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工資
關燈
小
中
大
國工人階級在十九世紀前半期都經曆過了。
英國手工織布工人的狀況尤其艱苦，他們在十九世紀初有一百多萬人。
如果說在紡紗業中手工勞動與機器的鬥争很快就結束了，那麼在織布業中這種鬥争竟長達幾十年之久。
手工織布業為求生存，不惜降低手工織布工的工錢來與工廠競争。
隻是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起，英國工廠才取得了徹底勝利，紡織（棉紡）工業的手工織布工終于退出了舞台。
從那時起，英國工人階級的經濟地位普遍提高了。
工廠生産技術的改進不再降低廣大小生産者的所得，因為後者的人數已相對地減少，而工廠無産階級開始成為産業人口的主導因素。
同時，在工人中間職工組織（工人聯合會）的增多以及國家保護勞動權益的措施（工廠立法）擴大了工人的力量對比，有助于工人同企業主進行鬥争，争取改善勞動條件。
合作運動也對工人群衆福利水平的普遍提高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
因此，這種情況之所以出現，是由于社會勞動生産率的提高和工人階級社會力量的增長。
最精确的有關英國工資變化的統計資料是鮑利收集的。
據鮑利統計，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來英國平均名義工資的變化如下： （以1890&mdash1899年的工資為100）[44] 1830&mdash1840年1840&mdash1850年1850&mdash1860年1860&mdash1870年1870&mdash1880年1880&mdash1890年1890&mdash1899年 60%60%65%75%95%90%100% 至于實際工資的提高要緩慢得多，因為生活費用（主要由于房租上漲）在這一時期上升得相當快。
英國居民福利水平顯著提高的主要原因，與其說是由于各個勞動部門實際工資提高，不如說是由于工人階級構成中工資收入較好的工人比重大大增加，而收入較差的工人比重無疑地急劇下降了[45]。
悉尼·韋伯對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變化的評述是可以接受的，他說：&ldquo我們假設有各種不同的生活和勞動條件，并規定一種可以勉強維持生存的水平，那麼，我們就會看到，在工資、勞動時間、住房和一般文化方面，低于這個水平的人所占的比重現在要比1837年小。
但是，我們也發現，現在最低的水平也和以往一樣低，而且生活低于我們規定的水平的人，就其絕對值而言，現在也許要比1837年多。
&rdquo[46] 查爾斯·布思對十九世紀末倫敦居民生活條件所作的詳細調查，一般說來，能揭示極端陰暗的情景。
據布思統計，倫敦約有10%的居民可以說是屬于赤貧一類，其中一部分是：乞丐、小偷、罪犯以及一般所謂的&ldquo社會渣滓&rdquo，另一部分是一些經常失業，以意外收入為生的人。
其次是貧民，約占倫敦人口的22%。
這些人收入不固定，在工商業衰退時大批失業。
最後，倫敦僅有三分之二的人口處于貧困水平線以上。
[47] 布思還進行了另一項饒有趣味的研究，對英國赤貧現象作了新的闡釋。
英國領取國家救濟的貧民所占的百分比不大，而且有下降的趨勢。
布思按年齡類别對貧民進行調查，并相應地同全部人口加以比較，結果表明，貧民在老年人中所占的百分比很大，1897年，在65歲以上的人中貧民幾乎達到30%。
[48] 參考書目 一般工資理論：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
桑頓：《論勞動》，1868年（俄譯本）。
布倫坦諾：《現代工人基爾特》，1871&mdash1872年《現行法規下的勞動關系》,1877年；《論勞動工資和勞動時間與勞動效率間的關系》,1893年（俄譯本）。
沃克：《工資問題》，1876年。
陶西格：《工資與資本》，1896年。
赫爾岑施泰因：《工資基金說》（俄國思想出版社，1890年），第6卷。
