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霍布士的利維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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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使俗界政府能夠占了教會的上風。
亨利八世掌中握有以前任何英王不曾享有的大權。
但是在法國，宗教改革運動最初卻産生正相反的效果；夾在吉茲派和餘格諾派①中間，曆代國王幾乎毫無實權。
在霍布士寫書前不久，亨利四世和黎歇留奠定了君主專制的基礎，這在法國一直延續到大革命時代。
在西班牙，查理五世挫敗了議會，而腓立浦二世除對教會的關系外，也是專制君主。
不過在英國，清教徒将亨利八世的事業又一筆勾銷；他們的事業活動引起霍布士的這種想法：反抗主權者必定産生無政府狀态。
①16，17世紀時法國的新教徒稱“餘格諾”（theHuguenots）。
當時吉茲（Guise）将軍是舊教首領，所以舊教徒稱“吉茲派”。
——譯者 一切社會都面臨着無政府狀态和專制政治兩種危險。
清教徒，尤其是獨立教會派，深記專制政治的危險；相反，霍布士經曆了各種對抗的熱狂主義的鬥争，因此他讓對于無政府狀态的恐懼纏住了心。
在王政複辟後興起、而在1688年②後得勢的自由主義哲學家，這兩種危險都領悟到了；他們對斯揣弗和再洗禮派雙方都厭惡。
于是洛克有了權能分立說及“約制與均衡”說。
在英國，當國王還有威勢的時期，有過真正的權能分立；嗣後國會成了太上主宰，最終大權轉到内閣。
在美國，國會和最高法院能夠抵制現政府，就這個限度說來目下仍舊存在着約制與均衡。
在德國、意大利、俄國和日本，③政府更取得了超過霍布士認為适度的權力。
所以總的說，關于國家權力這一點，世界已經順着霍布士的心願走下來了；在這以前先有過一段很長的自由主義時期，至少從表面上看，世界是朝相反方向發展的。
盡管這次大戰的結局如此，看來很明顯，國家的職權必定繼續擴大，和國家對抗必定變得困難而更困難。
②即英國“光榮革命”的一年。
——譯者 ③注意本書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寫的。
——譯者 霍布士所提出的支持國家的理由，即國家是替代無政府狀态的唯一途徑，大體上講是個妥實的理由。
不過國家也可能像1789年的法國和1917年的俄國那樣，壞得讓人感覺暫時的無政府狀态倒比那樣的國家繼續下去還好。
并且，如果政府對反叛不存幾分畏懼，一切政府傾向暴政的趨勢便沒辦法遏制。
霍布士講的那種順從屈服的态度假使庶民真普遍采取了，政府會比現在更糟。
在政治範圍内是這樣：倘若可能，政府要竭力使其個人地位不可動搖；在經濟範圍内是這樣：政府要竭力假公濟私，養肥自己和一派同黨；在知識範圍内是這樣：政府要壓制每一個對政府的權力似乎有威脅的新發現或新學說。
我們所以不僅想到無政府狀态的危險，也考慮跟政府的全能化密切連帶着的不公平與僵化的危險，理由正在于此。
把霍布士和以前的政治理論家們作個對比，他的高明處顯露得清楚極了。
他完全擺脫了迷信；他不根據亞當和夏娃堕落人間時的遭遇發議論。
他論事清晰而合邏輯；他的倫理學說對也好錯也好，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東西，裡面沒使用任何暧昧含混的概念。
除開遠比他見識狹隘的馬基雅弗利，他是講政治理論的第一個真正近代的著述家。
他若有錯處，錯也出于過分簡單化，并不是因為他的思想基礎不現實、偏空想。
為這個緣故，他仍舊值得一駁。
撇開霍布士的形而上學或倫理學不去批評，有兩點是他的弱點。
第一是他總把國民利益作整體看，不言而喻地假定所有公民的大利害是一緻的。
馬克思把不同階級之間的沖突說成是社會變革的主要原因，霍布士并不領會這種沖突的重要性。
與此相關的一個假定是，君主的利益和臣民的利益大緻相同。
在戰時，尤其假若戰事激烈，各方的利益化為一緻；但是在和平時期，一個階級的利益與另一階級的利益之間，沖突可能大得很。
在這種勢态下，要說避免無政府狀态的上策就是提倡君主的絕對權力，這話決不盡然。
在分享權力方面作某種讓步，也許是防止内戰的唯一途徑。
根據當時英國的近期曆史，霍布士本來早該認清這一點了。
在另外一點上霍布士倡導的主義也過分狹隘，這點涉及不同國家間的關系問題。
在《利維坦》中，除談到國與國的不時帶有間歇期的戰争和征服以外，隻字未表示國家之間有任何關系。
按他的原理講，這種事情是由于不存在國際政府而産生的；因為各國間的關系仍舊處在自然狀态即一切人對一切人戰争的狀态之下。
隻要國際無政府狀态一天還存在，各個國家的效率提高決不見得就對人類有利益，因為這一來也就提高了戰争的兇暴和破壞性。
