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禅宗--适合中國士大夫口味的佛教
關燈
小
中
大
得繼續保存，他教人說，“佛是無求人，以無着心應一切物，以無礙慧解一切縛”，他教人無求，自己卻求保存宗派，即保存地主生活，所謂無求，隻是欺人之談而已！他改天竺式戒律為中國式戒律，大得儒生的贊賞，柳宗元《百丈碑銘》說：“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
柳宗元認為清規合于儒家的禮法，說明佛教教義經禅宗改造已經中國化，佛教戒律經懷海改造也中國化了。
宋真宗時，佛教徒楊億（臨濟宗徒衆）向朝廷呈進《百丈清規》，原來私定的清規從此取得合法地位，全國叢林無不遵行。
宋儒洛派大師程颢有一次遊定林寺，偶進僧堂，見到周旋步伐，威儀濟濟，伐鼓考鐘，内外靜肅，一坐一起，并合清規，歎為二代禮樂盡在此中。
這也說明清規是依據儒家禮儀改制的。
清規碑側有大衆同記五條，是清規的補充條例。
其中一條是所有投寺出家及幼年出家人都依歸院主一人，僧衆一概不得私收徒衆。
這樣，院主有權收徒弟，立法嗣，其他僧衆身死便了。
又一條是住寺徒衆不得内外私置錢谷。
僧衆生活完全依靠院主和寮司，不得不絕對服從院主。
又一條是台外及諸處不得置莊園田地。
台指寺院地界，地界外不得置莊園田地，足見地界内得置莊園田地，地界很寬，也可想見。
寺院有院主，有法律（清規），有百官（寮司），有臣民（僧衆），有土地，有嗣子（法嗣），院主俨然是個封建領主，在地界内擁有極大權力。
所謂一切皆空，從那裡說起！就是這個懷海，他的宗派特别發達，分出沩仰、臨濟兩個宗派，臨濟在兩宋流傳尤廣，與世俗間地主官僚結合在一起。
如楊億、夏竦、王安石、蘇轼、蘇轍、黃庭堅、張商英等人，或是名士，或是大官，哪個不是熱衷名利的世俗人，臨濟宗大師和他們談禅，并印可他們的心得，認作本宗俗弟子，事實上他們名利心熱不可耐，借禅宗空談，暫充清涼劑，好似口燥唇幹渴熱難忍的行路人，到汽水攤買瓶冰鎮汽水喝，連聲稱贊涼爽，攤主人便拉他們作知己，共同擺攤，借以擴大本宗派的聲望。
“口雖說空，行在有中”，禅宗就是這樣言行相反的一群騙子。
《百丈清規》以忠孝為思想内容，以家族為組織形式，使一群僧徒處于子孫的地位，受寺院主的族長統治。
清規前四章标題是祝厘、報恩（以上說忠）、報本、尊祖（以上說孝），完全仿效儒家口吻，可是儒家說孝，首先要娶妻生子，禅宗絕不敢提夫婦一倫，因之禅宗談的孝，在天竺佛教中是毫無根據的。
在儒家學理中也是不倫不類的。
碑側五條中還有一條更說明禅宗說教的虛僞性和脆弱性。
這一條是寺院地界内不得置尼台尼墳塔及客俗人家居止。
按照天竺佛教所宣揚的人世是火海、人身是毒器、死（涅槃）可愛、生可惡的怪僻觀點，僧徒不婚配不生子是被認為合理的。
禅宗提倡自由自在，但不敢突破天竺戒律，公開娶妻生子，尼台指尼寺，禅僧怕活尼，甚至死尼也怕。
客俗人家有婦女，禅僧也望而生畏，懷海親率弟子耕作，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訓條，僧徒依律不種地，怕殺傷蟲蟻，即殺七世父母，死後當入地獄。
懷海不怕地獄，卻怕尼姑和佃戶家婦女，禅學所講的一切，抵不過一個婦女，它的脆弱性是無可掩飾的。
禅僧怕婦女到如此地步，足見禅僧要求婚配何等迫切。
武則天集合弘忍門下大弟子神秀、玄約、慧安、玄赜，問：你們有欲否？神秀等都答無欲。
