時到今日才發覺自己在後生時代怎麼沒有今日有酒今日醉呢？現在想這樣，身邊已經有兩個混血的孩子在看着你；大的正在那裡「嗷嗷」叫着等你給他換剛剛尿濕的牛仔褲，小的才剛剛一歲。
接着又說，去年她在上海呆了十個月，怎麼一直在那無所事事和虛度光陰而沒有想辦法跟白石頭見上一面呢？接着這封信，白石頭三天恍若隔世；三天之後，他用村莊的距離和方位丈量這信之後，喃喃自語地說： 「遠水解不了近渴呀。
」 …… 這個處于規定性的故鄉和村莊──在比例尺下和軍用地圖上隻是一個小黑點──這個作為我們方位和距離的參照坐标──這個共同的鉛墜和水桶──本來我們在挑選坐标的時候完全可以忽略它，僅僅因為這個鉛墜要由白石頭來裝，這個空桶的水要由白石頭來灌，而這個村莊恰好是白石頭度過童年和少年和地方，于是白石頭也就湊巧和偷懶地拿它當一個現成端了出來當一切都不可改變的時候我們也覺得挑選它天經地久義脫離它倒大逆不道，于是它就真的和永恒地成了我們的參照系──在什麼地方呢？它是： 河南省延津縣王樓鄉老莊村。
１９６９年，姑娘們梳頭用的還是化學梳子。
從縣城到鄉村，開始鋪第一條柏油馬路。
路上的行人和車輛還沒有現在這麼多，你還可以看到不斷遊動的拾糞老頭。
這年你剛剛１１歲，你學會了騎自行車。
于是你騎着自行車在路上就碰到了背着包袱上城離婚告狀的呂大和呂桂花父女。
當時你的腳還夠不着腳蹬子呢，你把你的棉襖墊在了自行車的前梁上，你掉着屁股騎在棉襖上，你歪戴着一頂軍帽──那還是一個盛行軍帽、糧票和布票的年代，嘴裡打着口哨，第一次風馳電掣地從剛剛修好還散發着柏油芳香的平坦的光溜溜的馬路上一閃而過。
因為一個自行車，你自動跟所有的成年人站到了一個制高點上。
鄉村的公共汽車不給呂大父女停車，你騎着自行車從他們身邊風馳電掣一閃而過也沒有發覺。
多少年過去，呂桂花開始追問你那次鄉村柏油路上的自高自大，你想了半天──在麗麗瑪蓮的酒吧裡──竟想不起還有那麼回事。
你倒問： 「是１９６９年嗎？」 呂桂花肯定地說：「是１９６９年。
」 你摸着臉想了半天： 「我是１９６９年學會騎自行車的倒是不錯，我在馬路上威風的一閃而過也是不錯──現在想起來還有些興奮呢，世界在我眼裡真是青山綠水；但說起路上碰到你和你爹還在自行車上做大，我真想不起當年我會是這種品質。
」 呂桂花朝你臉上「呸」了一口： 「那個時候你覺得自己已經成精了和長大成人了，哪裡還會把我放到眼裡？當你騎在自行車上的時候，早已經忘記在我新房裡跟我玩我一切都讓你看的時候了吧？那個時候你還沒有變聲呢，你都開始不要臉地跟我胡纏了。
你想一想，你在這個世界上第一次看到月經帶是在什麼地方？你第一次摟着女人親嘴是和誰？那個時候你嫩得像一隻鴨子。
後來突然有一段你沒有來──不知道是和誰賭氣呢，是嫌我對别人親熱對你不親熱了是不是？──後來突然有一天你又來了，我從屋裡聽到窗戶外的聲音，我說這是誰呢？那天是你第一次變聲。
這一段你還記得不記得！」 這時你趕緊承認：這一段我倒記得。
那是我的變聲期。
一段時間不來肯定也不是賭氣和耍小心眼，那時我不還在上學嘛！」 呂桂花:「學騎自行車是在變聲之前還是變聲之後？」 你：「肯定是在變聲之後，那時你不是還沒鬧離婚嘛！」 當時的實際情況是，柏油路上那場自行車騎得并不愉快。
青山綠水之下，你的屁股早已經被前梁給磨爛了還可以不說，問題是這場自行車騎完和青山綠水之後的後果，已經被三十年後的呂桂花和你給共同忽略了──你們隻記得事情的前一半而忘了後一半──因為你們在相互的印象中是那麼地不完整所以你們相互顯得那麼美麗。
後來呂桂花說，一在電視上看到白石頭，我就想起了我當新娘子時村裡的孩子去與我嬉笑和打鬧的時候；現在想想竟快３０年了。
──這時在白石頭的記憶周圍，３０年前的莊稼也「刷刷」地長了起來。
那時東地是一片蓖麻，南地是一片棉花，西地是一片金黃色的谷子和黃騰騰的油菜花，北地是一片黑森森的森林──雖然村莊周圍從來沒有過森林，但是事到如今，在３０年後，它在我們的腦海裡也是一片森林了。
森林散發出多麼充足的氧氣呀──特别是在３０年後當我們隻身處在灰蒙蒙的都市天空之下。
