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合作企業及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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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是罕見的情況，因為按分紅原則建立的工人企業，一般僅屬于部分工人、部分（常常是大部分）各種人員和合作機關。
通常，消費合作社通過按分紅原則購買企業股票的途徑，變為了這些企業的部分主人。
這類企業最重要的特點是，其工人們有權參與企業管理，同時還有一份利潤分配權。
在主持這種企業的管理委員會中，有一定數量的成員不是股東推選出來的，而是由在該企業從事勞動的工人們推選出來的。
大部分列入英國統計報告中的生産合作社，就是按分紅原則建立起來的企業。
假如按分紅原則建立的企業股票很少屬于該企業的工人，或者根本就不屬于他們，那麼，這種企業就不是生産組合，它具有一定的、與勞動組合相似的特點。
在這種情況下，工人們不是事業的主人，不以企業主人的資格行事，但是，由于它們多少參加了該企業生産過程的組織和利潤分配，所以它們又區别于與企業沒有任何關系的那些普通的雇傭工人。
這一點使分紅接近于勞動組合的特點。
在合作化運動的活動家們對一些原則問題的争議中，關于生産合作化問題的争議具有特殊意義。
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實際上是一個深刻而又原則的分歧。
有一些合作化者是工人生産合作社的熱烈擁護者，認為它是合作化的高級形式；而另一些人則對這種合作社持否定的态度。
堅持第一種觀點是最老的一些合作化者，如法國的傅立葉，英國的戈利奧克及其學派，德國的舒爾采&mdash德裡奇。
俄國同樣存在大量的合作化運動的同情者，認為生産組合是合作化的高級形式。
不久以前，那種認為組合是醫治好現代社會制度的全部社會弊病的手段的看法在俄國社會輿論中占統治地位。
這些醉心于組合的理論傾向曾對政策産生了一定的影響。
不論在西方，還是在俄國,各種社會集團都積極促進生産組合的建立和發展。
在西方工人階級内部，過去和現在一直存在着贊同組合的強大潮流。
在英國，有一段時間（特别是在失業期間，工人從資本主義企業主那裡得不到工作時）這種潮流表現為：很多企圖不從外界得到任何援助（除各種工人組織、主要是工人聯合會的支持外），由工人自己建立生産合作社。
現在贊同生産合作社的學派主要表現為：工人們建立分紅原則的工業企業。
在法國二月革命時代，社會政權在工人階級的壓力之下支持組合的活動。
在德國贊同生産組合的學派不是那樣強有力，但是德國也還有一些工人集團，此時彼時地試圖建立組合，如1908年最後那次失業，充分地表達了這種企圖。
至于俄國，直到最近我們的工人群衆的特點是覺悟不高，而且醉心于組合需要有教養的團體即知識分子作為自己的媒介。
在這種吸引的影響下，于六十年代，有些地方自治局采取大量的不同措施和計劃來發展組合。
特别是俄國最先進地方自治局之一特維爾地方自治局在這一方面行動得力，建立了許多制釘工人、制鞋靴工人和焦油工等組合。
這些試圖遭到了失敗，引起了知識分子對組合産生了一定的冷漠感情。
但是，到九十年代，在俄國知識分子中間，又興起了建立組合興趣的浪潮（沙德林組合，H.B.列維茨基組合，等等）。
最後，在最近幾年裡，我們看到了贊同組合的非常強大的新潮流，這一次不是出現在知識界，而是工人們中間。
在1905年發生大批失業的影響下，很多工人試圖用自己的力量，通過建立組合來援救自己的災難，像這類組合為數不少。
在彼得堡一地方，工人們就建立了數十個組合[51]。
盡管組合的思想有這樣的生命力，但是西方大多數合作化運動的活動家們，就其原則依據來看，卻對工人的生産合作社持不贊成的态度。