武則天又問智诜有欲否？智诜答有欲。
武則天問，何得有欲？智诜答，生則有欲，不生則無欲。
武則天認智诜答話較為老實，賜給他從慧能那裡取來的達磨袈裟。
南宗禅師盡管有勇氣否定十方諸佛，放棄大小乘戒律，敢于飲酒食肉（拾得詩，“我見出家人，總愛吃酒肉。
”），卻同神秀等一樣，沒有人承認有男女之欲，敢于公開娶妻，這不能證明他們确實無欲，隻能證明他們堅守封建領主的權利，決不讓别人有所借口來奪取。
（四）各式各樣的蛻化僧。
戒律規定了佛徒的面貌，遵守大竺僧律，中國僧徒成為天竺佛教的奴仆。
禅宗南宗不持天竺傳來的某些戒律，抛棄了天竺僧徒的怪僻面目，但禅宗是佛教的一個宗派，不可能真正脫離佛教，例如愛慕婦女又嚴禁接近婦女的怪僻戒律，至少在形式上，禅宗還是堅守的。
大概在《百丈清規》被各叢林采行以前，即唐中期後期及五代時期，禅宗僧徒的實際行動與世俗人幾乎沒有什麼區别。
下面舉出若幹事例，可以推知禅僧生活的一般情況。
孝僧--佛教自釋迦創始時起，根本不存在有儒家所謂孝的概念。
義淨論佛律與儒禮不同時說，“讀經念佛，具設香華，冀使亡魂托生善處，方成孝子，始是報恩，豈可泣血三年..不餐七日，始符酬恩者乎！斯乃重結塵勞，更嬰枷鎖..豈容棄釋父之聖教，逐周公之俗禮，号咷數月，布服三年者哉！”佛教因違反儒禮，遭受儒家的攻擊，儒家并用孝道來決定對佛教的态度。
柳宗元《送元暠師序》說得很清楚，因為元暠不敢忘孝，與儒禮合，所以接見他，作序送行，擡高他的社會地位。
某些禅信想從孝道取得聲譽，居然出現以孝得名的和向。
如希運禅師的弟子道縱，俗姓陳，織賣蒲鞋養母，時人号為陳蒲鞋。
又如道丕乞食養母，與母匿岩穴中避亂。
他立志為孝子，到戰場認亡父遺骸。
據道丕自稱，群骨堆中忽有骷髅跳出，轉到道丕面前，道丕負骨歸家，這是荒誕無稽之談，道丕卻因此孝聲大增。
原來佛教最重出家，俗塵愛網，一割兩斷，辭别父母，不願再見，即使相見，也要父母對子禮拜，子拜父母便犯戒律，堕入輪回，禅僧敢于行李取聲譽，對天竺佛教說來是一個重的打擊。
詩僧--做詩是文士求名的途徑，禅僧為了求名，多學作詩，《五代詩話》僧可朋條說：“南方浮屠，能詩者多矣”。
禅宗南宗主要在南方流行，因此詩僧多是禅僧。
詩僧奔走公卿之門，與進士求舉無異。
唐德宗時詩僧皎然上書包佶（音吉jí）中丞，推薦越僧靈徹，書中有“伏冀中丞高鑒深重，其進諸乎！其舍諸乎！靈徹玄言道理，應接靡滞，風月之間，亦足以助君子之高興也”等語。
一個遁入空門的僧人，自認是個助興者，求在大官門下陪侍助高興，雖然品格很低，但與天竺式僧徒相比，似乎還比較知道些羞恥。
天竺式僧徒，實際是統治者的助興物，口頭上卻狂妄自大，自尊為人天師。
與靈徹同時有道标，也以詩馳名公卿問，宋《高僧傳?道标傳》中列舉他的交遊，有宰相李吉甫、中書舍人白居易、隋州刺史劉長卿等數十人。
道标俗姓秦，是南朝大族，祖先都是儒生，有名鄉裡，道标廣交當代名人，不僅用詩作媒介，世俗門第也可能是一種憑借。
皎然詩名尤大。
他出身在沒落世族中，幼年出家，專心學詩，作《詩式》五卷，特别推崇他十世祖謝靈運。
中年參谒諸禅師，得心地法門。
他具備門第、詩篇、禅學三個條件，與朝中卿相及地方長官交遊。
他交結官府，說是借做詩來勸令信佛，其實願與僧徒交往的官員，大抵早就信佛，無待再勸，皎然無非借詩求名。
《因話錄》說他工律詩，曾求見韋應物，恐詩體不合，在船中作古體詩十數篇送給韋應物，韋應物全不稱賞，皎然很失望。
次日，寫舊制獻上，韋應物大加歎美，對皎然說，你幾乎喪失聲名，為什麼揣摩老夫的喜好，隐藏自己的長處。