１９９６年，這個北方的中國都市入冬以來沒有下過一場正經的雪，天是那樣地幹燥，空氣是那樣地污濁和逼人，讓你呼吸起來都感到幹噎；一冬無雪，整個城市有三分之二的人都在感冒。
據說這次感冒的細菌１９５７年就已經滅絕；當這個細菌滅絕的時候我們還沒有出生，當它卷土重來的時候我們可給趕上了。
３０年前的１９６９年，那個時候怎麼一到冬天就下雪呢？雪厚厚的有一人高，把黃瓜嘴家的草棚子都壓塌了。
我們用鐵杴在自已家門前挑出一條條小路，在街上就連成了四通八達的戰壕。
這時我們往遠處的天邊看，就看到沿着厚厚的大雪，一個勒着紅頭巾的鄉下姑娘在雪地上行走。
她那鮮豔的紅頭巾，遠遠看去像一團烈火。
于是這美麗的圖畫也在你的記憶中開始裝點你那刀光劍影其實待雪化之後就是滿地肮髒的馬糞的故鄉了──本來雪在白天已經停了，但是到了傍晚，一片一片的鵝毛大雪又悄無聲息地落了下來。
天黑得比平日都早。
這時屋裡點着一盞蓖麻油燈，一家人蹲在地上，圍着一閃一閃的竈火在」踢溜踢溜」地喝着白薯稀飯。
沒有烤馍片或是奶昔。
也沒有西蘭花和法式牡蛎。
一隻手上邊端着碗，下邊的手窩裡還夾着一塊金黃的玉米面貼餅子，另一隻手裡單純地拿着筷子，就着地上一個腌菜碗裡的蘿蔔絲，一會兒就喝得滿頭大汗。
這時還能聽到雪粒打着窗戶紙上的聲音。
這時你娘突然想起了什麼，從冒着熱氣的大鍋上擡起身子擦着頭上的汗或者幹脆就是頭發上的汗──３０年之後你甚至不敬地想，娘這個時候，從竈上揚起身子擦汗的樣子還有些性感呢──問： 「院子裡的雞窩給堵上了沒有呢？」 爹這時也吃驚地從碗上擡起自己的頭，被胡茬包圍着的嘴張了張，也沒回答；他有些猶疑，在這猶疑的過程中，他也就忽略了娘的性感了。
他的注意力是那麼簡單和讓人失望地順着娘的思路一下就對準了世界上的雞窩。
他不知道除了雞窩還應該想到雪、屋裡一閃一閃的竈火、冒着蒸氣的鍋之上娘的美麗的身影──揚身擦汗的那一剎那的閃動和線迹──如同美麗的蝴蝶在天空中飛舞，他甚至連揚頭看一看打在窗戶紙上的雪粒的智能和餘暇都沒有了，他腦子中單純地塞滿了還是娘給他提供的雞窩──你說世界上到處充滿和堵塞了這樣的男人，我們的村莊和故鄉還能發展到哪裡去呢？他們還能有什麼想象力和創造性呢？作為他老人家的後代我們還能有什麼繼承和出息呢？就連他最後的回答也是我們早已預料到的，他在那裡含糊地說：「好象是已經堵上了吧？」 還是好象。
恐怕這一點也被當年的風韻的新娘──給我們開啟了性的第一課的呂桂花──現在已經是膀大腰圓連身子都坐不下一坐下就喘氣的中老年婦女──我甚至懷疑她是不是提前患有老年癡呆症呢？──在我們的朋友中，提前患老年癡呆症的決不在少數──給遺忘了呢。
──于是在她那提前老化的和胡塗的腦海裡，隻記着我騎着自行車在新修的柏油馬路上一閃而過而忽略了我們當時所處的成年背景了。
我當時騎在自行車上旁若無人，但騎完自行車的後果又是那麼地怵目驚心。
也是好難消化呢。
因為這個破爛的前梁上綁着棉襖的自行車并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我少年時代的好朋友小劉兒借給我的。
當我去到鎮上南部的拖拉機站歸還自行車的時候，我發現１９６９年的朋友因為這個自行車的借出已經遭受過他爹的拷打。
他爹拷打他并不是因為他把自行車借給了人，以前他在同樣的地點也将自行車借給過人，他爹就沒有打他，而僅僅是因為他把自行車借給了我；他爹因為他把自行車借給我就拷打他并不是因為他爹和我有什麼矛盾，而是因為他爹和同在拖拉機站工作的我爹在一次飯場的閑聊中，針對當時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祖籍的歸屬──是湖北還是湖南？發生了争執結下了積怨，現在曲折地将對我爹和林彪的憤怒發洩到了我身上又把對我的憤怒發洩到了他的兒子身上──本來他爹是一個豪爽的人，平時還特别愛把自行車借人，現在因為一個人祖籍的無足輕重的歸屬，就把他幾十年的努力和積累的形象毀與一旦。
──當時的大人就是那麼意氣用事，其實他們誰也不認識林彪，湖北和湖南他們誰也沒有去過。
