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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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悄悄上升，成為愛。
在他和我為一個概念争執的時候，或許，在許多人在場時他淡淡地隔着人叢向我一領颌，有一種骨血親情才有的淡泊。
我在類似的時刻會意識到我們間頗美好的内心往來。
我總是在系裡每周四十五分鐘的教學會上，遠遠地，讓他看到我的眼睛。
而在夜半，一樓的學生教師撤光了，清潔工推着工具車一層樓一層樓地上來，我競讓舒茨找見了我的眼睛并讓他許久地掌握着它們。
這是不意中闖下的禍。
根本不應該接過酒杯。
在他打開腳邊的櫃門，一摞文件坍塌出來，他的手搆出這瓶一九八八年的紅葡萄灑的當口，就該道個别。
倒不是特别怕闖禍的後果。
車窗把小站上的燈光甩人，田野裡稻子成熟的味道從窗縫進入。
我倒不特别怕，也不懂該怕什麼。
我們恐懼着我們所向往的。
我們不是怕刀，是怕我們心底下以刀去傷人或自傷的秘密向往。
恐高病不是恐高，是恐俱我們天生具有而從不被認識的堕落欲望。
或讓别人去堕落的欲望。
取而代之的往往是你朝山澗裡投一塊石頭，聽着那墜落的經過，最終聽見一個象征的你，或者一部分的你墜進湍急的澗溪。
你感到釋然和緩解。
不知哪兒來的一陣興奮，一股壓力，讓我急于知道事情會不會被惹大。
我見車窗外的白光浪濤一樣打在他臉上。
那是我信賴和崇拜的面目，非得去愛慕他，這不是十一歲的女孩子可以選擇的。
燈光把全部的陰影塑出來，眼眶的兩個洞窟，顴骨下的空蕩，微突的牙床。
一個人經過死亡的形狀塑出來了。
我推脫。
酒杯很玄地在我們的掙紮中傾過來傾過去，他一把取締它，擱在身後的辦公桌上。
人們第二天會看見銀灰地毯上可疑的紫紅痕迹。
他發出“嗯？嗯？”的輕柔誘導聲，征得我的同意。
一切都結束在清潔工走進來之前。
我穿着及腳面的長裙，裙裾拂下來，又完好如初。
他在我身後取下衣帽鈎上的大衣和圍巾，我突然決定不與他同路。
這之後的同路會一塌糊塗。
我急匆匆走過處處有煙頭灼眼的走廊地毯，走過所有空的教室，千姿百态的空桌椅在白色日光燈中發出回聲，他喊着我的名字追來。
要我戴上他的手套和圍脖。
電梯裡走出推車的清潔工。
車輪子轟轟地輾過地毯，小夥子哼着永遠的墨西哥小夜曲，向舒茨教授和我問晚安。
我和他都忘了捺鍵鈕，電梯一直下行，到地下室去了。
這個一百多年曆史的學校有個一百多年前的地下室，很少有人知道它。
門打開得特别慢，這樣“刷……”一下。
我們都不說話了：電梯門外是個昏暗迷亂的巨大場地，堆着許多年許多年的垃圾，層層疊疊的殘疾課椅。
我們都沒想到這幢樓會有如此的底部。
好半天我倆才想起捺鍵鈕，讓電梯載我們回升。
如果時間到了請打斷我。
已經過了？…… 你太體諒了。
好的，我一定。
差點忘記——你讓我記下的心裡閃過的念頭。
不全。
我畫得很糟。
我是你今天最後一個訪者嗎？ 我得告訴你這件事了，它是我父親，賀叔叔，我，我母親，我們生活中标着最醒目記号的事。
就是那個耳光。
我或許已經提到過，或許沒有。
我印象中，我父親和賀叔叔是誰也離不開誰的朋友。
離不開是他們友情的根本。
比“好”、“親密”要深沉得多，類似生物概念的相互寄生。
從達爾文進化論派的心理學觀點來看，人和一切生物間的依存關系，是相互的開發利用、相互投資，一切生命間被視為價值的，是可開發可投資的潛能。
友情和愛情，都是以開發和投資為主導的。
你們都知道中國大陸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發生了什麼。
文化大革命。
前面要加上“史無前例”“無産階級”。
沒有目睹的人想象它是個巨型卡通片，億萬人的動作，行走，揮拳頭都特征化得成了卡通，滑稽的快，缺乏來由和邏輯。
既然你們大緻了解文革中的中國人幹了些什麼，我就不多介紹。
隻摘取那十年中的一兩個細部，給你看是個傍晚，很好的一個傍晚。
初夏的風哆嗦着白楊葉片。
批鬥會的标語從一棵楊樹牽到另一棵楊樹上，組成一個排樓狀。
賀一騎三個字被縛在紅色歪斜的十字架上。
場景就是這樣。
指控太多了。
其中之一是“反動作家”。
批判會場是木闆搭成的臨時舞台，沒人可鬥時它也不荒着，十五六歲或五六十歲的紅衛兵在上面唱歌、跳舞。
這樣一個舞台。
這樣高高架在“藝術家協會”紅磚大樓的門口。
賀叔叔胸前垂吊着有他名字的木牌，長久的鞠躬。
被他領導過的藝術家們一個個上台去，朗讀講稿，不斷伸出食指，措向舞台中央的賀叔叔。