皎然求名迫切，無異進士向名公獻書。
皎然死後，有文集十卷，宰相于煩作序，唐德宗敕與其文集藏于秘閣，這樣的遭遇，文士都覺得很光榮，皎然一生求名也就算是如願以償了。
唐末五代詩僧最著稱的有貫休與齊己。
貫休奔走藩鎮問，先谒吳越主錢镠，獻詩五章，每章八句，甚得錢镠賞識。
後谒荊州割據者成汭（音銳ruì），也頗蒙禮遇，後來被人誣告，成汭黜退貫休。
貫休投奔蜀主王建，王氏正在圖謀稱帝，招募四方名士，貫休來投，大得王氏優待，賜号為禅月大師。
一個禅僧取得大師稱号，地位是不低了，可是作為禅僧，奔走各割據者間，獻詩讨喜歡，還象個禅僧麼？同時又一詩僧齊己，本是佃戶胡氏子，七歲為寺院牧牛，用竹枝畫牛背為詩常得好句，寺僧驚奇，勸令落發為僧。
齊己與湖南割據者豢養的諸名士唱和，聲名頗高，割據者加以優禮，封為僧正。
齊己自稱愛樂山水，懶谒王侯，作詩雲，“未曾将一字，容易谒諸侯。
”當了僧正，還說懶谒王侯，無非是欺人而已。
皎然《詩式》說，“詩人意立，變化無有依傍，得之者懸解其間”。
這是心得之談，僧人如果不忘記自己是僧人，詩是不會做好的。
因為依傍着佛，不能立自己的意，所作詩自然類偈頌，索然寡味。
例如寒山、拾得、龐蘊等人詩，滿篇佛氣，不失佛徒身份，但去詩人卻很遠。
高藝僧--唐代宗時長沙有僧懷素，以草書馳名當世。
懷素曆引顔真卿等名士稱谀的辭句作自叙一篇，顯然是好名的僧人。
貫休長于水墨畫，曾為杭州衆安橋張氏藥店畫羅漢一堂，奇形怪狀，人不象人，與普通體制不同。
唐德宗時長安莊嚴寺僧善本，彈琵琶其妙入神。
長安慈恩寺老僧秘密培養深紅牡丹，一叢有花數百朵。
僧徒原是遊手閑人，有一藝擅長，得免閑人的惡名，比空弄口舌的禅宗祖師光榮得多。
茶酒僧--《封氏聞見記》說，唐玄宗開元年間，泰山靈岩寺有降魔師大興禅教，學禅的方法主要是不睡，又不吃晚餐，隻許飲茶。
禅僧各自備茶葉，到處煎煮。
從此飲茶成為風俗。
自山東到長安，大小城市多開店鋪賣茶供客，不問僧俗，投錢取飲。
茶葉從江淮運來，色額甚多。
相傳陸羽著《茶經》，首創煎茶法。
照《聞見記》所說，開元時禅僧已盛行飲茶，陸羽是店德宗時人，又生長在僧寺中，《茶經》記載貴族式飲茶法，正反映閑居無事的禅僧，至少在飲茶一事上與高級地主過着同樣的優閑生活。
飲酒是五戒之一，天竺僧律禁止甚嚴。
禅宗廢棄戒律多有酒僧，如《五代詩話》載詩僧可朋，自稱醉髡，作詩千餘篇，号《玉壘集》。
又釋法常酷嗜酒，整天沉醉熟睡。
他經常勸人飲酒，說，“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财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蕩焉，其樂可得而量也”。
僧徒公然稱頌飲酒，與魏晉玄言家有何區别？無非說明唐五代禅學與魏晉玄學都是腐朽社會的産物。
禅學是莊周思想的一種表現形式，莊周怕死，無可奈何，隻好勉強寬慰自己，聽任自然。
佛教也是怕死，妄想修煉成什麼果（包括佛果），靈魂永遠享樂。
天竺傳來佛教，宗派盡管不同，妄想卻完全一緻。
禅學含有較多的莊周思想，對妄想發生疑慮，不敢肯定靈魂真能不死。
牛頭宗慧忠（所謂牛頭六祖）的法嗣遺則說他的心得是：“天地無物也，我無物也，雖無物，未嘗無物也。
此則聖人（佛）如影，百姓如夢，孰為生死哉。
至人以是能獨照，能為萬物主，吾知之矣”。
既然我與天地都是無物，怎末又說未嘗無物。
明明有生有死，卻硬說是影是夢，把死看作影滅夢醒，借以消除對死的恐怖。
