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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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重，字茂會，江夏鐘武人。
父親李景，任秦州刺史、都亭定侯。
李重少時一愛一好學習，有文章辭彩；早年父母雙亡，同幾個弟弟居住，以友一愛一著稱。
二十歲當本國中正，謙讓沒有就職。
後來當始平王元勰的文學，上疏陳述九品之制道：“先王議定制度，根據時代不同而因循或改變，因循或改變的根據，隻求變得适宜。
九品制始于時局動亂的魏代，戰争年代的政治，确實并非治國而不改的法律。
檢點防範的方法變得瑣碎，驗證刑律的辦法失去實情，所以朝廷與民間的議論都說驅使人們改變風俗，弊病很大。
可等到議論改制時，又以為可疑。
我認為改變舊法創立新制，應當先全面了解通塞利害的道理，因為要制定實施，使體例暢通沒有阻滞也不容易。
古時候諸侯治國，封地有常，侯國有固定的君主，人們沒有其他期望，卿大夫世襲俸祿，仕人沒有越位的想法，臣屬也沒有越境的交往，上下政體牢固，人們的品行歸于厚道。
秦朝與此相反，廢除諸侯設置郡守，風俗淺薄便從此興起了。
漢朝改革舊弊，斟酌損益周、秦制度，建立了諸侯和郡守兩制，也讓分封的土地不變，管民政的地方官都各舉賢能，貢士憑鄉議任用，事情合乎聖典，可與三代比迹。
而今聖德興隆，光澤普照全國，萬民仰慕，欣慰自己遇到了太平盛世。
然而承繼魏氏凋弊的政權之後，優秀人才離散、逃亡，仕人沒有固定的朝廷任職，百姓沒有固定的住處，郎吏蓄養在軍府，豪右聚集在都邑，世事錯亂混雜，與古制不同。
所以九品制廢除之後，應該實行移徙之例，允許互相合并。
并申明貢舉之法，不讓它在各地泛濫，這樣，士族官吏的等級不用分自會平均，就連土斷法事實上也實行了。
另外，設置百官，應着眼于等級少任職久。
等級少，則人心安定；任職久，則政治教化成功，才能優劣顯現，這就是三代能直道而行的原因。
我以為選拔按九等之例，是當今要事，應該施行。
聖明的君王知道治理天下艱難，常常從容易的事做起，所以把政令放到民間去修改，這樣，平民百姓都是有司。
如果任命不當所任，事情沒有經過檢驗，那麼即使竭盡聰明才智，也不能使它安定。
由此看來，果真能讓二者都實行，就能人人想到返回本一性一，在鄉裡修養品行，浮華奢侈自然平息，謙恭禮讓就日益興隆了。
” 升任太子舍人，轉任尚書郎。
當時太中大夫恬和上表陳奏當辦的事，稱舉漢代孔光、魏代徐幹等人的觀點，讓王公貴族以下使用奴婢限定人數，以及禁止百姓變賣田産房屋。
中書同意，讓主管者制定條例。
李重上奏說：“先王的制度，士農工商各有所職，不改變他們的職業，以便人們生活富裕，各盡其力。
《尚書·周官》用土均法，經略土地用井田制，區分五類地形的物産和九等貢賦的序列，然後公私制度有規定，境内平均統一。
自從秦朝立田界，建郡縣制，古代的制度就已淪落。
到了漢朝、魏朝，因循舊法的蹤迹，王法中嚴格要求的，隻剩下服飾器物車馬有貴賤的區别，使人們不能越位比拟而搞亂尊卑等級罷了。
至于奴婢是私人财産，實際上都不曾為此限制過。
太康八年(287)的《己巳诏書》申明律令，所有的士卒百工以上，配備衣服車馬都不準違背禮制。
如果一縣在一年中有三家違犯，洛陽縣有十家以上違犯，就罷免該縣長官。
如同诏書的旨意，法律已經嚴明。
現在像恬和所陳奏稱舉孔光、徐幹的議論，就隻會使衰亂之世更加奢侈，是當今皇上的禍患。
如此說來，興盛的漢朝不議論這種制度，孔光等人制定卻沒有執行，并非疏漏或來不及，也不是有用而不實行。
大抵因為諸侯的法制已經失落，井田之制又未恢複，因而君王的法令不能約束人們的私行。
人們的田産房屋既然沒有一定限額，那麼奴婢的數量也就不應該限制數額，隻怕制定個空法令确實瑣碎又難以檢察。
現在聖明的制度，每每崇尚簡單易行，法律禁令已經具備，恬和的陳奏無所施行。
” 另外，司隸校尉石鑒上奏，郁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管轄的人，請求把他召回；尚書荀恺認為邊遠郡地不是人情所樂意的地方，上奏對介登降級任職。
李重反駁道：“我聽說立法沒有特例，因為要使衆人一齊檢舉邪惡，不是一定要另找事由開脫，常理是沒有什麼遺漏的。
因此所阻塞的少，所成全的多。