岡頓：《财富和進步》,1891年。
J.B.克拉克：《财富的分配》，第3版，1908年。
J.戴維森：《合同工資論》,1898年。
茨威笛奈克&mdash祖登豪斯特：《工資政策與理論，重點研究最低工資》，1900年（俄譯本）。
霍布森：《分配經濟學》，譯自英文，1903年。
B.熱列茲諾夫：《工資理論研究的主要流派》,1904年。
紮爾茨：《工資基金理論史與批判文集》,1905年。
B.沃伊京斯基：《工資》，1910年。
&Gamma.&Gamma.施維塔伊：《工業沖突》,1911年。
C.索恩采夫：《工資是分配問題》,1911年。
杜岡&mdash巴拉諾夫斯基：《社會分配理論》,1914年。
工資形式： 伯默特：《利潤分配》,1878年。
弗羅梅爾：《利潤的分配》,1886年。
S.韋伯和B.韋伯：《英國職工運動的理論與實踐》，1900&mdash1901年。
施洛斯：《工資形式》，譯自英文，1900年。
茨威笛奈克&mdash祖登豪斯特：《關于工資形式論文集》,1904年。
勞埃德：《勞工組合》，譯自英文，1909年。
工資史： 羅傑斯：《英國勞動和工資史》,B.卡特科夫譯自英文，1889年。
勒瓦瑟爾：《法國工人階級史》，第2版，第2卷，1900&mdash1901年。
R.吉芬：《五十年來工人階級的發展狀況》,1884年。
E.舍伐利埃：《十九世紀的工資》,1887年。
舒爾采&mdash格弗尼茨：《大生産》，譯自德文，司徒盧威校對，1897年。
S.韋伯：《近六十年來英國的勞動狀況》，譯自英文本，1909年。
鮑利：《十九世紀聯合王國的工資》,1900年。
*** [1]我之所以這樣地給工資下定義，是因為想強調說明工資不是任何一種勞動報酬，它隻是資本主義經濟過程的勞動報酬。
因此，付給在政府供職的官吏的勞動報酬（一般叫做俸祿或薪金）、付給所謂自由職業者代表&mdash&mdash醫師、作家、律師等的各種高級腦力勞動的報酬（通常叫做酬金）都不是工資。
付給仆人的勞動報酬（通常叫做薪金）以及付給任何粗活的勞動報酬，就其本義而言，已近似工資，但畢竟與工資有差别，因為雇傭仆人是為了幹家務活，而不是靠其勞動賺錢。
[2]因此，李嘉圖把工資認為是社會總收入的因素，而把利潤和地租認為是社會純收入。
[3]&ldquo對任何一種勞動來說，工人的工資隻限于其維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這一點定會發生，實際上正在發生。
&rdquo（《關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載《杜閣選集》，Ed.德爾出版社出版,1844年，第1卷，第10頁。
） [4]拉薩爾在其名著《一封公開信》中寫道：&ldquo在當前條件下，在勞動供求平衡條件下，決定工資的鐵的經濟規律是：中等工資總是保持在必要的生活資料水平上，即保持在一個人按照習俗為了維持生存和繁衍種族所需的必要生活資料水平上。
有一條是這樣寫道：實際日工資像一個猶豫不決的人，由于沒有機會，老是圍繞這一條波動，很長時間，既沒有提高，也沒有降低。
實際日工資很長時間不能提高到高于這種中等水平，因為在相反的情況下，由于工人的狀況好轉，工人人口就會增加，人口的增加又會引起工資下降到原先的水平。
實際日工資不能長期地大大地低于這種水平，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工人遷徙、放棄結婚、節制生育，而到最後，由于貧窮勢必要引起工人人數的減少；因為人數減少&hellip&hellip就會導緻工人的工資回複到原先的水平。
&rdquo（《拉薩爾全集》（Gesammtwerke），第1卷，第15頁。
）至于馬克思，毫無疑問，他也是立足于最低限度生活資料的論點。
他把工資視為商品&mdash&mdash勞動力的價值，而這種價值，像任何價值一樣，按照勞動價值學說，應當由相應商品，在這種情況下即由勞動力的勞動生産價值來決定。
[5]李嘉圖說：&ldquo不要以為勞動的自然價格甚至于在食品和其他必需品方面，也完全是不變的和固定的。