據說拷打的聲音還格外的誇張，一下子就充滿了拖拉機站的院子和響徹在整個鎮子的南部──南方。
「你為什麼将自行車借給他？」 接着「匡」地一記耳光。
──當然，他這種拷打兒子的做法，比直接拷打我還讓我感到威嚴、冰涼和痛入骨髓呢。
雖然小劉兒在向我複述的時候不可避免地要有些誇張，他爹拷打他的時候，他一定會把責任一股腦的都推到我身上，一個耳光上來，他就會癱在地上哭着說：「我并不想借給他，是他非要騎走的！」 他爹又「匡」地給了他一個脖兒拐：「他說要借你就借給他嗎？他是你爹嗎？」 這時他在那裡哭着喊：「爹，别打我了，下次我再不将自行車借人了！」 由于他對爹的用意的歪曲，他爹又給了他一個巴掌。
但小劉兒向我複述的時候，托起自己紅腫的臉，卻開始一言不發。
我當時看着這臉，還沒有從自行車上下來，就從自行車上癱倒了。
從此我不但見了自行車打顫，見了拖拉機也打顫──因為拖拉機站是在鎮的南方，從此我還開始恐懼南方。
還有林彪。
雖然你１９７１年飛機爆炸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少年，但是我在曆史上曾經吃過你的挂落你知道嗎？ ──這種像褪色的舊膠片一樣的往事，這種１９６９年的童年轉少年的變聲期真是馨竹難書呀。
這和當時中國正在發生的文化大革命并沒有什麼聯系。
我們所以要把時間定在１９６９年，純粹是因為那個時候是我們的變聲期。
我們隻是覺得當時的大人，除了他們正常的修養之外，都有一種農民式的粗暴。
１９６８年的春節剛過，我們一群處在變聲期的小公雞在村裡投機主義地抓着春節的尾巴趁着春節的餘味、餘音和餘下的氣氛還沒有完全消散又在那裡興高彩烈地玩起了炮仗。
我的表哥秃老頂──也就十二三歲的孩子──這時玩炮仗玩出一根雷管。
「轟」地一聲響後我們并沒有在意，秃老頂還為他這炮仗聲音的格外嘹亮而在那裡歡呼我們還有些嫉妒呢。
但是接着我們意外地發現，他的一隻小手開始往下「撲嗒」「撲嗒」地滴血了。
接着我們又發現，這隻小手的三根指頭不見了。
我們頭腦「轟」地一聲就跟着爆炸了。
本來我們應該為剛才的嫉妒而有些幸災樂禍，但是當我們被這突如其來的事實給吓傻以後，現在雷管崩了秃老頂的手就像崩了我們自己的手一樣我們也開始束手無策。
共同魂飛天外之後秃老頂忘了哭我們也忘了哭，但最後手到底還是長在秃老頂的手上呀，當他終于從麻木中──這個麻木不是頭腦和神經的麻木而是掉下三個指頭的手那巨大的疼痛所引起的麻木──開始感到一些微疼的時候，他突然想到接踵而來的就是那排山倒海一樣的疼痛在這巨大的恐怖面前他還是可以吶喊的用自己的吶喊來引起别人的注意而不是在那裡和别人一同麻木──想到這裡他甚至有些憤怒這憤怒的一半是對這滴血的手──你怎麼說沒就沒說滴血就滴血了──另一半是對隻會跟他一同麻木的我們──于是突如其來地像狼嚎一樣叫了起來。
我們這些十一二歲的小公雞，這時也才想起自己的責任，好象聽到一聲領唱一樣，接着也一齊「哇」地一聲加入這合唱的哭的轟鳴中。
當然我們這種轟鳴并不是沒有在世界上産生作用。
秃老頂表哥的血也沒有白流。
從此它成了我們對一個固定年份的特殊記憶。
３０年後，隻要你聽到村莊裡有人在叙述某件事要固定它的年份時說： 「就是秃老頂崩手那一年。
」 指的就是１９６９年。
由于我們的合唱和轟鳴，當時整個村莊一下被震動了。
記得它在事實上造成的效果就好象是我們村裡所有的孩子都一齊被雷管給崩着、一齊都掉下三個手指一樣──整個少年的手像森林一樣舉了起來──誰說我們的北地不是一片森林呢？──大家的手都在往地下滴血。
村裡所有的成年人都放下手中的牛套和正在琢磨的心思，開始排山倒海一樣從村莊和生活的各個角落奔跑過來──這時應該有一種宏大的樂隊合唱作為伴奏。
但等他們把目光集中到秃老頂正一滴一滴往下滴血的手上時，他們也像我們孩子一樣束手無策和鴉雀無聲。
于是我的秃老頂表哥，在一層一層的人群之中，在我們孩子的哭聲和大人們的鴉雀無聲之中，一動不動繼續在那裡像雕塑和後來的現代派行為藝術一樣在那裡滴血──我們的秃老頂表哥，在曆史上還從來沒有這麼引起人的注意成為人群的中心呢，于是這氣氛也就更加烘托了他在世界上的重要性由于這種感覺的産生就更加像一個雕塑一樣一動不動了。