在這種情況下，俄國也存在着深刻的原則分歧，分歧表現在各種社會理想的基本原理上。
當代合作化運動存在工人是主人的兩類對立生産企業，一種類型（生産組合），生産企業屬于在企業裡從事勞動的工人；另一種類型（消費合作社的生産部門），在企業裡從事勞動的工人是雇傭工人，就像在資本主義企業裡勞動的工人一樣，但是企業的主人不是資本家，而是組成消費合作社的一夥工人。
那麼應當偏重于哪一種類型呢？這是社會理想的問題。
在第一種類型中，每一夥工人是獨立自主的經營集團，它與工人階級其他群衆不發生關系。
如果生産組合在經濟制度中占據優勢，那麼，社會經濟就會由許多互不相關的個别的經營單位組成，它們也會像現代資本主義企業一樣，相互間發生鬥争。
生産組合會給構成組合的工人集團以廣泛的自由，但這種自由要以工人階級解體為代價來換取的，即工人階級分到許多帶有不同利益，甚至對立利益的個别集團中。
相反，在消費合作社生産企業裡，在該企業從事勞動的工人集團卻是廣大工人集體的附屬工具并且因而喪失在自己勞動組織裡的自由，但是這樣能換回工人們整體的團結和它們的利益的一緻。
無政府社會主義的追随者們必然贊同生産組合，而集權社會主義的追随者們則必然贊同消費合作社的生産企業。
在分紅原則上建立的并屬于消費合作社的企業，則是這兩種類型企業的折中産物。
在這種情況下，該企業的主人是廣大的工人集體，但是，在該企業從事勞動的工人享有組織生産過程和參與管理企業的自由。
六、合作化和政黨 關于合作化運動與政黨的關系問題，在合作化活動家中間，引起重大的分歧。
英國、德國、瑞士和其他國家的合作化者，根本不主張合作社和政治組織之間存在任何聯系。
他們的口号是，合作化運動在政治關系上完全中立。
相反，在比利時（有一部分在法國和意大利）合作社卻歸附于各種政治組織。
但是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沒有很大的原則意義。
在英國，合作化的政治中立地位乃是英國直到目前沒有存在合作運動賴以歸附的政黨所導緻的自然結果，因為英國獨立的工人政黨現在剛剛誕生。
在德國，合作化原則上的政治中立地位是擔心政府反無産階級合作化而采取鎮壓措施所迫使接受的，因為合作社如果與工人階級政黨聯合在一起，那麼，政府會千方百計地幹涉這種成就。
但是，在德國，盡管合作化運動原則上否定政治，但是仍然塗上了政治色彩，例如，消費合作社沒有像英國那樣形成一個國立的整體組織，而是分解為兩個獨立的國立組織：舒爾采&mdash德裡奇建立的&ldquo德國合作社全國聯合會&rdquo和由多少近似于社會民主黨員組成的&ldquo德國消費合作社中央聯合會&rdquo。
總之，在劇烈的政治鬥争和在工人中存在享有聲望的工人獨立政黨的條件下，合作化保持政治中立地位是困難的，盡管政治中立的立場有利于合作化運動的發展，因為這種立場可促使建立更大的合作化聯盟。
在哥本哈根舉行的最後一次國際社會主義者代表大會上，經過長時間的辯論之後，代表大會對這個問題做出如下的決議： &ldquo代表大會邀請黨員和工會會員為合作社的活動成員，并且按社會主義精神參加本社的活動以制止合作社變為渙散工人階級團結和紀律的組織。
社會主義者&mdash合作化者必須在自己的合作社裡關心：1.利潤不準僅在成員中間分配，應形成基金，使消費合作社及其聯合會或者批發采購合作社有可能進一步發展自己的生産和關心自己的成員教育和資助；2.工資和勞動條件根據同工會的協商确定；3.工作安排要規範，采購商品要斟酌考慮在某一生産部門從事勞動的工人勞動條件。
對政治或工會運動的直接支持，必須得到每個國家合作社組織決議的允許。
代表大會繼續認定：為了工人階級及其與資本主義鬥争的利益，必須做到：工人運動的所有成員之間的關系（政治的、工會的和合作社的）要更加密切，但也不能以此破壞其中每種關系的獨立性。
&rdquo 這項決議是社會主義範圍内各種潮流之間的仲裁協議，也可算為這個實際問題的最好的解決辦法。
參考書目 西方的生産合作社： 恩倫德爾：《法國工人社會史》，第4卷，1864年。
