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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夢龍（1574一1646），字猶龍，又字公魚、子猶，别号龍子猶、墨憨齋主人、吳下詞奴、姑蘇詞奴、前周柱史，他使用的其他筆名還更多。
他出生于明後期萬曆二年。
這時在世界的西方正是文藝複興時期，與之遙相呼應，在我們這個有着幾千年文明的東方大國，也出現了許多離經叛道的思想家、藝術家。
李卓吾、湯顯祖、袁宏道等等一大批文人，以他們驚世駭俗的見解，鮮明的個性特色，卓絕的藝術成就，寫下了我國思想史、文學史上璀燦的篇章。
在這一批文人中，馮夢龍以其對小說、戲曲、民歌、笑話等通俗文學的創作、搜集、整理、編輯，為我國文學做出了獨異的貢獻。
他卒于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也就是清順治三年，終年七十三歲。
在這一年的前後，有許多很有成就的文學家，如淩蒙初（1644），侯峒曾、黃淳耀、黃道周、吳應箕、夏允彜、祁彪佳、劉宗周（1645），阮大钺、王思任（1646），楊廷樞、陳子龍、夏完淳（1647）等等，在戰亂中死去。
一場具有資本主義萌芽狀态的中國式的文藝複興在異族入侵的鐵蹄下夭折了。
馮夢龍是南直隸蘇州府吳縣籍長洲（今蘇州）人，出身名門世家，馮氏兄弟三人被稱為“吳下三馮”。
其兄夢桂是畫家，其弟夢熊是太學生，作品均已不傳。
馮夢龍自己的詩集今也不存，但值得慶幸的是由他編纂的三十種著作得以傳世，為我國文化寶庫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寶。
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還有《新列國志》、《增補三遂平妖傳》、《智囊》、《古今談概》、《太平廣記鈔》、《情史》、《墨憨齋定本傳奇》，以及許多解經、紀史、采風、修志的著作。
他一生有涉及面如此廣，數量如此多的著作，這除了和他本人的志趣和才華有關外，也和他一生的經曆密不可分。
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與封建社會的許多讀書人一樣，把主要精力放在誦讀經史以應科舉上。
他曾在《磷經指月》一書的《發凡》中回憶道：“不佞童年受經，逢人問道，四方之秘複，盡得疏觀；廿載之苦心，亦多研悟。
”他的忘年交王挺則說他：“上下數千年，瀾翻廿一史。
”然而他的科舉道路卻十分坎坷。
直到崇祯三年（1630），他五十七歲時，才補為貢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訓導，七年（1634）升任福建壽甯知縣。
四年以後回到家鄉。
在天下動蕩的局勢中，親曆了女真的蹂躏而郁郁去世。
縱覽他的一生，雖有經世治國之志，但他不願受封建道德約束的狂放，他對“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李卓吾的推崇，他與歌兒妓女的厮混，他對俚詞小說的喜愛……都被理學家們認為是品行有污、疏放不羁，而難以容忍。
因而，他隻得長期沉淪下層，或舌耕授徒糊口，或為書賈編輯養家。
也正因為如此，不但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也奠定了他中國出版史上的崇高地位——這一點，我們至今研究、認識得還很不夠，如果沒有他的辛勤勞作和超出同時代人眼光百倍的見識，那些到明代已散佚殆盡的宋元話本以及在民間流傳的歌謠、笑話、戲曲，都将自生自滅，使文學史上留下大段大段的空白。
馮夢龍的這些工作成就，實可與孔子删定《詩經》的意義并肩媲美！ 馮夢龍所編纂的這些書，從出版學的角度來看，有一個共同的重要特點，就是注重實用。
他的那些記錄當時曆史事件的著作在當時具有很強的新聞性；他的那些解說經書的輔導教材受到習科舉的士子們的歡迎；他的那些供市井細民閱讀的拟話本、長篇說部、小說類書，以及劇本民歌、笑話等有更大的讀者群，為書商帶來了巨大的利潤。
這使得馮夢龍的編輯工作，具有一定的近代市場經濟下的出版業的特色。
在《智囊》一書中，也充分體現了這些特點。
《智囊》、《古今談概》、《情史》三部書，可謂馮夢龍在“三言”之外的又一個“三部曲”系列的小說類書。