霍布士所舉的支持政府的一切理由假如妥當，支持國際政府也是妥當的。
隻要民族國家還存在，而且彼此打仗，唯有效率低下能保全人類。
缺乏防止戰争的任何手段卻改進各個國家的戰鬥素質，是一條通往全球毀滅的道路。
亨利八世掌中握有以前任何英王不曾享有的大權。
但是在法國，宗教改革運動最初卻産生正相反的效果；夾在吉茲派和餘格諾派①中間，曆代國王幾乎毫無實權。
在霍布士寫書前不久，亨利四世和黎歇留奠定了君主專制的基礎，這在法國一直延續到大革命時代。
在西班牙，查理五世挫敗了議會，而腓立浦二世除對教會的關系外，也是專制君主。
不過在英國，清教徒将亨利八世的事業又一筆勾銷；他們的事業活動引起霍布士的這種想法：反抗主權者必定産生無政府狀态。
①16，17世紀時法國的新教徒稱“餘格諾”（theHuguenots）。
當時吉茲（Guise）将軍是舊教首領，所以舊教徒稱“吉茲派”。
——譯者 一切社會都面臨着無政府狀态和專制政治兩種危險。
清教徒，尤其是獨立教會派，深記專制政治的危險；相反，霍布士經曆了各種對抗的熱狂主義的鬥争，因此他讓對于無政府狀态的恐懼纏住了心。
在王政複辟後興起、而在1688年②後得勢的自由主義哲學家，這兩種危險都領悟到了；他們對斯揣弗和再洗禮派雙方都厭惡。
于是洛克有了權能分立說及“約制與均衡”說。
在英國，當國王還有威勢的時期，有過真正的權能分立；嗣後國會成了太上主宰，最終大權轉到内閣。
在美國，國會和最高法院能夠抵制現政府，就這個限度說來目下仍舊存在着約制與均衡。
在德國、意大利、俄國和日本，③政府更取得了超過霍布士認為适度的權力。
所以總的說，關于國家權力這一點，世界已經順着霍布士的心願走下來了；在這以前先有過一段很長的自由主義時期，至少從表面上看，世界是朝相反方向發展的。
盡管這次大戰的結局如此，看來很明顯，國家的職權必定繼續擴大，和國家對抗必定變得困難而更困難。
②即英國“光榮革命”的一年。
——譯者 ③注意本書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寫的。
——譯者 霍布士所提出的支持國家的理由，即國家是替代無政府狀态的唯一途徑，大體上講是個妥實的理由。
不過國家也可能像1789年的法國和1917年的俄國那樣，壞得讓人感覺暫時的無政府狀态倒比那樣的國家繼續下去還好。
并且，如果政府對反叛不存幾分畏懼，一切政府傾向暴政的趨勢便沒辦法遏制。
霍布士講的那種順從屈服的态度假使庶民真普遍采取了，政府會比現在更糟。
在政治範圍内是這樣：倘若可能，政府要竭力使其個人地位不可動搖；在經濟範圍内是這樣：政府要竭力假公濟私，養肥自己和一派同黨；在知識範圍内是這樣：政府要壓制每一個對政府的權力似乎有威脅的新發現或新學說。
我們所以不僅想到無政府狀态的危險，也考慮跟政府的全能化密切連帶着的不公平與僵化的危險，理由正在于此。
把霍布士和以前的政治理論家們作個對比，他的高明處顯露得清楚極了。
他完全擺脫了迷信；他不根據亞當和夏娃堕落人間時的遭遇發議論。
他論事清晰而合邏輯；他的倫理學說對也好錯也好，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東西，裡面沒使用任何暧昧含混的概念。
除開遠比他見識狹隘的馬基雅弗利，他是講政治理論的第一個真正近代的著述家。
他若有錯處，錯也出于過分簡單化，并不是因為他的思想基礎不現實、偏空想。
為這個緣故，他仍舊值得一駁。
撇開霍布士的形而上學或倫理學不去批評，有兩點是他的弱點。
第一是他總把國民利益作整體看，不言而喻地假定所有公民的大利害是一緻的。
馬克思把不同階級之間的沖突說成是社會變革的主要原因，霍布士并不領會這種沖突的重要性。
與此相關的一個假定是，君主的利益和臣民的利益大緻相同。
在戰時，尤其假若戰事激烈，各方的利益化為一緻；但是在和平時期，一個階級的利益與另一階級的利益之間，沖突可能大得很。
在這種勢态下，要說避免無政府狀态的上策就是提倡君主的絕對權力，這話決不盡然。
在分享權力方面作某種讓步，也許是防止内戰的唯一途徑。
根據當時英國的近期曆史，霍布士本來早該認清這一點了。
在另外一點上霍布士倡導的主義也過分狹隘，這點涉及不同國家間的關系問題。
在《利維坦》中，除談到國與國的不時帶有間歇期的戰争和征服以外，隻字未表示國家之間有任何關系。
按他的原理講，這種事情是由于不存在國際政府而産生的；因為各國間的關系仍舊處在自然狀态即一切人對一切人戰争的狀态之下。
隻要國際無政府狀态一天還存在，各個國家的效率提高決不見得就對人類有利益，因為這一來也就提高了戰争的兇暴和破壞性。
霍布士所舉的支持政府的一切理由假如妥當，支持國際政府也是妥當的。
隻要民族國家還存在，而且彼此打仗，唯有效率低下能保全人類。
缺乏防止戰争的任何手段卻改進各個國家的戰鬥素質，是一條通往全球毀滅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