隻有等到秃老頂的娘也就是我的三舅母從家裡的竈台旁跑了過來他的爹爹也就是我的三舅劉老坡從正在刨毛根的田野裡──那裡是戰地黃花呀──跑了過來之後，這種村莊的平衡和平靜才給打破了。
秃老頂的娘我的三舅母首先到場，她口中長着兩根大黃牙，當她老人家看到這種嚴峻的事實之後，她除了被這嚴重的事實象我們一樣震呆之外，由于想到對這事件還具有責無旁貸的處理責任，一下跳到了人圈的中央，首先沒理秃老頂慘絕人寰的哭叫和少了三個指頭的小手正在「撲嗒」「撲嗒」往下滴血──她從心理上首先繞開這事态嚴重的一面，而避重就輕地感到了一陣憤怒想起這嚴峻的事态給她帶來的手足無措于是兜頭向這事件的制造者和使作俑者秃老頂的臉上扇了一巴掌： 「操你親娘，誰讓你玩炮仗了？誰讓你崩手了？」 這時秃老頂的爹我的三舅劉老坡也一身毛根地氣喘籲籲地跑了過來。
三舅是一個瘌痢頭，雖然剛才三舅母的話他并沒有聽見，但是好象兩人事先已經商量好了和密謀好了一樣，看着雕塑及正「撲嗒」「撲嗒」往下滴血的手，也兜頭朝秃老頂臉上扇了一巴掌： 「操你親娘，誰讓你玩炮仗了？誰讓你崩手了？」 這就是我們的童年和少年。
當然，後來我的秃老頂表哥還是被人給送到了鎮上的醫院。
在送醫院的過程中，我的爹爹劉花堂大出風頭。
我看到秃老頂在奔跑的
那個時候村莊的房子大部分還是土房，村北的村西的土崗下還殘存着過去的寨牆。
寨牆的上部長着茂盛的青苔和雜草，寨牆的下部不斷向下掉着被風雨剝蝕的無力的細土。
當風雨襲來的時候，在霹靂雷電的不斷閃射下，村莊一下就縮小得看不見了，如同激光的迪士高舞廳中人們的抽動一樣，村莊也在那裡無力地抽搐。
陽光燦爛的日子裡，我所有的鄉親和親人們，我的大舅、二舅是或表哥們，我的姥娘、舅媽或是表姐們，又在那裡上演着一場和煦溫情的鄉村社會中表面霧氣和靜水之下的刀光劍影的宏偉話劇。
美好的朝霞或是夕陽是暫時的，更加持久和耐心的是陰雨連綿的天氣或是烈日當頭我們在地裡割毛豆的時候。
還有我們那些以小做大的父母呢。
這就是我們對世界恐懼和永遠擔心的童年和少年的開始。
世界上永遠不存在歡樂的童年和少年。
因為世界永遠在成年人手裡握着。
大人一闆臉，我們就害怕。
隻有等我們也長大成人以後，我們才發現過去大人對我們的訓斥和教育原來是那麼可笑和可悲。
他們更多的是不懂裝懂和裝腔作勢。
但這個時候我們也已經蛻化成這樣的人了。
世界就是這樣倒着腳步在前進的，你讓我們這些孩子怎麼辦呢？這裡說的刀光劍影還不是簡單明了的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那是一目了然的，那是顯而易見的，那是秃子頭上的虱子明擺着的，而是在風和日麗和和風細雨之中，看着平穩的水面什麼也沒有發生，是溫暖的所謂家之中或是電影散場時在急着相互喊叫和尋覓的親人們之間，那些表面看沒什麼一切都是笑語歡聲而在靜水深流之下潛藏着的永遠抹不去的險惡的記憶。
不是一種大起大伏的千軍萬馬的奔騰到來，而是在一個個人内心之中陰雨連綿的不斷──那些說不清道不白的永遠的恩恩怨怨和是是非非。
日常的憋屈比劇烈的沖突還讓人難耐。
這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毫不例外的日常擔心。
我們想喝農藥的心都有了。
當我們撇開這些的時候，當我們隻看到世界上大的事情和外在矛盾的時候，我們還覺得我們的一生是那麼地光明和獻身，但是當我們細想起身邊的每一分鐘時，我們就覺得在水下憋屈着的一個人能頂上一個世界了。
我們是多麼想從深流和潛流中爬到水面透上一口氣呀，我們是多麼想把自已的矛盾往外引和把自己的苦水往外倒呀，我們多麼地想把自己的矛盾擴大成階級矛盾呀，我們又多麼地想把這階級矛盾擴大成民族矛盾呀，我們是多麼地想從此離開這家和這個村莊坐上火車到遠處去從軍呀，這個時候村莊倒是一下子顯得親熱了，嬸子大娘把煮好的紅皮雞蛋塞到了你的軍用挎包裡。
──但就是這樣，我們還是力圖想從過去的童年中找到一些可供我們回憶的細節和可供我們放下一個叫溫暖的地方。