A.伊薩耶夫：《法國和德國的工業合作社》,1879年。
克呂格爾：《各國的營利合作社和經濟合作社》,1892年。
漢奇克：《德國的手工業者生産合作社》,1894年。
奧本海默：《搬遷合作社》,1896年。
Б.韋伯：《英國的合作社運動》，譯自英文，1905年。
俄國的合作社： 卡拉喬夫：《古俄羅斯和現代俄國的組合》,1864年。
謝爾賓：《俄羅斯南部組合的概論》,1880年。
A.伊薩耶夫：《俄國的組合》,1881年；《關于發展組合生産的措施》，1882年。
施特爾：《關于俄國生産合作社的起源史、性質和意義》，第2卷，1890&mdash1891年。
沃龍佐夫：《家庭手工業中的組合》，1895年；《俄國社會組合的開端》，1895年。
A.波特列索夫（守舊者）：《組合的長篇史詩》（載于其論文集：《關于俄國知識分子的探讨》，1906年）；《赫爾松省的農業組合》，自由經濟協會出版，1896年；《家庭手工業和農業組合的參考書》,1896年。
C.普羅科波維奇：《俄國的合作化運動》，第2版，1913年。
馬約羅夫：《勞動合作社》。
A.A.尼古拉耶夫：《合作化的理論與實踐》,1908年。
Л.科瓦列夫斯基：《合作化與組合》，1908年；《全俄第一屆合作機關代表大會的文獻》,1908年。
B.斯洛博紮甯：《合作制度的檢查》,1909年。
關于組合事業的豐富材料，見《聖彼得堡分會關于農村借款、存款和信用合作社的報告》和《合作化通報》。
消費合作社： 霍利約克：《英國合作史》，第2卷,1875&mdash1885年。
波特（韋伯）：《英國合作運動史》,1905年。
克呂格爾：《各國的營利和經濟合作社》,1892年。
&ldquo德國消費合作社中央聯合會&rdquo年度報告中有各國合作化狀況的資料和合作化的論文。
對消費合作化理論同樣有重要意義的著作有： F.施陶丁格爾：《消費合作社》，1908年。
Ш.日德：《合作化》。
奧澤羅夫：《消費者合作社》，1900年，第2版。
普羅科波維奇：《俄國的合作運動》，1913年。
B.托托米安茨：《消費合作社》,1913年，第3版。
P.格勒：《德國工人消費團體》,1910年。
切實的指示，見A.B.梅爾庫洛夫和M.Л.海辛的《怎樣組織和辦理消費合作社》一書，1910年；《合作化教程》，沙尼亞夫斯基大學第2版，1913年。
信用合作化： B.科辛斯基：《德國小額信用機關》,1901年。
安齊費羅夫：《德國和法國的農業合作化》,1906年。
C.博羅達耶夫斯基：《小額信用彙編》，1910年，第2版；《德國農業合作化》,1908年《合作化教程》，沙尼亞夫斯基大學第2版，1913年。
農業合作化： 羅基尼：《農業聯合會》，安濟米羅夫譯，1907年。
安齊費羅夫：《德國和法國的農業合作化》,1906年。
沃龍佐夫：《俄國社會組合的開端》。
波特列索夫：《組合的長篇史詩》（關于俄國知識分子的探讨，1906年）。
B.托托米安茨：《俄國農村的合作化》,1912年。
*** [1]A.A.巴拉克申：《西伯利亞油脂業合作化》，全俄第一屆合作代表會議叢刊，第401頁。
[2]A.尼古拉耶夫：《合作化的理論與實踐》，第1卷，第177頁。
[3]A.尼古拉耶夫：《合作化的理論與實踐》，第1卷，第177頁。
[4]B.托托米安茨：《意大利的組合》，載《無産者聯合會》，1907年，第16&mdash17期。
[5]Б.П.托爾加舍夫和К.C.列依捷斯曾對彼得堡的組合進行過考察和描述（見《合作化通報》，1909年，第2期）。
其中談到，組合遠遠沒有發展起來，在捍衛自己生存的鬥争中，很少有成功的希望。
關于莫斯科的組合情況，見Л.T.科瓦列夫斯基撰寫的小冊子：《合作化與組合》，1908年版。
在文獻中，唯一出名的範例，即生存很長時間的廣泛工業組合，就是巴甫洛夫斯克制刀工組合。
見該組合創始人，A.&Gamma.施坦格在第一屆全俄合作社代表會議關于該組合的報告（載于《第一屆全俄合作社代表會議文獻》,1908年版，第441頁及以後）。