勞動的自然價格在同一個國家的不同時期都有變動，而在不同的國家差别就更大了。
因此，這種差别主要與人民的風俗和習慣有關&hellip&hellip現在英國工人的住所安裝的許多設備，在我國曆史上很久以前還認為是一些奢侈品。
&rdquo《李嘉圖文選》,H.西貝爾譯，第49頁。
[6]勞動力生産價值論的一批新的庇護者，例如美國經濟學家岡頓，完全擺脫了該論點的較為守舊派的悲觀情調。
岡頓認為工資在工人需求增長的影響下可以不受限制地增長。
但是，這樣一來，因為受這種購買力數額的影響，工人又會産生新的需求，岡頓對這個問題卻沒有作出明确的答案。
參看岡頓的《财富與進步》,1891年。
[7]例如，請看福塞特是如何建立這種論點的：&ldquo國内的周轉資本形成工資基金。
如果我們想确定平均工資，我們就必須把這種資本除以全國所有的工人數。
由此就清楚表明，工資的平均水平隻有當周轉資本增加，或者工人人數減少時，才有可能提高。
&rdquo引自托恩托《勞動》一書的德譯本，1870年，第92頁。
[8]工資基金說受到各種不同觀點的批判。
近來，&Phi.沃蓋爾和亨利·喬治對它進行了嚴厲的批判。
然而，他們的批判盡管有些正确的看法，但包含的内容有相當部分是誤解的，沒有擊中要害。
基金論的新維護者陶西格卻堅持工資基金說具有彈性的論點；按他的看法，這種基金在每個時期不是不變的量，而是根據勞動市場的條件可以擴大或減少的。
根據這種解釋，工資基金的數額便成為工資平均水平不确定的原因，而不是這種平均水平确定的結果了。
這種解釋，其結果隻是簡單的重複罷了，因為平均工資是由工資總額除以工人數來确定的。
參看陶西格的《工資與資本》，第83頁及以下各頁。
紮爾茨的《關于工資基金論的曆史與批判文集》一書（1905年），是專門論基金論的曆史和批判的，但是，它卻反映作者自己觀點的不明确性。
[9]必須指出的是：所有這種論據指的是整個資本主義生産，而不是指這種生産整體的某一部分。
[10]許勒爾：《論勞動力需求》，載《社會科學文集》，第33集，第1冊，第64&mdash66頁。
[11]最近一位理論家戴維森把所謂&ldquo必須完成的一定工作量與勞動價值無關的看法，認為是對工人工會和工人階級的誤解&rdquo。
而他又繼續解釋說：&ldquo需求是經常與價格有關的&rdquo。
（戴維森：《合同工資論》,1898年，第37頁。
）但是，在這種場合工人是有理的，也像他們逆着工資基金理論家的道理而發展自己的工會組織時一樣的有理，B.C.沃伊京斯基正确地指出：&ldquo工資高低的波動幾乎一點兒也不影響出賣者一方和購買者一方的勞動力的數量。
&rdquo（B.沃伊京斯基：《工資》，1910年，第13頁。
） [12]為了更加準确起見，必須預先說明，就某種意義說，工資當然是一般價格論的一部分，因為，工資不管怎樣形成，畢竟還是價格；但是，一般價格論像它在經濟科學中所真正具有的那種形式，按照它從交換雙方社會平等的假設出發來分析價格規律的理由，不能說明工資恰恰就是國民收入其他形式。
這對邊際效用論還是對勞動論來說，價格趨向勞動消耗隻能在某些商品出售者在社會上處于平等的情況下才是完全正确的。
相反，工資是社會不平等條件下的價格。
社會不平等條件下的抽象價格論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種不平等可以表現為各種不同的形式，實際上，曆史上也出現過這種不同形式。
因此，抽象價格論是從契約當事人的社會平等推測出發的，而研究社會不平等條件下的社會收入，是指社會不平等的某一曆史形态&mdash&mdash資本主義社會的個别分配現象。
[13]&ldquo為了正确地解決産品的歸屬問題，應當與分配收入問題截然分開。
&rdquo（維塞爾：《自然價值論》，第78頁。
）維塞爾通過對共産主義國家的推測來研究歸屬問題，共産主義國家的全部産品屬于工人，并按現代的含義來說，當時隻談工資是不行的。
[14]J.B.克拉克：《财富的分配》,1908年，第3版，第4頁［見中文版第3頁］。
[15]同上書，第5頁［見中文版第6頁］。
[16]謝爾戈夫斯基：《機器的價值與價格》，第15頁。