那樣的一個情景，那樣的一個表情，那樣的一個動作和那樣一個溫暖的笑容，那樣的人生故事的遞進和嬗變，于是無時無刻不出現在我們的夢中。
我們在夢中甚至還說： 「娘，我要撒尿。
」 …… 或者是為了一個錯誤，娘不可避免地打了我們一脖兒拐，接着你哭了，娘也哭了。
還有寨牆上掉落的那些無力的細土，或是早已在１９６９年就被我們打死的一條秃尾巴狗，或是早年的一聲偶爾的蝈蝈或是青蟲的叫聲，你在３０年後你家的陽台上或是一首無意的音樂中偶爾聽到了，一下把你推回到３０年前──一棵青草或一束野花，漫地的星星草，你家後院的那棵老棗樹或是大楝樹，你都想重新與它們對話。
３０年前的對話不過是一個剛剛犯了錯誤挨了打光着黑瘦身子的兒童或少年在喃喃自語，但是現在在你的心頭，卻共鳴和弦出那巨大溫情的音樂的篇章了。
甚至成了你和你所親愛的人之間的一種談資。
當然這一方面說明我們一代一代的遞進是多麼地相像和重複，同時也說明我們是多麼地健忘和好了傷疤忘了疼。
當我們對娘厭惡從心理上要拋棄她們的時候，作為男孩我們成年之後就留成了長發作為女孩就挫起了短發，當我們要拋棄爹的時候作為男孩我們就推成了闆寸作為女孩我們就留起了飄逸的長發。
當爹娘都該拋棄的時候我們就隻好留一個光頭了。
還有更不幸的呢，我們甚至被他們生錯了我們長大以後急着要做變性手術。
就是因為這樣──本書作者白石頭說，我要在這張揚的《故鄉面和花朵》飛舞和飄動了三卷之後──你是三個大氣球嗎？現在要墜一個現實的對故鄉一個固定年份的規定性考察為鉛铊。
或者哪怕它是一個空桶呢，現在要在這空桶裡裝滿水，去墜住那在天空中任意飄蕩的三個氣球或是幹脆就是風筝，不使它們像成年之後的人一樣過于張揚和飛向天外或魂飛天外，自作主張或張腔作勢──那就不知道自已吃幾碗幹飯或家裡的狗窩裡還剩下幾塊幹馍喽。
你就是一個狗窩裡放不住剩馍的人呀──白石頭說，我就用這個，來做你們所有回憶錄的序言吧。
雷電之下的村莊，畢竟托起過我們童年和少年的夢想；在我們成年之後的夢境裡，他總是一個不變的背景；當我們出門遠行走到一個陌生地段時，我們總拿它來較正我們的方向和丈量他們的距離，這時我們就已經在重回和溫故我們的村莊了。
說起陌生地方的三裡五裡，我們就想起了村莊到集上的路程；說起四十五十裡，我們就想到了村莊到縣城的距離──如果用步行的速度，恐怕得走一晌呢。
──寫到這裡白石頭接到遠在天邊的朋友女兔唇──這個時候就不好叫女兔唇了，已經在巴黎做了縫合手術，鼻子下沒留一點傷疤──的一封來信，她在信裡說，她又要從巴黎回到中國了，她想在上海開一個法式酒吧；又說時到今日才發覺自己在後生時代怎麼沒有今日有酒今日醉呢？現在想這樣，身邊已經有兩個混血的孩子在看着你；大的正在那裡「嗷嗷」叫着等你給他換剛剛尿濕的牛仔褲，小的才剛剛一歲。
接着又說，去年她在上海呆了十個月，怎麼一直在那無所事事和虛度光陰而沒有想辦法跟白石頭見上一面呢？接着這封信，白石頭三天恍若隔世；三天之後，他用村莊的距離和方位丈量這信之後，喃喃自語地說： 「遠水解不了近渴呀。
」 …… 這個處于規定性的故鄉和村莊──在比例尺下和軍用地圖上隻是一個小黑點──這個作為我們方位和距離的參照坐标──這個共同的鉛墜和水桶──本來我們在挑選坐标的時候完全可以忽略它，僅僅因為這個鉛墜要由白石頭來裝，這個空桶的水要由白石頭來灌，而這個村莊恰好是白石頭度過童年和少年和地方，于是白石頭也就湊巧和偷懶地拿它當一個現成端了出來當一切都不可改變的時候我們也覺得挑選它天經地久義脫離它倒大逆不道，于是它就真的和永恒地成了我們的參照系──在什麼地方呢？它是： 河南省延津縣王樓鄉老莊村。
１９６９年，姑娘們梳頭用的還是化學梳子。
從縣城到鄉村，開始鋪第一條柏油馬路。
路上的行人和車輛還沒有現在這麼多，你還可以看到不斷遊動的拾糞老頭。
這年你剛剛１１歲，你學會了騎自行車。
于是你騎着自行車在路上就碰到了背着包袱上城離婚告狀的呂大和呂桂花父女。
當時你的腳還夠不着腳蹬子呢，你把你的棉襖墊在了自行車的前梁上，你掉着屁股騎在棉襖上，你歪戴着一頂軍帽──那還是一個盛行軍帽、糧票和布票的年代，嘴裡打着口哨，第一次風馳電掣地從剛剛修好還散發着柏油芳香的平坦的光溜溜的馬路上一閃而過。