關于俄國社會&ldquo組合起源&rdquo的曆史，沃龍佐夫先生曾在他的《組合起源》為題的著作裡以及A.波特列索夫在其論文集《對俄國知識分子的探讨》的&ldquo組合長篇史詩&rdquo一文中作過描述。
通常，消費合作社通過按分紅原則購買企業股票的途徑，變為了這些企業的部分主人。
這類企業最重要的特點是，其工人們有權參與企業管理，同時還有一份利潤分配權。
在主持這種企業的管理委員會中，有一定數量的成員不是股東推選出來的，而是由在該企業從事勞動的工人們推選出來的。
大部分列入英國統計報告中的生産合作社，就是按分紅原則建立起來的企業。
假如按分紅原則建立的企業股票很少屬于該企業的工人，或者根本就不屬于他們，那麼，這種企業就不是生産組合，它具有一定的、與勞動組合相似的特點。
在這種情況下，工人們不是事業的主人，不以企業主人的資格行事，但是，由于它們多少參加了該企業生産過程的組織和利潤分配，所以它們又區别于與企業沒有任何關系的那些普通的雇傭工人。
這一點使分紅接近于勞動組合的特點。
在合作化運動的活動家們對一些原則問題的争議中，關于生産合作化問題的争議具有特殊意義。
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實際上是一個深刻而又原則的分歧。
有一些合作化者是工人生産合作社的熱烈擁護者，認為它是合作化的高級形式；而另一些人則對這種合作社持否定的态度。
堅持第一種觀點是最老的一些合作化者，如法國的傅立葉，英國的戈利奧克及其學派，德國的舒爾采&mdash德裡奇。
俄國同樣存在大量的合作化運動的同情者，認為生産組合是合作化的高級形式。
不久以前，那種認為組合是醫治好現代社會制度的全部社會弊病的手段的看法在俄國社會輿論中占統治地位。
這些醉心于組合的理論傾向曾對政策産生了一定的影響。
不論在西方，還是在俄國,各種社會集團都積極促進生産組合的建立和發展。
在西方工人階級内部，過去和現在一直存在着贊同組合的強大潮流。
在英國，有一段時間（特别是在失業期間，工人從資本主義企業主那裡得不到工作時）這種潮流表現為：很多企圖不從外界得到任何援助（除各種工人組織、主要是工人聯合會的支持外），由工人自己建立生産合作社。
現在贊同生産合作社的學派主要表現為：工人們建立分紅原則的工業企業。
在法國二月革命時代，社會政權在工人階級的壓力之下支持組合的活動。
在德國贊同生産組合的學派不是那樣強有力，但是德國也還有一些工人集團，此時彼時地試圖建立組合，如1908年最後那次失業，充分地表達了這種企圖。
至于俄國，直到最近我們的工人群衆的特點是覺悟不高，而且醉心于組合需要有教養的團體即知識分子作為自己的媒介。
在這種吸引的影響下，于六十年代，有些地方自治局采取大量的不同措施和計劃來發展組合。
特别是俄國最先進地方自治局之一特維爾地方自治局在這一方面行動得力，建立了許多制釘工人、制鞋靴工人和焦油工等組合。
這些試圖遭到了失敗，引起了知識分子對組合産生了一定的冷漠感情。
但是，到九十年代，在俄國知識分子中間，又興起了建立組合興趣的浪潮（沙德林組合，H.B.列維茨基組合，等等）。
最後，在最近幾年裡，我們看到了贊同組合的非常強大的新潮流，這一次不是出現在知識界，而是工人們中間。
在1905年發生大批失業的影響下，很多工人試圖用自己的力量，通過建立組合來援救自己的災難，像這類組合為數不少。
在彼得堡一地方，工人們就建立了數十個組合[51]。
盡管組合的思想有這樣的生命力，但是西方大多數合作化運動的活動家們，就其原則依據來看，卻對工人的生産合作社持不贊成的态度。
在這種情況下，俄國也存在着深刻的原則分歧，分歧表現在各種社會理想的基本原理上。
當代合作化運動存在工人是主人的兩類對立生産企業，一種類型（生産組合），生産企業屬于在企業裡從事勞動的工人；另一種類型（消費合作社的生産部門），在企業裡從事勞動的工人是雇傭工人，就像在資本主義企業裡勞動的工人一樣，但是企業的主人不是資本家，而是組成消費合作社的一夥工人。
