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公元十一世紀的教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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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于公元1088年）作為某種程度上的唯理主義者是饒有興趣的。
他主張理性高于權威，為了支持這種觀點，他引用了約翰·司各脫的理論，并使得約翰為此而遭到了死後的譴責。
貝隆嘎否定化體說，并為此兩次被迫撤消己說。
朗弗蘭在他的著作《論基督的血與肉》一書中曾駁斥了他的異端。
朗弗蘭生于帕維亞，曾習法律于勃羅納，并在後來成為第一流的辯證學者。
但他竟為神學而放棄了辯證法，從而進了諾曼底的貝克修道院，并在這裡主持一所學校。
征服者維廉于公元1070年任命他為坎特伯雷大主教。
聖安瑟勒姆有如朗弗蘭，不僅是意大利人，當過貝克修道院的僧侶，而且也作過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公元1093—1109），作為大主教，他追随格雷高裡七世的原則和國王發生了争執。
他成名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發明了有關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論證”。
他的持論有如下述：我們把“上帝”定義為最大可能的思維對象。
假如一個思維對象不存在，那末另外一個，和它恰恰相似，而确實存在的對象，是比它更加偉大的。
因此，一切思維對象的最偉大者必須存在，因為不然，就有可能還有一個更偉大的對象。
因此，上帝是存在的。
這個論證從來未被神學家所公認。
它首先受到當代的駁斥；以後便一直被人遺忘到十三世紀的下半葉。
托馬斯·阿奎那駁斥了它，從此阿奎那的論點便一直盛行于神學家當中。
但它在哲學家當中卻有着較好的運氣。
笛卡爾以稍加修改的形式複興了它；萊布尼茨認為通過一個補充證明上帝是可能的便可以使它變為有效。
康德認為他已把它一勞永逸地摧毀了。
然而在某種意義上，它卻構成黑格爾及其學派哲學體系的基礎，并重新出現在布萊得雷所說：“凡可能存在與必須存在的，就存在”這一原則之中。
顯而易見，具有這樣一段出色曆史的論證，無論其自身妥當與否，是應該予以重視的。
真正的問題在于：有沒有一件為我們想到的任何東西，僅憑我們能夠想到它這一事實即證明其存在于我們的思維之外，每個哲學家都會願意說：是，因為一個哲學家的工作與其說是憑借觀察毋甯說是憑借思維去發現有關世界的事物。
假如“是”是正确的回答，從純粹的思維到事物就有一道橋梁；假如不然，那麼二者中間就沒有什麼橋梁可言。
柏拉圖即以這個概括的形式應用一種本體論的論證來證明理念的客觀實在性。
但在安瑟勒姆以前卻從來無人以該論證赤裸裸的邏輯純潔性來闡述這個論證。
在獲得純潔性的同時它失掉了似真性①；然而這也還是安瑟勒姆的功績。
①似真性之原文為plausioility.——譯者 此外，安瑟勒姆的哲學主要導源于聖奧古斯丁，它從奧古斯丁那裡獲得了許多柏拉圖的因素。
他相信柏拉圖的理念，從這裡他推出有關上帝存在的另一證明。
通過新柏拉圖主義的論證，他聲稱不僅證明了上帝，而且還證明了三位一體。
（我們還記得普羅提諾哲學中有一個無法為基督徒認為正統教義的三位一體。
）安瑟勒姆認為理性從屬于信仰。
繼奧古斯丁之後他說“為了理解我相信”；他認為人無信仰就不能理解。
他說“上帝不是公義的而是公義”。
我們曾記得約翰·司各脫說過類似的話。
其共同的來源則出于柏拉圖。
聖安瑟勒姆有如以前的基督教哲學家們。
與其說屬于亞裡士多德的傳統，毋甯說屬于柏拉圖的傳統。
因此，他沒有在托馬斯·阿奎那體系中登峰造極的那種所謂“經院哲學的”明顯特征。
這種哲學不妨被認為是起始于羅塞林，這人和安瑟勒姆同時，但比安瑟勒姆年幼十七歲。
羅塞林标幟着一個新的開端，我在下章裡就要論及他。
當我們說，直到公元十三世紀為止的中世紀哲學主要屬于柏拉圖派的時候，我們應該記住，除了《蒂邁歐篇》的哲學片斷以外，人們隻是間接地，或再度間接地知道柏拉圖而已。
設若沒有柏拉圖，約翰·司各脫就不可能持有他所持有的見解，但他的大部分柏拉圖式的觀點卻來自僞狄奧尼修斯。
這個作者的年代已不可考，但他卻很可能是新柏拉圖主義者普洛克魯斯的弟子。
約翰·司各脫也還有可能從未聽說過普洛克魯斯或讀過一行普羅提諾。
除了僞狄奧尼修斯以外，中世紀中，柏拉圖主義的另一來源便是鮑依修斯。
這種柏拉圖主義在許多方面同一個近代學者直接從柏拉圖著作裡得來的有所不同。
它幾乎把與宗教無顯著關系的一切東西都删去了，并且在宗教哲學裡它更擴大并強調了某些方面而犧牲了其它方面。
普羅提諾早已對柏拉圖的觀點進行了這種改篡。
人們對于亞裡士多德的認識也是片斷的，然而其方向卻相反：直到公元十二世紀，為人們所知的全部亞裡士多德隻有鮑依修斯翻譯的《範疇論》和《正謬論》，因而亞裡士多德僅被認為是一個辯證家，而柏拉圖則僅被當作一個宗教哲學家兼理念學說的倡導者。