現在像介登這樣的遠郡很多，如果同意他降職留任，動辄成為準例，我擔心平庸之輩倚仗邊遠，必定會有貪一污納賄的憂患，這不是肅清王化、安甯邊域的辦法。
我以為應當依石鑒所奏，先召介登還
父親李景，任秦州刺史、都亭定侯。
李重少時一愛一好學習，有文章辭彩；早年父母雙亡，同幾個弟弟居住，以友一愛一著稱。
二十歲當本國中正，謙讓沒有就職。
後來當始平王元勰的文學，上疏陳述九品之制道：“先王議定制度，根據時代不同而因循或改變，因循或改變的根據，隻求變得适宜。
九品制始于時局動亂的魏代，戰争年代的政治，确實并非治國而不改的法律。
檢點防範的方法變得瑣碎，驗證刑律的辦法失去實情，所以朝廷與民間的議論都說驅使人們改變風俗，弊病很大。
可等到議論改制時，又以為可疑。
我認為改變舊法創立新制，應當先全面了解通塞利害的道理，因為要制定實施，使體例暢通沒有阻滞也不容易。
古時候諸侯治國，封地有常，侯國有固定的君主，人們沒有其他期望，卿大夫世襲俸祿，仕人沒有越位的想法，臣屬也沒有越境的交往，上下政體牢固，人們的品行歸于厚道。
秦朝與此相反，廢除諸侯設置郡守，風俗淺薄便從此興起了。
漢朝改革舊弊，斟酌損益周、秦制度，建立了諸侯和郡守兩制，也讓分封的土地不變，管民政的地方官都各舉賢能，貢士憑鄉議任用，事情合乎聖典，可與三代比迹。
而今聖德興隆，光澤普照全國，萬民仰慕，欣慰自己遇到了太平盛世。
然而承繼魏氏凋弊的政權之後，優秀人才離散、逃亡，仕人沒有固定的朝廷任職，百姓沒有固定的住處，郎吏蓄養在軍府，豪右聚集在都邑，世事錯亂混雜，與古制不同。
所以九品制廢除之後，應該實行移徙之例，允許互相合并。
并申明貢舉之法，不讓它在各地泛濫，這樣，士族官吏的等級不用分自會平均，就連土斷法事實上也實行了。
另外，設置百官，應着眼于等級少任職久。
等級少，則人心安定；任職久，則政治教化成功，才能優劣顯現，這就是三代能直道而行的原因。
我以為選拔按九等之例，是當今要事，應該施行。
聖明的君王知道治理天下艱難，常常從容易的事做起，所以把政令放到民間去修改，這樣，平民百姓都是有司。
如果任命不當所任，事情沒有經過檢驗，那麼即使竭盡聰明才智，也不能使它安定。
由此看來，果真能讓二者都實行，就能人人想到返回本一性一，在鄉裡修養品行，浮華奢侈自然平息，謙恭禮讓就日益興隆了。
” 升任太子舍人，轉任
當時太中大夫恬和上表陳奏當辦的事，稱舉漢代孔光、魏代徐幹等人的觀點，讓王公貴族以下使用奴婢限定人數，以及禁止百姓變賣田産房屋。
中書同意，讓主管者制定條例。
李重上奏說：“先王的制度，士農工商各有所職，不改變他們的職業，以便人們生活富裕，各盡其力。
《尚書·周官》用土均法，經略土地用井田制，區分五類地形的物産和九等貢賦的序列，然後公私制度有規定，境内平均統一。
自從秦朝立田界，建郡縣制，古代的制度就已淪落。
到了漢朝、魏朝，因循舊法的蹤迹，王法中嚴格要求的，隻剩下服飾器物車馬有貴賤的區别，使人們不能越位比拟而搞亂尊卑等級罷了。
至于奴婢是私人财産，實際上都不曾為此限制過。
太康八年(287)的《己巳诏書》申明律令，所有的士卒百工以上，配備衣服車馬都不準違背禮制。
如果一縣在一年中有三家違犯，洛陽縣有十家以上違犯，就罷免該縣長官。
如同诏書的旨意，法律已經嚴明。
現在像恬和所陳奏稱舉孔光、徐幹的議論，就隻會使衰亂之世更加奢侈，是當今皇上的禍患。
如此說來，興盛的漢朝不議論這種制度，孔光等人制定卻沒有執行，并非疏漏或來不及，也不是有用而不實行。
大抵因為諸侯的法制已經失落，井田之制又未恢複，因而君王的法令不能約束人們的私行。
人們的田産房屋既然沒有一定限額，那麼奴婢的數量也就不應該限制數額，隻怕制定個空法令确實瑣碎又難以檢察。
現在聖明的制度，每每崇尚簡單易行，法律禁令已經具備，恬和的陳奏無所施行。
” 另外，司隸校尉石鑒上奏，郁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管轄的人，請求把他召回；尚書荀恺認為邊遠郡地不是人情所樂意的地方，上奏對介登降級任職。
李重反駁道：“我聽說立法沒有特例，因為要使衆人一齊檢舉邪惡，不是一定要另找事由開脫，常理是沒有什麼遺漏的。
因此所阻塞的少，所成全的多。
現在像介登這樣的遠郡很多，如果同意他降職留任，動辄成為準例，我擔心平庸之輩倚仗邊遠，必定會有貪一污納賄的憂患，這不是肅清王化、安甯邊域的辦法。
我以為應當依石鑒所奏，先召介登還