因為一個自行車，你自動跟所有的成年人站到了一個制高點上。
鄉村的公共汽車不給呂大父女停車，你騎着自行車從他們身邊風馳電掣一閃而過也沒有發覺。
多少年過去，呂桂花開始追問你那次鄉村柏油路上的自高自大，你想了半天──在麗麗瑪蓮的酒吧裡──竟想不起還有那麼回事。
你倒問： 「是１９６９年嗎？」 呂桂花肯定地說：「是１９６９年。
」 你摸着臉想了半天： 「我是１９６９年學會騎自行車的倒是不錯，我在馬路上威風的一閃而過也是不錯──現在想起來還有些興奮呢，世界在我眼裡真是青山綠水；但說起路上碰到你和你爹還在自行車上做大，我真想不起當年我會是這種品質。
」 呂桂花朝你臉上「呸」了一口： 「那個時候你覺得自己已經成精了和長大成人了，哪裡還會把我放到眼裡？當你騎在自行車上的時候，早已經忘記在我新房裡跟我玩我一切都讓你看的時候了吧？那個時候你還沒有變聲呢，你都開始不要臉地跟我胡纏了。
你想一想，你在這個世界上第一次看到月經帶是在什麼地方？你第一次摟着女人親嘴是和誰？那個時候你嫩得像一隻鴨子。
後來突然有一段你沒有來──不知道是和誰賭氣呢，是嫌我對别人親熱對你不親熱了是不是？──後來突然有一天你又來了，我從屋裡聽到窗戶外的聲音，我說這是誰呢？那天是你第一次變聲。
這一段你還記得不記得！」 這時你趕緊承認：這一段我倒記得。
那是我的變聲期。
一段時間不來肯定也不是賭氣和耍小心眼，那時我不還在上學嘛！」 呂桂花:「學騎自行車是在變聲之前還是變聲之後？」 你：「肯定是在變聲之後，那時你不是還沒鬧離婚嘛！」 當時的實際情況是，柏油路上那場自行車騎得并不愉快。
青山綠水之下，你的屁股早已經被前梁給磨爛了還可以不說，問題是這場自行車騎完和青山綠水之後的後果，已經被三十年後的呂桂花和你給共同忽略了──你們隻記得事情的前一半而忘了後一半──因為你們在相互的印象中是那麼地不完整所以你們相互顯得那麼美麗。
後來呂桂花說，一在電視上看到白石頭，我就想起了我當新娘子時村裡的孩子去與我嬉笑和打鬧的時候；現在想想竟快３０年了。
──這時在白石頭的記憶周圍，３０年前的莊稼也「刷刷」地長了起來。
那時東地是一片蓖麻，南地是一片棉花，西地是一片金黃色的谷子和黃騰騰的油菜花，北地是一片黑森森的森林──雖然村莊周圍從來沒有過森林，但是事到如今，在３０年後，它在我們的腦海裡也是一片森林了。
森林散發出多麼充足的氧氣呀──特别是在３０年後當我們隻身處在灰蒙蒙的都市天空之下。
１９９６年，這個北方的中國都市入冬以來沒有下過一場正經的雪，天是那樣地幹燥，空氣是那樣地污濁和逼人，讓你呼吸起來都感到幹噎；一冬無雪，整個城市有三分之二的人都在感冒。
據說這次感冒的細菌１９５７年就已經滅絕；當這個細菌滅絕的時候我們還沒有出生，當它卷土重來的時候我們可給趕上了。
３０年前的１９６９年，那個時候怎麼一到冬天就下雪呢？雪厚厚的有一人高，把黃瓜嘴家的草棚子都壓塌了。
我們用鐵杴在自已家門前挑出一條條小路，在街上就連成了四通八達的戰壕。
這時我們往遠處的天邊看，就看到沿着厚厚的大雪，一個勒着紅頭巾的鄉下姑娘在雪地上行走。
她那鮮豔的紅頭巾，遠遠看去像一團烈火。
于是這美麗的圖畫也在你的記憶中開始裝點你那刀光劍影其實待雪化之後就是滿地肮髒的馬糞的故鄉了──本來雪在白天已經停了，但是到了傍晚，一片一片的鵝毛大雪又悄無聲息地落了下來。
天黑得比平日都早。
這時屋裡點着一盞蓖麻油燈，一家人蹲在地上，圍着一閃一閃的竈火在」踢溜踢溜」地喝着白薯稀飯。
沒有烤馍片或是奶昔。
也沒有西蘭花和法式牡蛎。
一隻手上邊端着碗，下邊的手窩裡還夾着一塊金黃的玉米面貼餅子，另一隻手裡單純地拿着筷子，就着地上一個腌菜碗裡的蘿蔔絲，一會兒就喝得滿頭大汗。
這時還能聽到雪粒打着窗戶紙上的聲音。
這時你娘突然想起了什麼，從冒着熱氣的大鍋上擡起身子擦着頭上的汗或者幹脆就是頭發上的汗──３０年之後你甚至不敬地想，娘這個時候，從竈上揚起身子擦汗的樣子還有些性感呢──問： 「院子裡的雞窩給堵上了沒有呢？」 爹這時也吃驚地從碗上擡起自己的頭，被胡茬包圍着的嘴張了張，也沒回答；他有些猶疑，在這猶疑的過程中，他也就忽略了娘的性感了。