[17]舒爾采&mdash格弗尼茨：《大生産》，譯自德文，1897年，第159頁。
[18]英國工人聯合會當時還很軟弱，而各行工業又處于蕭條時期，所以工資猛烈地下降，相反，最近時期的特征是：盡管失業現象加強和對勞動的需求大大減少，但工業蕭條卻沒有引起工資多大的下降；原因是英國工人階級增強了自己的經濟力量，所以在勞動市場不利的情況下，仍然有可能維持自己一般的生活水平。
[19]1910年B.沃伊京斯基在《工資》一書中對影響工資高低的社會因素作了有趣的分析。
作者雖正确地闡明了一般工資理論的弱點，但本人卻又表現某些片面性，隻談及一種工資因素&mdash&mdash工人階級的相對社會力量，而不談兩種因素。
見C.索恩采夫有價值的書：《工資是分配問題》,1911年。
[20]И.揚茹爾：《莫斯科省的工廠生活》,1884年，第44頁等。
[21]同上，第108頁。
[22]關于工資形式，見施洛斯：《工資形式》和C.韋伯與Б.韋伯夫婦的：《英國職工會運動的理論與實踐》。
[23]鮑利：《聯合王國的工資》,1900年，第125頁。
[24]不同的勞動部門某些工資數字還不能說明工人階級經濟狀況的一般變化，這是因為不僅需要計算同一種工人的工資，而且要計算每種工人的相對人數。
各類勞動部門的工資可能降低，而工人階級的平均工資可能增加。
讓我們舉例說吧！一個勞動部門20個工人，每人可得10盧布，而另一部門有5個從業工人，每人可得20盧布。
假設兩者工資都下降，前者的工人每人可得8盧布，則後者的工人每人可得18盧布；如果後者的工人數增加到20人，而前者降到5人，在這種場合，以前所有工人的總工資等于300盧布，則每個工人平均工資為12盧布。
現在工人總工資為400盧布，每個工人平均工資為16盧布，如果兩類工人的工資減少，就會出現兩者平均工資的提高，因為支付工人報酬的百分比增加了。
[25]悉尼·韋伯：《長期統治下的勞動》，第18頁。
[26]見查爾斯·布思：《倫敦人民的生活和勞動》,1892年，第2卷。
[27]查爾斯·布思：《英格蘭和威爾士的老年窮人的狀況》,1894年，第42、420頁。
英國手工織布工人的狀況尤其艱苦，他們在十九世紀初有一百多萬人。
如果說在紡紗業中手工勞動與機器的鬥争很快就結束了，那麼在織布業中這種鬥争竟長達幾十年之久。
手工織布業為求生存，不惜降低手工織布工的工錢來與工廠競争。
隻是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起，英國工廠才取得了徹底勝利，紡織（棉紡）工業的手工織布工終于退出了舞台。
從那時起，英國工人階級的經濟地位普遍提高了。
工廠生産技術的改進不再降低廣大小生産者的所得，因為後者的人數已相對地減少，而工廠無産階級開始成為産業人口的主導因素。
同時，在工人中間職工組織（工人聯合會）的增多以及國家保護勞動權益的措施（工廠立法）擴大了工人的力量對比，有助于工人同企業主進行鬥争，争取改善勞動條件。
合作運動也對工人群衆福利水平的普遍提高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
因此，這種情況之所以出現，是由于社會勞動生産率的提高和工人階級社會力量的增長。
最精确的有關英國工資變化的統計資料是鮑利收集的。
據鮑利統計，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來英國平均名義工資的變化如下： （以1890&mdash1899年的工資為100）[44] 1830&mdash1840年1840&mdash1850年1850&mdash1860年1860&mdash1870年1870&mdash1880年1880&mdash1890年1890&mdash1899年 60%60%65%75%95%90%100% 至于實際工資的提高要緩慢得多，因為生活費用（主要由于房租上漲）在這一時期上升得相當快。
英國居民福利水平顯著提高的主要原因，與其說是由于各個勞動部門實際工資提高，不如說是由于工人階級構成中工資收入較好的工人比重大大增加，而收入較差的工人比重無疑地急劇下降了[45]。