聖人和百姓，都不能免死，何必多此一番紛擾，自欺又欺人，歸根還不是影與夢同樣要死。
南宗大師雲門宗創始人文偃作《北邙行》一篇，不象遺則那樣自稱吾知之矣，他在詩中描寫死的不可逃避，如說，“前山後山高峨峨，喪車辚辚日日過”。
又說，“世間何物得堅牢，大海須彌竟磨滅。
人生還如露易晞，從來有會終别離”。
全詩以“安得同遊常樂鄉（淨土），縱經動火無生死”兩句作結，也就是承認并無不死的方法。
佛教徒自誇佛法解決生死大事，比儒學道教都高妙，禅宗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尤稱直截快速。
無奈騙木終究不能持久，騙子終究要被事實揭穿。
懶殘（饞）和尚歌：“我不樂生天，亦不愛福田，饑來吃飯，困來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
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衲，腳着娘生褲。
莫謾求真佛，真佛不可見。
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山雲當幕，夜月為鈎，卧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處，更複何憂！”懶饞二字足以說明佛教的寄生性。
因為禅師把佛教本質看作懶饞二字，所有戒律和經論都是裝飾品，直截揭出本質來，誰還苦修求不可見的佛？宣鑒禅師說，“老胡（釋迦）經三大阿僧隻劫，即今何在？八十年後死去，與你何别？”釋迦被看成與普通人無别，整個騙局破壞無遺了。
有些禅師雖然已經看穿了騙局，但仍要保存已破的騙局來欺人，自己卻不願再受欺，因此，言行相違，步步行有，口口談空，教人撥無因果，宣稱“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淫無妨般若”。
這些話見于南宋初臨濟宗禅師宗果的語錄中，其實，寒山詩已說“又見出家兒..愚癡愛财色”等句，拾得詩也說“我見出家人，總愛吃酒肉”，又說“我勸出家輩，辄莫染貪淫”。
足見唐時禅僧早就飲酒食肉貪财貪色。
禅僧如果在這個方向繼續前進，可以消滅佛教其他宗派，也可以消滅禅宗本身。
禅師如懷海等人，看到前途的危險，造出清規來約束僧衆，阻止祥宗的崩潰。
同時，禅宗的家族式組織，大有利于本宗勢力的擴大。
這些僧徒以父子兄弟叔侄等關系，互相援引，奔走官府，求得委任，在非禅宗的寺院裡充當住持，得充住持後，便父子相傳，變成禅宗的世襲财産。
第一個住持，即成這個寺的創業始祖。
道一門下被印可為一方宗主的入室弟子（法嗣）多至一百三十九人，他們依仗道一的聲勢，不難取得大小寺院作住持。
如此代代擴展，幾乎所有寺院都變成禅宗的寺院，例如天台國清寺，是天台宗的根據地，智觊四傳弟子玄覺轉為慧能弟子，成禅宗中人。
華嚴宗大師宗密也轉成禅僧。
其他宗派因禅宗勢盛，自動投靠禅門的人大概不少。
唐武宗滅佛以後，各宗派大體歸于消滅，隻有禅宗卻興旺起來。
禅宗相繼成立五個宗派，最先是義玄（八六七年死）創臨濟宗，良價（音介jiè八六九年死）與弟子本寂（九?三年死）創曹洞宗。
靈祐（八五三年死）與弟子慧寂（八八九年死）創沩仰宗，以上都在唐亡以前。
五代時文偃（九四九年死）創雲門宗，文益（九五七年死）創法眼宗。
五宗中隻有臨濟宗在河北，其餘四宗都在南方。
九五九年周世宗滅佛，臨濟宗在北方依然盛行。