賀叔叔仍是他幾年前在朗誦會上的那身海軍藍，鈕扣丢了兩顆，前襟被鼻子流出的血塗黑一片。
幹淨筆直的頭路沒了。
就是一半留發，一半剃秃。
外形不美，心理上十倍的不
在他和我為一個概念争執的時候，或許，在許多人在場時他淡淡地隔着人叢向我一領颌，有一種骨血親情才有的淡泊。
我在類似的時刻會意識到我們間頗美好的内心往來。
我總是在系裡每周四十五分鐘的教學會上，遠遠地，讓他看到我的眼睛。
而在夜半，一樓的學生教師撤光了，清潔工推着工具車一層樓一層樓地上來，我競讓舒茨找見了我的眼睛并讓他許久地掌握着它們。
這是不意中闖下的禍。
根本不應該接過酒杯。
在他打開腳邊的櫃門，一摞文件坍塌出來，他的手搆出這瓶一九八八年的紅葡萄灑的當口，就該道個别。
倒不是特别怕闖禍的後果。
車窗把小站上的燈光甩人，田野裡稻子成熟的味道從窗縫進入。
我倒不特别怕，也不懂該怕什麼。
我們恐懼着我們所向往的。
我們不是怕刀，是怕我們心底下以刀去傷人或自傷的秘密向往。
恐高病不是恐高，是恐俱我們天生具有而從不被認識的堕落欲望。
或讓别人去堕落的欲望。
取而代之的往往是你朝山澗裡投一塊石頭，聽着那墜落的經過，最終聽見一個象征的你，或者一部分的你墜進湍急的澗溪。
你感到釋然和緩解。
不知哪兒來的一陣興奮，一股壓力，讓我急于知道事情會不會被惹大。
我見車窗外的白光浪濤一樣打在他臉上。
那是我信賴和崇拜的面目，非得去愛慕他，這不是十一歲的女孩子可以選擇的。
燈光把全部的陰影塑出來，眼眶的兩個洞窟，顴骨下的空蕩，微突的牙床。
一個人經過死亡的形狀塑出來了。
我推脫。
酒杯很玄地在我們的掙紮中傾過來傾過去，他一把取締它，擱在身後的辦公桌上。
人們第二天會看見銀灰地毯上可疑的紫紅痕迹。
他發出“嗯？嗯？”的輕柔誘導聲，征得我的同意。
一切都結束在清潔工走進來之前。
我穿着及腳面的長裙，裙裾拂下來，又完好如初。
他在我身後取下衣帽鈎上的大衣和圍巾，我突然決定不與他同路。
這之後的同路會一塌糊塗。
我急匆匆走過處處有煙頭灼眼的走廊地毯，走過所有空的教室，千姿百态的空桌椅在白色日光燈中發出回聲，他喊着我的名字追來。
要我戴上他的手套和圍脖。
電梯裡走出推車的清潔工。
車輪子轟轟地輾過地毯，小夥子哼着永遠的墨西哥小夜曲，向舒茨教授和我問晚安。
我和他都忘了捺鍵鈕，電梯一直下行，到地下室去了。
這個一百多年曆史的學校有個一百多年前的地下室，很少有人知道它。
門打開得特别慢，這樣“刷……”一下。
我們都不說話了：電梯門外是個昏暗迷亂的巨大場地，堆着許多年許多年的垃圾，層層疊疊的殘疾課椅。
我們都沒想到這幢樓會有如此的底部。
好半天我倆才想起捺鍵鈕，讓電梯載我們回升。
如果時間到了請打斷我。
已經過了？…… 你太體諒了。
好的，我一定。
差點忘記——你讓我記下的心裡閃過的念頭。
不全。
我畫得很糟。
我是你今天最後一個訪者嗎？ 我得告訴你這件事了，它是我父親，賀叔叔，我，我母親，我們生活中标着最醒目記号的事。
就是那個耳光。
我或許已經提到過，或許沒有。
我印象中，我父親和賀叔叔是誰也離不開誰的朋友。
離不開是他們友情的根本。
比“好”、“親密”要深沉得多，類似生物概念的相互寄生。
從達爾文進化論派的心理學觀點來看，人和一切生物間的依存關系，是相互的開發利用、相互投資，一切生命間被視為價值的，是可開發可投資的潛能。
友情和愛情，都是以開發和投資為主導的。
你們都知道中國大陸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發生了什麼。
文化大革命。
前面要加上“史無前例”“無産階級”。
沒有目睹的人想象它是個巨型卡通片，億萬人的動作，行走，揮拳頭都特征化得成了卡通，滑稽的快，缺乏來由和邏輯。
既然你們大緻了解文革中的中國人幹了些什麼，我就不多介紹。
隻摘取那十年中的一兩個細部，給你看是個傍晚，很好的一個傍晚。
初夏的風哆嗦着白楊葉片。
批鬥會的标語從一棵楊樹牽到另一棵楊樹上，組成一個排樓狀。
賀一騎三個字被縛在紅色歪斜的十字架上。
場景就是這樣。
指控太多了。
其中之一是“反動作家”。
批判會場是木闆搭成的臨時舞台，沒人可鬥時它也不荒着，十五六歲或五六十歲的紅衛兵在上面唱歌、跳舞。
這樣一個舞台。
這樣高高架在“藝術家協會”紅磚大樓的門口。
賀叔叔胸前垂吊着有他名字的木牌，長久的鞠躬。
被他領導過的藝術家們一個個上台去，朗讀講稿，不斷伸出食指，措向舞台中央的賀叔叔。
賀叔叔仍是他幾年前在朗誦會上的那身海軍藍，鈕扣丢了兩顆，前襟被鼻子流出的血塗黑一片。
幹淨筆直的頭路沒了。
就是一半留發，一半剃秃。
外形不美，心理上十倍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