悉尼·韋伯對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變化的評述是可以接受的，他說：&ldquo我們假設有各種不同的生活和勞動條件，并規定一種可以勉強維持生存的水平，那麼，我們就會看到，在工資、勞動時間、住房和一般文化方面，低于這個水平的人所占的比重現在要比1837年小。
但是，我們也發現，現在最低的水平也和以往一樣低，而且生活低于我們規定的水平的人，就其絕對值而言，現在也許要比1837年多。
&rdquo[46] 查爾斯·布思對十九世紀末倫敦居民生活條件所作的詳細調查，一般說來，能揭示極端陰暗的情景。
據布思統計，倫敦約有10%的居民可以說是屬于赤貧一類，其中一部分是：乞丐、小偷、罪犯以及一般所謂的&ldquo社會渣滓&rdquo，另一部分是一些經常失業，以意外收入為生的人。
其次是貧民，約占倫敦人口的22%。
這些人收入不固定，在工商業衰退時大批失業。
最後，倫敦僅有三分之二的人口處于貧困水平線以上。
[47] 布思還進行了另一項饒有趣味的研究，對英國赤貧現象作了新的闡釋。
英國領取國家救濟的貧民所占的百分比不大，而且有下降的趨勢。
布思按年齡類别對貧民進行調查，并相應地同全部人口加以比較，結果表明，貧民在老年人中所占的百分比很大，1897年，在65歲以上的人中貧民幾乎達到30%。
[48] 參考書目 一般工資理論：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
桑頓：《論勞動》，1868年（俄譯本）。
布倫坦諾：《現代工人基爾特》，1871&mdash1872年《現行法規下的勞動關系》,1877年；《論勞動工資和勞動時間與勞動效率間的關系》,1893年（俄譯本）。
沃克：《工資問題》，1876年。
陶西格：《工資與資本》，1896年。
赫爾岑施泰因：《工資基金說》（俄國思想出版社，1890年），第6卷。
岡頓：《财富和進步》,1891年。
J.B.克拉克：《财富的分配》，第3版，1908年。
J.戴維森：《合同工資論》,1898年。
茨威笛奈克&mdash祖登豪斯特：《工資政策與理論，重點研究最低工資》，1900年（俄譯本）。
霍布森：《分配經濟學》，譯自英文，1903年。
B.熱列茲諾夫：《工資理論研究的主要流派》,1904年。
紮爾茨：《工資基金理論史與批判文集》,1905年。
B.沃伊京斯基：《工資》，1910年。
&Gamma.&Gamma.施維塔伊：《工業沖突》,1911年。
C.索恩采夫：《工資是分配問題》,1911年。
杜岡&mdash巴拉諾夫斯基：《社會分配理論》,1914年。
工資形式： 伯默特：《利潤分配》,1878年。
弗羅梅爾：《利潤的分配》,1886年。
S.韋伯和B.韋伯：《英國職工運動的理論與實踐》，1900&mdash1901年。
施洛斯：《工資形式》，譯自英文，1900年。
茨威笛奈克&mdash祖登豪斯特：《關于工資形式論文集》,1904年。
勞埃德：《勞工組合》，譯自英文，1909年。
工資史： 羅傑斯：《英國勞動和工資史》,B.卡特科夫譯自英文，1889年。
勒瓦瑟爾：《法國工人階級史》，第2版，第2卷，1900&mdash1901年。
R.吉芬：《五十年來工人階級的發展狀況》,1884年。
E.舍伐利埃：《十九世紀的工資》,1887年。
舒爾采&mdash格弗尼茨：《大生産》，譯自德文，司徒盧威校對，1897年。
S.韋伯：《近六十年來英國的勞動狀況》，譯自英文本，1909年。
鮑利：《十九世紀聯合王國的工資》,1900年。
*** [1]我之所以這樣地給工資下定義，是因為想強調說明工資不是任何一種勞動報酬，它隻是資本主義經濟過程的勞動報酬。
因此，付給在政府供職的官吏的勞動報酬（一般叫做俸祿或薪金）、付給所謂自由職業者代表&mdash&mdash醫師、作家、律師等的各種高級腦力勞動的報酬（通常叫做酬金）都不是工資。
付給仆人的勞動報酬（通常叫做薪金）以及付給任何粗活的勞動報酬，就其本義而言，已近似工資，但畢竟與工資有差别，因為雇傭仆人是為了幹家務活，而不是靠其勞動賺錢。