南方諸國，如閩國主王審知，吳越國主錢镠父于，南唐國主李昪、李煜、李煜等都崇信禅教。
亂離之世，很多人需要宗教來麻醉自己，禅宗是适合中國士大夫口味的宗教，因之能夠比其他宗派保持較長的流傳。
柳宗元認為清規合于儒家的禮法，說明佛教教義經禅宗改造已經中國化，佛教戒律經懷海改造也中國化了。
宋真宗時，佛教徒楊億（臨濟宗徒衆）向朝廷呈進《百丈清規》，原來私定的清規從此取得合法地位，全國叢林無不遵行。
宋儒洛派大師程颢有一次遊定林寺，偶進僧堂，見到周旋步伐，威儀濟濟，伐鼓考鐘，内外靜肅，一坐一起，并合清規，歎為二代禮樂盡在此中。
這也說明清規是依據儒家禮儀改制的。
清規碑側有大衆同記五條，是清規的補充條例。
其中一條是所有投寺出家及幼年出家人都依歸院主一人，僧衆一概不得私收徒衆。
這樣，院主有權收徒弟，立法嗣，其他僧衆身死便了。
又一條是住寺徒衆不得内外私置錢谷。
僧衆生活完全依靠院主和寮司，不得不絕對服從院主。
又一條是台外及諸處不得置莊園田地。
台指寺院地界，地界外不得置莊園田地，足見地界内得置莊園田地，地界很寬，也可想見。
寺院有院主，有法律（清規），有百官（寮司），有臣民（僧衆），有土地，有嗣子（法嗣），院主俨然是個封建領主，在地界内擁有極大權力。
所謂一切皆空，從那裡說起！就是這個懷海，他的宗派特别發達，分出沩仰、臨濟兩個宗派，臨濟在兩宋流傳尤廣，與世俗間地主官僚結合在一起。
如楊億、夏竦、王安石、蘇轼、蘇轍、黃庭堅、張商英等人，或是名士，或是大官，哪個不是熱衷名利的世俗人，臨濟宗大師和他們談禅，并印可他們的心得，認作本宗俗弟子，事實上他們名利心熱不可耐，借禅宗空談，暫充清涼劑，好似口燥唇幹渴熱難忍的行路人，到汽水攤買瓶冰鎮汽水喝，連聲稱贊涼爽，攤主人便拉他們作知己，共同擺攤，借以擴大本宗派的聲望。
“口雖說空，行在有中”，禅宗就是這樣言行相反的一群騙子。
《百丈清規》以忠孝為思想内容，以家族為組織形式，使一群僧徒處于子孫的地位，受寺院主的族長統治。
清規前四章标題是祝厘、報恩（以上說忠）、報本、尊祖（以上說孝），完全仿效儒家口吻，可是儒家說孝，首先要娶妻生子，禅宗絕不敢提夫婦一倫，因之禅宗談的孝，在天竺佛教中是毫無根據的。
在儒家學理中也是不倫不類的。
碑側五條中還有一條更說明禅宗說教的虛僞性和脆弱性。
這一條是寺院地界内不得置尼台尼墳塔及客俗人家居止。
按照天竺佛教所宣揚的人世是火海、人身是毒器、死（涅槃）可愛、生可惡的怪僻觀點，僧徒不婚配不生子是被認為合理的。
禅宗提倡自由自在，但不敢突破天竺戒律，公開娶妻生子，尼台指尼寺，禅僧怕活尼，甚至死尼也怕。
客俗人家有婦女，禅僧也望而生畏，懷海親率弟子耕作，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訓條，僧徒依律不種地，怕殺傷蟲蟻，即殺七世父母，死後當入地獄。
懷海不怕地獄，卻怕尼姑和佃戶家婦女，禅學所講的一切，抵不過一個婦女，它的脆弱性是無可掩飾的。
禅僧怕婦女到如此地步，足見禅僧要求婚配何等迫切。
武則天集合弘忍門下大弟子神秀、玄約、慧安、玄赜，問：你們有欲否？神秀等都答無欲。
武則天又問智诜有欲否？智诜答有欲。
武則天問，何得有欲？智诜答，生則有欲，不生則無欲。
武則天認智诜答話較為老實，賜給他從慧能那裡取來的達磨袈裟。
南宗禅師盡管有勇氣否定十方諸佛，放棄大小乘戒律，敢于飲酒食肉（拾得詩，“我見出家人，總愛吃酒肉。