他的注意力是那麼簡單和讓人失望地順着娘的思路一下就對準了世界上的雞窩。
他不知道除了雞窩還應該想到雪、屋裡一閃一閃的竈火、冒着蒸氣的鍋之上娘的美麗的身影──揚身擦汗的那一剎那的閃動和線迹──如同美麗的蝴蝶在天空中飛舞，他甚至連揚頭看一看打在窗戶紙上的雪粒的智能和餘暇都沒有了，他腦子中單純地塞滿了還是娘給他提供的雞窩──你說世界上到處充滿和堵塞了這樣的男人，我們的村莊和故鄉還能發展到哪裡去呢？他們還能有什麼想象力和創造性呢？作為他老人家的後代我們還能有什麼繼承和出息呢？就連他最後的回答也是我們早已預料到的，他在那裡含糊地說：「好象是已經堵上了吧？」 還是好象。
恐怕這一點也被當年的風韻的新娘──給我們開啟了性的第一課的呂桂花──現在已經是膀大腰圓連身子都坐不下一坐下就喘氣的中老年婦女──我甚至懷疑她是不是提前患有老年癡呆症呢？──在我們的朋友中，提前患老年癡呆症的決不在少數──給遺忘了呢。
──于是在她那提前老化的和胡塗的腦海裡，隻記着我騎着自行車在新修的柏油馬路上一閃而過而忽略了我們當時所處的成年背景了。
我當時騎在自行車上旁若無人，但騎完自行車的後果又是那麼地怵目驚心。
也是好難消化呢。
因為這個破爛的前梁上綁着棉襖的自行車并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我少年時代的好朋友小劉兒借給我的。
當我去到鎮上南部的拖拉機站歸還自行車的時候，我發現１９６９年的朋友因為這個自行車的借出已經遭受過他爹的拷打。
他爹拷打他并不是因為他把自行車借給了人，以前他在同樣的地點也将自行車借給過人，他爹就沒有打他，而僅僅是因為他把自行車借給了我；他爹因為他把自行車借給我就拷打他并不是因為他爹和我有什麼矛盾，而是因為他爹和同在拖拉機站工作的我爹在一次飯場的閑聊中，針對當時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祖籍的歸屬──是湖北還是湖南？發生了争執結下了積怨，現在曲折地将對我爹和林彪的憤怒發洩到了我身上又把對我的憤怒發洩到了他的兒子身上──本來他爹是一個豪爽的人，平時還特别愛把自行車借人，現在因為一個人祖籍的無足輕重的歸屬，就把他幾十年的努力和積累的形象毀與一旦。
──當時的大人就是那麼意氣用事，其實他們誰也不認識林彪，湖北和湖南他們誰也沒有去過。
據說拷打的聲音還格外的誇張，一下子就充滿了拖拉機站的院子和響徹在整個鎮子的南部──南方。
「你為什麼将自行車借給他？」 接着「匡」地一記耳光。
──當然，他這種拷打兒子的做法，比直接拷打我還讓我感到威嚴、冰涼和痛入骨髓呢。
雖然小劉兒在向我複述的時候不可避免地要有些誇張，他爹拷打他的時候，他一定會把責任一股腦的都推到我身上，一個耳光上來，他就會癱在地上哭着說：「我并不想借給他，是他非要騎走的！」 他爹又「匡」地給了他一個脖兒拐：「他說要借你就借給他嗎？他是你爹嗎？」 這時他在那裡哭着喊：「爹，别打我了，下次我再不将自行車借人了！」 由于他對爹的用意的歪曲，他爹又給了他一個巴掌。
但小劉兒向我複述的時候，托起自己紅腫的臉，卻開始一言不發。
我當時看着這臉，還沒有從自行車上下來，就從自行車上癱倒了。
從此我不但見了自行車打顫，見了拖拉機也打顫──因為拖拉機站是在鎮的南方，從此我還開始恐懼南方。
還有林彪。
雖然你１９７１年飛機爆炸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少年，但是我在曆史上曾經吃過你的挂落你知道嗎？ ──這種像褪色的舊膠片一樣的往事，這種１９６９年的童年轉少年的變聲期真是馨竹難書呀。
這和當時中國正在發生的文化大革命并沒有什麼聯系。
我們所以要把時間定在１９６９年，純粹是因為那個時候是我們的變聲期。
我們隻是覺得當時的大人，除了他們正常的修養之外，都有一種農民式的粗暴。