《智囊》之旨在“益智”、《古今談概》之旨在“療腐”、《情史》之旨在“情教”，均表達了馮夢龍對世事的關心。
而《智囊》是其中最具社會政治特色和實用價值的故事集。
他在《智囊叙》中說： 人有智，猶地有水；地
他出生于明後期萬曆二年。
這時在世界的西方正是文藝複興時期，與之遙相呼應，在我們這個有着幾千年文明的東方大國，也出現了許多離經叛道的思想家、藝術家。
李卓吾、湯顯祖、袁宏道等等一大批文人，以他們驚世駭俗的見解，鮮明的個性特色，卓絕的藝術成就，寫下了我國思想史、文學史上璀燦的篇章。
在這一批文人中，馮夢龍以其對小說、戲曲、民歌、笑話等通俗文學的創作、搜集、整理、編輯，為我國文學做出了獨異的貢獻。
他卒于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也就是清順治三年，終年七十三歲。
在這一年的前後，有許多很有成就的文學家，如淩蒙初（1644），侯峒曾、黃淳耀、黃道周、吳應箕、夏允彜、祁彪佳、劉宗周（1645），阮大钺、王思任（1646），楊廷樞、陳子龍、夏完淳（1647）等等，在戰亂中死去。
一場具有資本主義萌芽狀态的中國式的文藝複興在異族入侵的鐵蹄下夭折了。
馮夢龍是南直隸蘇州府吳縣籍長洲（今蘇州）人，出身名門世家，馮氏兄弟三人被稱為“吳下三馮”。
其兄夢桂是畫家，其弟夢熊是太學生，作品均已不傳。
馮夢龍自己的詩集今也不存，但值得慶幸的是由他編纂的三十種著作得以傳世，為我國文化寶庫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寶。
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還有《新列國志》、《增補
他一生有涉及面如此廣，數量如此多的著作，這除了和他本人的志趣和才華有關外，也和他一生的經曆密不可分。
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與封建社會的許多讀書人一樣，把主要精力放在誦讀經史以應科舉上。
他曾在《磷經指月》一書的《發凡》中回憶道：“不佞童年受經，逢人問道，四方之秘複，盡得疏觀；廿載之苦心，亦多研悟。
”他的忘年交王挺則說他：“上下數千年，瀾翻廿一史。
”然而他的科舉道路卻十分坎坷。
直到崇祯三年（1630），他五十七歲時，才補為貢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訓導，七年（1634）升任福建壽甯知縣。
四年以後回到家鄉。
在天下動蕩的局勢中，親曆了女真的蹂躏而郁郁去世。
縱覽他的一生，雖有經世治國之志，但他不願受封建道德約束的狂放，他對“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李卓吾的推崇，他與歌兒妓女的厮混，他對俚詞小說的喜愛……都被理學家們認為是品行有污、疏放不羁，而難以容忍。
因而，他隻得長期沉淪下層，或舌耕授徒糊口，或為書賈編輯養家。
也正因為如此，不但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也奠定了他中國出版史上的崇高地位——這一點，我們至今研究、認識得還很不夠，如果沒有他的辛勤勞作和超出同時代人眼光百倍的見識，那些到明代已散佚殆盡的宋元話本以及在民間流傳的歌謠、笑話、戲曲，都将自生自滅，使文學史上留下大段大段的空白。
馮夢龍的這些工作成就，實可與孔子删定《詩經》的意義并肩媲美！ 馮夢龍所編纂的這些書，從出版學的角度來看，有一個共同的重要特點，就是注重實用。
他的那些記錄當時曆史事件的著作在當時具有很強的新聞性；他的那些解說經書的輔導教材受到習科舉的士子們的歡迎；他的那些供市井細民閱讀的拟話本、長篇說部、小說類書，以及劇本民歌、笑話等有更大的讀者群，為書商帶來了巨大的利潤。
這使得馮夢龍的編輯工作，具有一定的近代市場經濟下的出版業的特色。
在《智囊》一書中，也充分體現了這些特點。
《智囊》、《古今談概》、《情史》三部書，可謂馮夢龍在“三言”之外的又一個“三部曲”系列的小說類書。
《智囊》之旨在“益智”、《古今談概》之旨在“療腐”、《情史》之旨在“情教”，均表達了馮夢龍對世事的關心。
而《智囊》是其中最具社會政治特色和實用價值的故事集。
他在《智囊叙》中說： 人有智，猶地有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