”），卻同神秀等一樣，沒有人承認有男女之欲，敢于公開娶妻，這不能證明他們确實無欲，隻能證明他們堅守封建領主的權利，決不讓别人有所借口來奪取。
（四）各式各樣的蛻化僧。
戒律規定了佛徒的面貌，遵守大竺僧律，中國僧徒成為天竺佛教的奴仆。
禅宗南宗不持天竺傳來的某些戒律，抛棄了天竺僧徒的怪僻面目，但禅宗是佛教的一個宗派，不可能真正脫離佛教，例如愛慕婦女又嚴禁接近婦女的怪僻戒律，至少在形式上，禅宗還是堅守的。
大概在《百丈清規》被各叢林采行以前，即唐中期後期及五代時期，禅宗僧徒的實際行動與世俗人幾乎沒有什麼區别。
下面舉出若幹事例，可以推知禅僧生活的一般情況。
孝僧--佛教自釋迦創始時起，根本不存在有儒家所謂孝的概念。
義淨論佛律與儒禮不同時說，“讀經念佛，具設香華，冀使亡魂托生善處，方成孝子，始是報恩，豈可泣血三年..不餐七日，始符酬恩者乎！斯乃重結塵勞，更嬰枷鎖..豈容棄釋父之聖教，逐周公之俗禮，号咷數月，布服三年者哉！”佛教因違反儒禮，遭受儒家的攻擊，儒家并用孝道來決定對佛教的态度。
柳宗元《送元暠師序》說得很清楚，因為元暠不敢忘孝，與儒禮合，所以接見他，作序送行，擡高他的社會地位。
某些禅信想從孝道取得聲譽，居然出現以孝得名的和向。
如希運禅師的弟子道縱，俗姓陳，織賣蒲鞋養母，時人号為陳蒲鞋。
又如道丕乞食養母，與母匿岩穴中避亂。
他立志為孝子，到戰場認亡父遺骸。
據道丕自稱，群骨堆中忽有骷髅跳出，轉到道丕面前，道丕負骨歸家，這是荒誕無稽之談，道丕卻因此孝聲大增。
原來佛教最重出家，俗塵愛網，一割兩斷，辭别父母，不願再見，即使相見，也要父母對子禮拜，子拜父母便犯戒律，堕入輪回，禅僧敢于行李取聲譽，對天竺佛教說來是一個重的打擊。
詩僧--做詩是文士求名的途徑，禅僧為了求名，多學作詩，《五代詩話》僧可朋條說：“南方浮屠，能詩者多矣”。
禅宗南宗主要在南方流行，因此詩僧多是禅僧。
詩僧奔走公卿之門，與進士求舉無異。
唐德宗時詩僧皎然上書包佶（音吉jí）中丞，推薦越僧靈徹，書中有“伏冀中丞高鑒深重，其進諸乎！其舍諸乎！靈徹玄言道理，應接靡滞，風月之間，亦足以助君子之高興也”等語。
一個遁入空門的僧人，自認是個助興者，求在大官門下陪侍助高興，雖然品格很低，但與天竺式僧徒相比，似乎還比較知道些羞恥。
天竺式僧徒，實際是統治者的助興物，口頭上卻狂妄自大，自尊為人天師。
與靈徹同時有道标，也以詩馳名公卿問，宋《高僧傳?道标傳》中列舉他的交遊，有宰相李吉甫、中書舍人白居易、隋州刺史劉長卿等數十人。
道标俗姓秦，是南朝大族，祖先都是儒生，有名鄉裡，道标廣交當代名人，不僅用詩作媒介，世俗門第也可能是一種憑借。
皎然詩名尤大。
他出身在沒落世族中，幼年出家，專心學詩，作《詩式》五卷，特别推崇他十世祖謝靈運。
中年參谒諸禅師，得心地法門。
他具備門第、詩篇、禅學三個條件，與朝中卿相及地方長官交遊。
他交結官府，說是借做詩來勸令信佛，其實願與僧徒交往的官員，大抵早就信佛，無待再勸，皎然無非借詩求名。
《因話錄》說他工律詩，曾求見韋應物，恐詩體不合，在船中作古體詩十數篇送給韋應物，韋應物全不稱賞，皎然很失望。
次日，寫舊制獻上，韋應物大加歎美，對皎然說，你幾乎喪失聲名，為什麼揣摩老夫的喜好，隐藏自己的長處。
皎然求名迫切，無異進士向名公獻書。
皎然死後，有文集十卷，宰相于煩作序，唐德宗敕與其文集藏于秘閣，這樣的遭遇，文士都覺得很光榮，皎然一生求名也就算是如願以償了。
唐末五代詩僧最著稱的有貫休與齊己。
貫休奔走藩鎮問，先谒吳越主錢镠，獻詩五章，每章八句，甚得錢镠賞識。