那麼應當偏重于哪一種類型呢？這是社會理想的問題。
在第一種類型中，每一夥工人是獨立自主的經營集團，它與工人階級其他群衆不發生關系。
如果生産組合在經濟制度中占據優勢，那麼，社會經濟就會由許多互不相關的個别的經營單位組成，它們也會像現代資本主義企業一樣，相互間發生鬥争。
生産組合會給構成組合的工人集團以廣泛的自由，但這種自由要以工人階級解體為代價來換取的，即工人階級分到許多帶有不同利益，甚至對立利益的個别集團中。
相反，在消費合作社生産企業裡，在該企業從事勞動的工人集團卻是廣大工人集體的附屬工具并且因而喪失在自己勞動組織裡的自由，但是這樣能換回工人們整體的團結和它們的利益的一緻。
無政府社會主義的追随者們必然贊同生産組合，而集權社會主義的追随者們則必然贊同消費合作社的生産企業。
在分紅原則上建立的并屬于消費合作社的企業，則是這兩種類型企業的折中産物。
在這種情況下，該企業的主人是廣大的工人集體，但是，在該企業從事勞動的工人享有組織生産過程和參與管理企業的自由。
六、合作化和政黨 關于合作化運動與政黨的關系問題，在合作化活動家中間，引起重大的分歧。
英國、德國、瑞士和其他國家的合作化者，根本不主張合作社和政治組織之間存在任何聯系。
他們的口号是，合作化運動在政治關系上完全中立。
相反，在比利時（有一部分在法國和意大利）合作社卻歸附于各種政治組織。
但是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沒有很大的原則意義。
在英國，合作化的政治中立地位乃是英國直到目前沒有存在合作運動賴以歸附的政黨所導緻的自然結果，因為英國獨立的工人政黨現在剛剛誕生。
在德國，合作化原則上的政治中立地位是擔心政府反無産階級合作化而采取鎮壓措施所迫使接受的，因為合作社如果與工人階級政黨聯合在一起，那麼，政府會千方百計地幹涉這種成就。
但是，在德國，盡管合作化運動原則上否定政治，但是仍然塗上了政治色彩，例如，消費合作社沒有像英國那樣形成一個國立的整體組織，而是分解為兩個獨立的國立組織：舒爾采&mdash德裡奇建立的&ldquo德國合作社全國聯合會&rdquo和由多少近似于社會民主黨員組成的&ldquo德國消費合作社中央聯合會&rdquo。
總之，在劇烈的政治鬥争和在工人中存在享有聲望的工人獨立政黨的條件下，合作化保持政治中立地位是困難的，盡管政治中立的立場有利于合作化運動的發展，因為這種立場可促使建立更大的合作化聯盟。
在哥本哈根舉行的最後一次國際社會主義者代表大會上，經過長時間的辯論之後，代表大會對這個問題做出如下的決議： &ldquo代表大會邀請黨員和工會會員為合作社的活動成員，并且按社會主義精神參加本社的活動以制止合作社變為渙散工人階級團結和紀律的組織。
社會主義者&mdash合作化者必須在自己的合作社裡關心：1.利潤不準僅在成員中間分配，應形成基金，使消費合作社及其聯合會或者批發采購合作社有可能進一步發展自己的生産和關心自己的成員教育和資助；2.工資和勞動條件根據同工會的協商确定；3.工作安排要規範，采購商品要斟酌考慮在某一生産部門從事勞動的工人勞動條件。
對政治或工會運動的直接支持，必須得到每個國家合作社組織決議的允許。
代表大會繼續認定：為了工人階級及其與資本主義鬥争的利益，必須做到：工人運動的所有成員之間的關系（政治的、工會的和合作社的）要更加密切，但也不能以此破壞其中每種關系的獨立性。
&rdquo 這項決議是社會主義範圍内各種潮流之間的仲裁協議，也可算為這個實際問題的最好的解決辦法。
參考書目 西方的生産合作社： 恩倫德爾：《法國工人社會史》，第4卷，1864年。
A.伊薩耶夫：《法國和德國的工業合作社》,1879年。
克呂格爾：《各國的營利合作社和經濟合作社》,1892年。
漢奇克：《德國的手工業者生産合作社》,1894年。
奧本海默：《搬遷合作社》,1896年。
Б.韋伯：《英國的合作社運動》，譯自英文，1905年。
俄國的合作社： 卡拉喬夫：《古俄羅斯和現代俄國的組合》,1864年。