[2]因此，李嘉圖把工資認為是社會總收入的因素，而把利潤和地租認為是社會純收入。
[3]&ldquo對任何一種勞動來說，工人的工資隻限于其維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這一點定會發生，實際上正在發生。
&rdquo（《關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載《杜閣選集》，Ed.德爾出版社出版,1844年，第1卷，第10頁。
） [4]拉薩爾在其名著《一封公開信》中寫道：&ldquo在當前條件下，在勞動供求平衡條件下，決定工資的鐵的經濟規律是：中等工資總是保持在必要的生活資料水平上，即保持在一個人按照習俗為了維持生存和繁衍種族所需的必要生活資料水平上。
有一條是這樣寫道：實際日工資像一個猶豫不決的人，由于沒有機會，老是圍繞這一條波動，很長時間，既沒有提高，也沒有降低。
實際日工資很長時間不能提高到高于這種中等水平，因為在相反的情況下，由于工人的狀況好轉，工人人口就會增加，人口的增加又會引起工資下降到原先的水平。
實際日工資不能長期地大大地低于這種水平，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工人遷徙、放棄結婚、節制生育，而到最後，由于貧窮勢必要引起工人人數的減少；因為人數減少&hellip&hellip就會導緻工人的工資回複到原先的水平。
&rdquo（《拉薩爾全集》（Gesammtwerke），第1卷，第15頁。
）至于馬克思，毫無疑問，他也是立足于最低限度生活資料的論點。
他把工資視為商品&mdash&mdash勞動力的價值，而這種價值，像任何價值一樣，按照勞動價值學說，應當由相應商品，在這種情況下即由勞動力的勞動生産價值來決定。
[5]李嘉圖說：&ldquo不要以為勞動的自然價格甚至于在食品和其他必需品方面，也完全是不變的和固定的。
勞動的自然價格在同一個國家的不同時期都有變動，而在不同的國家差别就更大了。
因此，這種差别主要與人民的風俗和習慣有關&hellip&hellip現在英國工人的住所安裝的許多設備，在我國曆史上很久以前還認為是一些奢侈品。
&rdquo《李嘉圖文選》,H.西貝爾譯，第49頁。
[6]勞動力生産價值論的一批新的庇護者，例如美國經濟學家岡頓，完全擺脫了該論點的較為守舊派的悲觀情調。
岡頓認為工資在工人需求增長的影響下可以不受限制地增長。
但是，這樣一來，因為受這種購買力數額的影響，工人又會産生新的需求，岡頓對這個問題卻沒有作出明确的答案。
參看岡頓的《财富與進步》,1891年。
[7]例如，請看福塞特是如何建立這種論點的：&ldquo國内的周轉資本形成工資基金。
如果我們想确定平均工資，我們就必須把這種資本除以全國所有的工人數。
由此就清楚表明，工資的平均水平隻有當周轉資本增加，或者工人人數減少時，才有可能提高。
&rdquo引自托恩托《勞動》一書的德譯本，1870年，第92頁。
[8]工資基金說受到各種不同觀點的批判。
近來，&Phi.沃蓋爾和亨利·喬治對它進行了嚴厲的批判。
然而，他們的批判盡管有些正确的看法，但包含的内容有相當部分是誤解的，沒有擊中要害。
基金論的新維護者陶西格卻堅持工資基金說具有彈性的論點；按他的看法，這種基金在每個時期不是不變的量，而是根據勞動市場的條件可以擴大或減少的。
根據這種解釋，工資基金的數額便成為工資平均水平不确定的原因，而不是這種平均水平确定的結果了。
這種解釋，其結果隻是簡單的重複罷了，因為平均工資是由工資總額除以工人數來确定的。
參看陶西格的《工資與資本》，第83頁及以下各頁。
紮爾茨的《關于工資基金論的曆史與批判文集》一書（1905年），是專門論基金論的曆史和批判的，但是，它卻反映作者自己觀點的不明确性。
[9]必須指出的是：所有這種論據指的是整個資本主義生産，而不是指這種生産整體的某一部分。
[10]許勒爾：《論勞動力需求》，載《社會科學文集》，第33集，第1冊，第64&mdash66頁。
[11]最近一位理論家戴維森把所謂&ldquo必須完成的一定工作量與勞動價值無關的看法，認為是對工人工會和工人階級的誤解&rdquo。