後谒荊州割據者成汭（音銳ruì），也頗蒙禮遇，後來被人誣告，成汭黜退貫休。
貫休投奔蜀主王建，王氏正在圖謀稱帝，招募四方名士，貫休來投，大得王氏優待，賜号為禅月大師。
一個禅僧取得大師稱号，地位是不低了，可是作為禅僧，奔走各割據者間，獻詩讨喜歡，還象個禅僧麼？同時又一詩僧齊己，本是佃戶胡氏子，七歲為寺院牧牛，用竹枝畫牛背為詩常得好句，寺僧驚奇，勸令落發為僧。
齊己與湖南割據者豢養的諸名士唱和，聲名頗高，割據者加以優禮，封為僧正。
齊己自稱愛樂山水，懶谒王侯，作詩雲，“未曾将一字，容易谒諸侯。
”當了僧正，還說懶谒王侯，無非是欺人而已。
皎然《詩式》說，“詩人意立，變化無有依傍，得之者懸解其間”。
這是心得之談，僧人如果不忘記自己是僧人，詩是不會做好的。
因為依傍着佛，不能立自己的意，所作詩自然類偈頌，索然寡味。
例如寒山、拾得、龐蘊等人詩，滿篇佛氣，不失佛徒身份，但去詩人卻很遠。
高藝僧--唐代宗時長沙有僧懷素，以草書馳名當世。
懷素曆引顔真卿等名士稱谀的辭句作自叙一篇，顯然是好名的僧人。
貫休長于水墨畫，曾為杭州衆安橋張氏藥店畫羅漢一堂，奇形怪狀，人不象人，與普通體制不同。
唐德宗時長安莊嚴寺僧善本，彈琵琶其妙入神。
長安慈恩寺老僧秘密培養深紅牡丹，一叢有花數百朵。
僧徒原是遊手閑人，有一藝擅長，得免閑人的惡名，比空弄口舌的禅宗祖師光榮得多。
茶酒僧--《封氏聞見記》說，唐玄宗開元年間，泰山靈岩寺有降魔師大興禅教，學禅的方法主要是不睡，又不吃晚餐，隻許飲茶。
禅僧各自備茶葉，到處煎煮。
從此飲茶成為風俗。
自山東到長安，大小城市多開店鋪賣茶供客，不問僧俗，投錢取飲。
茶葉從江淮運來，色額甚多。
相傳陸羽著《茶經》，首創煎茶法。
照《聞見記》所說，開元時禅僧已盛行飲茶，陸羽是店德宗時人，又生長在僧寺中，《茶經》記載貴族式飲茶法，正反映閑居無事的禅僧，至少在飲茶一事上與高級地主過着同樣的優閑生活。
飲酒是五戒之一，天竺僧律禁止甚嚴。
禅宗廢棄戒律多有酒僧，如《五代詩話》載詩僧可朋，自稱醉髡，作詩千餘篇，号《玉壘集》。
又釋法常酷嗜酒，整天沉醉熟睡。
他經常勸人飲酒，說，“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财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蕩焉，其樂可得而量也”。
僧徒公然稱頌飲酒，與魏晉玄言家有何區别？無非說明唐五代禅學與魏晉玄學都是腐朽社會的産物。
禅學是莊周思想的一種表現形式，莊周怕死，無可奈何，隻好勉強寬慰自己，聽任自然。
佛教也是怕死，妄想修煉成什麼果（包括佛果），靈魂永遠享樂。
天竺傳來佛教，宗派盡管不同，妄想卻完全一緻。
禅學含有較多的莊周思想，對妄想發生疑慮，不敢肯定靈魂真能不死。
牛頭宗慧忠（所謂牛頭六祖）的法嗣遺則說他的心得是：“天地無物也，我無物也，雖無物，未嘗無物也。
此則聖人（佛）如影，百姓如夢，孰為生死哉。
至人以是能獨照，能為萬物主，吾知之矣”。
既然我與天地都是無物，怎末又說未嘗無物。
明明有生有死，卻硬說是影是夢，把死看作影滅夢醒，借以消除對死的恐怖。
聖人和百姓，都不能免死，何必多此一番紛擾，自欺又欺人，歸根還不是影與夢同樣要死。
南宗大師雲門宗創始人文偃作《北邙行》一篇，不象遺則那樣自稱吾知之矣，他在詩中描寫死的不可逃避，如說，“前山後山高峨峨，喪車辚辚日日過”。
又說，“世間何物得堅牢，大海須彌竟磨滅。