謝爾賓：《俄羅斯南部組合的概論》,1880年。
A.伊薩耶夫：《俄國的組合》,1881年；《關于發展組合生産的措施》，1882年。
施特爾：《關于俄國生産合作社的起源史、性質和意義》，第2卷，1890&mdash1891年。
沃龍佐夫：《家庭手工業中的組合》，1895年；《俄國社會組合的開端》，1895年。
A.波特列索夫（守舊者）：《組合的長篇史詩》（載于其論文集：《關于俄國知識分子的探讨》，1906年）；《赫爾松省的農業組合》，自由經濟協會出版，1896年；《家庭手工業和農業組合的參考書》,1896年。
C.普羅科波維奇：《俄國的合作化運動》，第2版，1913年。
馬約羅夫：《勞動合作社》。
A.A.尼古拉耶夫：《合作化的理論與實踐》,1908年。
Л.科瓦列夫斯基：《合作化與組合》，1908年；《全俄第一屆合作機關代表大會的文獻》,1908年。
B.斯洛博紮甯：《合作制度的檢查》,1909年。
關于組合事業的豐富材料，見《聖彼得堡分會關于農村借款、存款和信用合作社的報告》和《合作化通報》。
消費合作社： 霍利約克：《英國合作史》，第2卷,1875&mdash1885年。
波特（韋伯）：《英國合作運動史》,1905年。
克呂格爾：《各國的營利和經濟合作社》,1892年。
&ldquo德國消費合作社中央聯合會&rdquo年度報告中有各國合作化狀況的資料和合作化的論文。
對消費合作化理論同樣有重要意義的著作有： F.施陶丁格爾：《消費合作社》，1908年。
Ш.日德：《合作化》。
奧澤羅夫：《消費者合作社》，1900年，第2版。
普羅科波維奇：《俄國的合作運動》，1913年。
B.托托米安茨：《消費合作社》,1913年，第3版。
P.格勒：《德國工人消費團體》,1910年。
切實的指示，見A.B.梅爾庫洛夫和M.Л.海辛的《怎樣組織和辦理消費合作社》一書，1910年；《合作化教程》，沙尼亞夫斯基大學第2版，1913年。
信用合作化： B.科辛斯基：《德國小額信用機關》,1901年。
安齊費羅夫：《德國和法國的農業合作化》,1906年。
C.博羅達耶夫斯基：《小額信用彙編》，1910年，第2版；《德國農業合作化》,1908年《合作化教程》，沙尼亞夫斯基大學第2版，1913年。
農業合作化： 羅基尼：《農業聯合會》，安濟米羅夫譯，1907年。
安齊費羅夫：《德國和法國的農業合作化》,1906年。
沃龍佐夫：《俄國社會組合的開端》。
波特列索夫：《組合的長篇史詩》（關于俄國知識分子的探讨，1906年）。
B.托托米安茨：《俄國農村的合作化》,1912年。
*** [1]A.A.巴拉克申：《西伯利亞油脂業合作化》，全俄第一屆合作代表會議叢刊，第401頁。
[2]A.尼古拉耶夫：《合作化的理論與實踐》，第1卷，第177頁。
[3]A.尼古拉耶夫：《合作化的理論與實踐》，第1卷，第177頁。
[4]B.托托米安茨：《意大利的組合》，載《無産者聯合會》，1907年，第16&mdash17期。
[5]Б.П.托爾加舍夫和К.C.列依捷斯曾對彼得堡的組合進行過考察和描述（見《合作化通報》，1909年，第2期）。
其中談到，組合遠遠沒有發展起來，在捍衛自己生存的鬥争中，很少有成功的希望。
關于莫斯科的組合情況，見Л.T.科瓦列夫斯基撰寫的小冊子：《合作化與組合》，1908年版。
在文獻中，唯一出名的範例，即生存很長時間的廣泛工業組合，就是巴甫洛夫斯克制刀工組合。
見該組合創始人，A.&Gamma.施坦格在第一屆全俄合作社代表會議關于該組合的報告（載于《第一屆全俄合作社代表會議文獻》,1908年版，第441頁及以後）。
關于俄國社會&ldquo組合起源&rdquo的曆史，沃龍佐夫先生曾在他的《組合起源》為題的著作裡以及A.波特列索夫在其論文集《對俄國知識分子的探讨》的&ldquo組合長篇史詩&rdquo一文中作過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