而他又繼續解釋說：&ldquo需求是經常與價格有關的&rdquo。
（戴維森：《合同工資論》,1898年，第37頁。
）但是，在這種場合工人是有理的，也像他們逆着工資基金理論家的道理而發展自己的工會組織時一樣的有理，B.C.沃伊京斯基正确地指出：&ldquo工資高低的波動幾乎一點兒也不影響出賣者一方和購買者一方的勞動力的數量。
&rdquo（B.沃伊京斯基：《工資》，1910年，第13頁。
） [12]為了更加準确起見，必須預先說明，就某種意義說，工資當然是一般價格論的一部分，因為，工資不管怎樣形成，畢竟還是價格；但是，一般價格論像它在經濟科學中所真正具有的那種形式，按照它從交換雙方社會平等的假設出發來分析價格規律的理由，不能說明工資恰恰就是國民收入其他形式。
這對邊際效用論還是對勞動論來說，價格趨向勞動消耗隻能在某些商品出售者在社會上處于平等的情況下才是完全正确的。
相反，工資是社會不平等條件下的價格。
社會不平等條件下的抽象價格論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種不平等可以表現為各種不同的形式，實際上，曆史上也出現過這種不同形式。
因此，抽象價格論是從契約當事人的社會平等推測出發的，而研究社會不平等條件下的社會收入，是指社會不平等的某一曆史形态&mdash&mdash資本主義社會的個别分配現象。
[13]&ldquo為了正确地解決産品的歸屬問題，應當與分配收入問題截然分開。
&rdquo（維塞爾：《自然價值論》，第78頁。
）維塞爾通過對共産主義國家的推測來研究歸屬問題，共産主義國家的全部産品屬于工人，并按現代的含義來說，當時隻談工資是不行的。
[14]J.B.克拉克：《财富的分配》,1908年，第3版，第4頁［見中文版第3頁］。
[15]同上書，第5頁［見中文版第6頁］。
[16]謝爾戈夫斯基：《機器的價值與價格》，第15頁。
[17]舒爾采&mdash格弗尼茨：《大生産》，譯自德文，1897年，第159頁。
[18]英國工人聯合會當時還很軟弱，而各行工業又處于蕭條時期，所以工資猛烈地下降，相反，最近時期的特征是：盡管失業現象加強和對勞動的需求大大減少，但工業蕭條卻沒有引起工資多大的下降；原因是英國工人階級增強了自己的經濟力量，所以在勞動市場不利的情況下，仍然有可能維持自己一般的生活水平。
[19]1910年B.沃伊京斯基在《工資》一書中對影響工資高低的社會因素作了有趣的分析。
作者雖正确地闡明了一般工資理論的弱點，但本人卻又表現某些片面性，隻談及一種工資因素&mdash&mdash工人階級的相對社會力量，而不談兩種因素。
見C.索恩采夫有價值的書：《工資是分配問題》,1911年。
[20]И.揚茹爾：《莫斯科省的工廠生活》,1884年，第44頁等。
[21]同上，第108頁。
[22]關于工資形式，見施洛斯：《工資形式》和C.韋伯與Б.韋伯夫婦的：《英國職工會運動的理論與實踐》。
[23]鮑利：《聯合王國的工資》,1900年，第125頁。
[24]不同的勞動部門某些工資數字還不能說明工人階級經濟狀況的一般變化，這是因為不僅需要計算同一種工人的工資，而且要計算每種工人的相對人數。
各類勞動部門的工資可能降低，而工人階級的平均工資可能增加。
讓我們舉例說吧！一個勞動部門20個工人，每人可得10盧布，而另一部門有5個從業工人，每人可得20盧布。
假設兩者工資都下降，前者的工人每人可得8盧布，則後者的工人每人可得18盧布；如果後者的工人數增加到20人，而前者降到5人，在這種場合，以前所有工人的總工資等于300盧布，則每個工人平均工資為12盧布。
現在工人總工資為400盧布，每個工人平均工資為16盧布，如果兩類工人的工資減少，就會出現兩者平均工資的提高，因為支付工人報酬的百分比增加了。
[25]悉尼·韋伯：《長期統治下的勞動》，第18頁。
[26]見查爾斯·布思：《倫敦人民的生活和勞動》,1892年，第2卷。
[27]查爾斯·布思：《英格蘭和威爾士的老年窮人的狀況》,1894年，第42、4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