在中世紀末葉以上兩種偏見，尤其是關于亞裡士多德的觀點，逐漸得到了修正。
但有關柏拉圖的這一過程，卻要到文藝複興時才得以完成。
他主張理性高于權威，為了支持這種觀點，他引用了約翰·司各脫的理論，并使得約翰為此而遭到了死後的譴責。
貝隆嘎否定化體說，并為此兩次被迫撤消己說。
朗弗蘭在他的著作《論基督的血與肉》一書中曾駁斥了他的異端。
朗弗蘭生于帕維亞，曾習法律于勃羅納，并在後來成為第一流的辯證學者。
但他竟為神學而放棄了辯證法，從而進了諾曼底的貝克修道院，并在這裡主持一所學校。
征服者維廉于公元1070年任命他為坎特伯雷大主教。
聖安瑟勒姆有如朗弗蘭，不僅是意大利人，當過貝克修道院的僧侶，而且也作過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公元1093—1109），作為大主教，他追随格雷高裡七世的原則和國王發生了争執。
他成名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發明了有關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論證”。
他的持論有如下述：我們把“上帝”定義為最大可能的思維對象。
假如一個思維對象不存在，那末另外一個，和它恰恰相似，而确實存在的對象，是比它更加偉大的。
因此，一切思維對象的最偉大者必須存在，因為不然，就有可能還有一個更偉大的對象。
因此，上帝是存在的。
這個論證從來未被神學家所公認。
它首先受到當代的駁斥；以後便一直被人遺忘到十三世紀的下半葉。
托馬斯·阿奎那駁斥了它，從此阿奎那的論點便一直盛行于神學家當中。
但它在哲學家當中卻有着較好的運氣。
笛卡爾以稍加修改的形式複興了它；萊布尼茨認為通過一個補充證明上帝是可能的便可以使它變為有效。
康德認為他已把它一勞永逸地摧毀了。
然而在某種意義上，它卻構成黑格爾及其學派哲學體系的基礎，并重新出現在布萊得雷所說：“凡可能存在與必須存在的，就存在”這一原則之中。
顯而易見，具有這樣一段出色曆史的論證，無論其自身妥當與否，是應該予以重視的。
真正的問題在于：有沒有一件為我們想到的任何東西，僅憑我們能夠想到它這一事實即證明其存在于我們的思維之外，每個哲學家都會願意說：是，因為一個哲學家的工作與其說是憑借觀察毋甯說是憑借思維去發現有關世界的事物。
假如“是”是正确的回答，從純粹的思維到事物就有一道橋梁；假如不然，那麼二者中間就沒有什麼橋梁可言。
柏拉圖即以這個概括的形式應用一種本體論的論證來證明理念的客觀實在性。
但在安瑟勒姆以前卻從來無人以該論證赤裸裸的邏輯純潔性來闡述這個論證。
在獲得純潔性的同時它失掉了似真性①；然而這也還是安瑟勒姆的功績。
①似真性之原文為plausioility.——譯者 此外，安瑟勒姆的哲學主要導源于聖奧古斯丁，它從奧古斯丁那裡獲得了許多柏拉圖的因素。
他相信柏拉圖的理念，從這裡他推出有關上帝存在的另一證明。
通過新柏拉圖主義的論證，他聲稱不僅證明了上帝，而且還證明了三位一體。
（我們還記得普羅提諾哲學中有一個無法為基督徒認為正統教義的三位一體。
）安瑟勒姆認為理性從屬于信仰。
繼奧古斯丁之後他說“為了理解我相信”；他認為人無信仰就不能理解。
他說“上帝不是公義的而是公義”。
我們曾記得約翰·司各脫說過類似的話。
其共同的來源則出于柏拉圖。
聖安瑟勒姆有如以前的基督教哲學家們。
與其說屬于亞裡士多德的傳統，毋甯說屬于柏拉圖的傳統。
因此，他沒有在托馬斯·阿奎那體系中登峰造極的那種所謂“經院哲學的”明顯特征。
這種哲學不妨被認為是起始于羅塞林，這人和安瑟勒姆同時，但比安瑟勒姆年幼十七歲。
羅塞林标幟着一個新的開端，我在下章裡就要論及他。
當我們說，直到公元十三世紀為止的中世紀哲學主要屬于柏拉圖派的時候，我們應該記住，除了《蒂邁歐篇》的哲學片斷以外，人們隻是間接地，或再度間接地知道柏拉圖而已。
設若沒有柏拉圖，約翰·司各脫就不可能持有他所持有的見解，但他的大部分柏拉圖式的觀點卻來自僞狄奧尼修斯。
這個作者的年代已不可考，但他卻很可能是新柏拉圖主義者普洛克魯斯的弟子。
約翰·司各脫也還有可能從未聽說過普洛克魯斯或讀過一行普羅提諾。
除了僞狄奧尼修斯以外，中世紀中，柏拉圖主義的另一來源便是鮑依修斯。
這種柏拉圖主義在許多方面同一個近代學者直接從柏拉圖著作裡得來的有所不同。
它幾乎把與宗教無顯著關系的一切東西都删去了，并且在宗教哲學裡它更擴大并強調了某些方面而犧牲了其它方面。
普羅提諾早已對柏拉圖的觀點進行了這種改篡。
人們對于亞裡士多德的認識也是片斷的，然而其方向卻相反：直到公元十二世紀，為人們所知的全部亞裡士多德隻有鮑依修斯翻譯的《範疇論》和《正謬論》，因而亞裡士多德僅被認為是一個辯證家，而柏拉圖則僅被當作一個宗教哲學家兼理念學說的倡導者。
在中世紀末葉以上兩種偏見，尤其是關于亞裡士多德的觀點，逐漸得到了修正。
但有關柏拉圖的這一過程，卻要到文藝複興時才得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