１９６８年的春節剛過，我們一群處在變聲期的小公雞在村裡投機主義地抓着春節的尾巴趁着春節的餘味、餘音和餘下的氣氛還沒有完全消散又在那裡興高彩烈地玩起了炮仗。
我的表哥秃老頂──也就十二三歲的孩子──這時玩炮仗玩出一根雷管。
「轟」地一聲響後我們并沒有在意，秃老頂還為他這炮仗聲音的格外嘹亮而在那裡歡呼我們還有些嫉妒呢。
但是接着我們意外地發現，他的一隻小手開始往下「撲嗒」「撲嗒」地滴血了。
接着我們又發現，這隻小手的三根指頭不見了。
我們頭腦「轟」地一聲就跟着爆炸了。
本來我們應該為剛才的嫉妒而有些幸災樂禍，但是當我們被這突如其來的事實給吓傻以後，現在雷管崩了秃老頂的手就像崩了我們自己的手一樣我們也開始束手無策。
共同魂飛天外之後秃老頂忘了哭我們也忘了哭，但最後手到底還是長在秃老頂的手上呀，當他終于從麻木中──這個麻木不是頭腦和神經的麻木而是掉下三個指頭的手那巨大的疼痛所引起的麻木──開始感到一些微疼的時候，他突然想到接踵而來的就是那排山倒海一樣的疼痛在這巨大的恐怖面前他還是可以吶喊的用自己的吶喊來引起别人的注意而不是在那裡和别人一同麻木──想到這裡他甚至有些憤怒這憤怒的一半是對這滴血的手──你怎麼說沒就沒說滴血就滴血了──另一半是對隻會跟他一同麻木的我們──于是突如其來地像狼嚎一樣叫了起來。
我們這些十一二歲的小公雞，這時也才想起自己的責任，好象聽到一聲領唱一樣，接着也一齊「哇」地一聲加入這合唱的哭的轟鳴中。
當然我們這種轟鳴并不是沒有在世界上産生作用。
秃老頂表哥的血也沒有白流。
從此它成了我們對一個固定年份的特殊記憶。
３０年後，隻要你聽到村莊裡有人在叙述某件事要固定它的年份時說： 「就是秃老頂崩手那一年。
」 指的就是１９６９年。
由于我們的合唱和轟鳴，當時整個村莊一下被震動了。
記得它在事實上造成的效果就好象是我們村裡所有的孩子都一齊被雷管給崩着、一齊都掉下三個手指一樣──整個少年的手像森林一樣舉了起來──誰說我們的北地不是一片森林呢？──大家的手都在往地下滴血。
村裡所有的成年人都放下手中的牛套和正在琢磨的心思，開始排山倒海一樣從村莊和生活的各個角落奔跑過來──這時應該有一種宏大的樂隊合唱作為伴奏。
但等他們把目光集中到秃老頂正一滴一滴往下滴血的手上時，他們也像我們孩子一樣束手無策和鴉雀無聲。
于是我的秃老頂表哥，在一層一層的人群之中，在我們孩子的哭聲和大人們的鴉雀無聲之中，一動不動繼續在那裡像雕塑和後來的現代派行為藝術一樣在那裡滴血──我們的秃老頂表哥，在曆史上還從來沒有這麼引起人的注意成為人群的中心呢，于是這氣氛也就更加烘托了他在世界上的重要性由于這種感覺的産生就更加像一個雕塑一樣一動不動了。
隻有等到秃老頂的娘也就是我的三舅母從家裡的竈台旁跑了過來他的爹爹也就是我的三舅劉老坡從正在刨毛根的田野裡──那裡是戰地黃花呀──跑了過來之後，這種村莊的平衡和平靜才給打破了。
秃老頂的娘我的三舅母首先到場，她口中長着兩根大黃牙，當她老人家看到這種嚴峻的事實之後，她除了被這嚴重的事實象我們一樣震呆之外，由于想到對這事件還具有責無旁貸的處理責任，一下跳到了人圈的中央，首先沒理秃老頂慘絕人寰的哭叫和少了三個指頭的小手正在「撲嗒」「撲嗒」往下滴血──她從心理上首先繞開這事态嚴重的一面，而避重就輕地感到了一陣憤怒想起這嚴峻的事态給她帶來的手足無措于是兜頭向這事件的制造者和使作俑者秃老頂的臉上扇了一巴掌： 「操你親娘，誰讓你玩炮仗了？誰讓你崩手了？」 這時秃老頂的爹我的三舅劉老坡也一身毛根地氣喘籲籲地跑了過來。
三舅是一個瘌痢頭，雖然剛才三舅母的話他并沒有聽見，但是好象兩人事先已經商量好了和密謀好了一樣，看着雕塑及正「撲嗒」「撲嗒」往下滴血的手，也兜頭朝秃老頂臉上扇了一巴掌： 「操你親娘，誰讓你玩炮仗了？誰讓你崩手了？」 這就是我們的童年和少年。
當然，後來我的秃老頂表哥還是被人給送到了鎮上的醫院。
在送醫院的過程中，我的爹爹劉花堂大出風頭。
我看到秃老頂在奔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