人生還如露易晞，從來有會終别離”。
全詩以“安得同遊常樂鄉（淨土），縱經動火無生死”兩句作結，也就是承認并無不死的方法。
佛教徒自誇佛法解決生死大事，比儒學道教都高妙，禅宗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尤稱直截快速。
無奈騙木終究不能持久，騙子終究要被事實揭穿。
懶殘（饞）和尚歌：“我不樂生天，亦不愛福田，饑來吃飯，困來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
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衲，腳着娘生褲。
莫謾求真佛，真佛不可見。
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山雲當幕，夜月為鈎，卧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處，更複何憂！”懶饞二字足以說明佛教的寄生性。
因為禅師把佛教本質看作懶饞二字，所有戒律和經論都是裝飾品，直截揭出本質來，誰還苦修求不可見的佛？宣鑒禅師說，“老胡（釋迦）經三大阿僧隻劫，即今何在？八十年後死去，與你何别？”釋迦被看成與普通人無别，整個騙局破壞無遺了。
有些禅師雖然已經看穿了騙局，但仍要保存已破的騙局來欺人，自己卻不願再受欺，因此，言行相違，步步行有，口口談空，教人撥無因果，宣稱“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淫無妨般若”。
這些話見于南宋初臨濟宗禅師宗果的語錄中，其實，寒山詩已說“又見出家兒..愚癡愛财色”等句，拾得詩也說“我見出家人，總愛吃酒肉”，又說“我勸出家輩，辄莫染貪淫”。
足見唐時禅僧早就飲酒食肉貪财貪色。
禅僧如果在這個方向繼續前進，可以消滅佛教其他宗派，也可以消滅禅宗本身。
禅師如懷海等人，看到前途的危險，造出清規來約束僧衆，阻止祥宗的崩潰。
同時，禅宗的家族式組織，大有利于本宗勢力的擴大。
這些僧徒以父子兄弟叔侄等關系，互相援引，奔走官府，求得委任，在非禅宗的寺院裡充當住持，得充住持後，便父子相傳，變成禅宗的世襲财産。
第一個住持，即成這個寺的創業始祖。
道一門下被印可為一方宗主的入室弟子（法嗣）多至一百三十九人，他們依仗道一的聲勢，不難取得大小寺院作住持。
如此代代擴展，幾乎所有寺院都變成禅宗的寺院，例如天台國清寺，是天台宗的根據地，智觊四傳弟子玄覺轉為慧能弟子，成禅宗中人。
華嚴宗大師宗密也轉成禅僧。
其他宗派因禅宗勢盛，自動投靠禅門的人大概不少。
唐武宗滅佛以後，各宗派大體歸于消滅，隻有禅宗卻興旺起來。
禅宗相繼成立五個宗派，最先是義玄（八六七年死）創臨濟宗，良價（音介jiè八六九年死）與弟子本寂（九?三年死）創曹洞宗。
靈祐（八五三年死）與弟子慧寂（八八九年死）創沩仰宗，以上都在唐亡以前。
五代時文偃（九四九年死）創雲門宗，文益（九五七年死）創法眼宗。
五宗中隻有臨濟宗在河北，其餘四宗都在南方。
九五九年周世宗滅佛，臨濟宗在北方依然盛行。
南方諸國，如閩國主王審知，吳越國主錢镠父于，南唐國主李昪、李煜、李煜等都崇信禅教。
亂離之世，很多人需要宗教來麻醉自己，禅宗是适合中國士大夫口味的宗教，因之能夠比其他宗派保持較長的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